那些绑住妻子的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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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声音，对我来说，是一个异常敏感、沉重又无法回避的词语，像一个多年的搭档，常在有意无意间闪进我的生活，并行在我的左右，并不时地对我的身体进行一些提醒式的敲击。三十岁之前，声音对我来说是美好的，舒畅的，即使有一些让人厌恶的声音，但它们总是短暂的，轻微的，不会在你的生活里停留太久。三十岁之后，声音在某种意义上就开始变得狰狞，分量越来越重，越来越沉，渐渐变成堵在心口的砖块。生活的秩序和顺畅会因为一些声音的嵌入而阵脚大乱，也会因为一些声音的突然缺席而空荡无序。
　　​​声音这个词，是通过妻子传给我和家人，继而像一场持续长久的病疾，无形，绵软，又质地铮铮，不由分说地笼罩在我们的周围。妻子的耳朵在接近三十岁的时候就有些聋了，很像一对悬挂在头两侧的模具。当我使用模具这个词来描述妻子的耳朵时，我的心里就有了一些真切的碎动，仿佛那儿真得碎掉了什么。那些穿过妻子的声音，那些碰撞在妻子身上被弹回的声音，那些停留在妻子身体里久久不肯出来的声音，那些时常围在妻子身旁烟魂不散的声音，渐渐乱作一团，像一些繁杂无章的绳子，胡乱地绑在了妻子的身上。声音像一层枷锁，锁住了她。她虚弱的身体里，常布满了蝉的叫声，在酷夏忧郁的气候里，扯牵在两棵不远不近的梧桐树之间。它们在那不停地晃荡着，从白天到黑夜，从黑夜到天明，妻子就在这样的蝉鸣中变得憔悴，变得情绪急躁，心神不安。另一种声音也盘踞在妻子的身体里，若有若无，那是一辆废旧的马车，在一条崎岖不平的土路上吱呀吱呀地说个不停，有时马车停了，吱呀的声音也断了，可在一个人的心里，它却从来就没有停过。而另外一些声音，它们就像古时的强盗一样，蒙面驱马，在妻子的身体里捣乱一番，又匆匆离去。
　　​​各种不和谐的声音渐渐汇聚在妻子的身体里，就像时光密不可分的匣柜，潜藏着看不见的锐利的刀锋，消磨她的耐心和本就不坚的意志。在漫长的岁月里，时光显示出它出人意料的重量，仿佛每一秒都在逼近妻子的头颅，试图从中抠出那些寄存在妻子身体中的密码。像一条方向不明的道路，妻子在仅存些许希望的情况下，无奈地走向未来。那条路上，我看到了泥泞，潮湿，黯淡。伴着这样的一条道路行走，我的心也和它一样，忧心忡忡，无所适从，不知怎样才能让它变得干净，畅明。为了解开这些乱成一团、甚至生锈的声音，妻子非常着急。她越急，这些声音就越慌乱，像一个麻团，最后再也分辨不出它们原本的发音体。我知道，妻子生命里的一扇门在渐渐关小，甚至有可能完全关闭，这是多么残酷的事情。妻子从小历尽磨难，十几岁丧父，年纪尚小就开始工作，担负起一个家庭的部分责任。
　　​​那一年，妻子在省医院封闭良好的测听室里做着听力检测，我站在三楼临南的一个窗子前，消磨着无奈焦虑的时光。那是一种揪人神经的等待。时间的读数以秒为单位，甚至更慢。我的脑中回荡起了家乡的情景：老家房檐上有着苔藓的青青的水滴，缓慢地滴落在有着砖缝的潮湿的地面上，妻子在某一瞬间变成了半透明的水滴，而我就是那片潮湿的有砖缝的地面？就在那样的等待中，一群鸽子在高大的楼房间飞来飞去，它们显然已经熟悉了这种近距离的飞翔，悠闲，安详，完全没有因飞翔空间的狭小而失意。它们毫不在意不远处有一个善意的偷窥者，正用一双内在的眼睛打量着它们。而在我身后的那个房间里，妻子也正在被一些机器所发出来的声音明目张胆地偷窥着，那其实是一场折磨。它们从以不同的方式深入妻子的耳朵，继而深入妻子的大脑和身体，偷取着它们想要的信息，而妻子在这些声音侵入时毫无知觉。一个测听在为她证明着什么，可我更害怕那更为糟糕的结果，我怕她再也承受不了一个不容否认的事实。
　　​几年前，在同一个地方，做着相同的测听。有时候，命运真是作弄人，让人在相同的路线上来来回回地跑动，而这些跑动既是无奈的，不可避免的，又是徒劳无益的。在我们离开家的时候，女儿的哭声跟了我们很远。那时她才两岁多，还是一个要妈妈的孩子。那是一个黄昏，夕阳还在别人家的屋顶上。我们就是望着那样的一个夕阳才背上远走时的行囊。那似乎是一个暗示，渗凉无奈的暗示，因为夕阳的颜色里有一种无法言说的白，很像一种破旧的灰尘，无法弥补，无法修复。就是在那样的夕阳中，我们踏上了进城的小路。冬天的植物似乎再也无力用清朗的叶子送我们一程。我和妻默默地踏着光秃秃的小路，女儿的哭声越来越远，最后连同夕阳一起消失在朦朦的夜色之中。
　　那个黄昏其实从来就没有从我的心底消失，相反，它更加清晰地照亮了我那一刻的记忆，那样的夕阳，那样的小路，那样的哭声，因为它所暗示的结果，是那样让人失望，又是那样不可回避，不可修复。我渐渐明白，有多少人能修复自己的命运，改变生命的航向？我们从小县城，到大一些的城市，最后到省城，到那些我们从来没有去过的地方，去找一个个我们不认识的人，去挤一趟趟陌生的班车，我和妻就像放在篮子里的两个不知未来的芋头，在生命的旅程中颠簸来颠簸去，有时候就差点散了骨架。
　　​​在我的记忆中，妻子呆在测听室里面的那段时间是异常漫长的，测听的声音偶尔从门缝里漏出来，撞在我沉重的胸口上，又弹落在光洁的地板上，滑到了走廊的另一边。我的胸口有一块堵了多年的砖，已经磨去了它常年的形状，质地，变成我身体中无处不在的一团旧棉纱，撕不开也扯不走。走廊里的时光几乎是凝滞的，每一秒钟都在叩打着我的心脏，它不仅仅在消磨着一个人的身体，更是在消磨着一个人的心智和神经。幸好还有一群鸽子，在这个人如蝼蚁、楼比林密的城市里，寻找着适度的空间。我的心里有了些宁静，无疑，这些鸽子已经在和一个城市共同呼吸，并从这个城市狭窄的空间中分割出了属于自己的那一部分，幸福地生活着。那一刻我却在祈祷，希望在我妻子狭小的听力空间中，也会有一些鸽子安静地飞翔。
　　​​世事并非人们所愿，大部分的结果处于人们愿望的侧面或背面。求医的过程其实是自我消磨的过程，尤其是那些难以治愈的疾病。当你像越来越细的磨针时，也就接近了对命运无奈认同后的平静。虽然那些绑在妻子身上的声音并没有多少消减，可在经过这些年后，她对它已经看得不那么重要了，尽管它们对于常人来说是那么重要。她用微笑对待生命给她安排的这些难以避免的障碍，人的一生会被一些声音囚禁，也会被另一些声音解放。此刻，在凌晨一点钟，我站在我和妻曾经求医的那个城市的五楼的窗口前，深深地朝南望去。窗外的寒风依旧在送达一个季节、一个区域多年不变的信息，黑暗依旧在窗帘上轻轻摆动。我要用内心涌动的所有黑暗中的力量向南眺望，穿过那些夜色中迷失的高楼，穿过高楼之外的无数的大山和丛林，抵达千里之外的一个不起眼的小县城和它的一幢居民楼，把一个临近四十的男人的气息，默默地送到两个人的身边。那是我的妻子和女儿。
　　（文/肖建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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