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主要国家自贸区外资准入政策对我国自贸区投资准入政策的启示

　　当前，全球范围内自贸区的数量不断增加，自贸区谈判涵盖议题快速拓展，自由化水平显著提高。我国在大力推进投资市场开放和外资管理体制改革的同时，有序推进以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模式开展谈判。在维护好我国作为投资东道国利益和监管权的前提下，为中国投资者＂走出去＂营造更好的市场准入和投资保护条件。投资自由化的主要举措就是放宽投资准入的限制，准入前国民待遇因而成为实行投资自由化最关键的措施。而准入前国民待遇和负面清单的外资管理模式己逐渐成为国际投资规则发展的新趋势。当今，发达国家间已在投资领域相互给予国民待遇。在实践上，也有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发展中国家实行准入前国民待遇。但由于涉及国内产业政策、国家经济安全等多方面因素，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实现了完全的准入前国民待遇。
　　实行投资自由化最关键的是国民待遇。而当前世界各国外资政策呈双向调整趋势。一方面，开放和促进投资仍然是各国外资政策的主导因素；另一方面，各国各种限制性措施和监管、审批程序在并不否定投资自由化原则的同时不断被各国采用。从目前的情况看，各国加强外资管理主要是基于以下考虑：保护国家的战略性产业及国家经济安全；某些行业外国资本过于集中，使本国产业的发展受损；在经历了一定时期的发展后，新兴市场国家开始重视产业发展的环保及社会因素，着手弥补监管漏洞。从全球来看，外资政策调控有二种方式：引入新的准入壁垒或强化甄别程序，制定更多的监管政策。一、主要国家自贸区的外资准入政策
　　世界主要发达国家的自贸区允许投资的领域范围一般都非常广泛，特别是很多国家和地区率先在区内放开一些服务业领域的投资准入。美国自贸区的外资准入政策是总体登记备案加个别安全审查，实行国家安全审查制度；日本的监管模式则不同，它是＂产业政策十禁止垄断法＂，在证券市场上表现为＂产业政策十禁止垄断法十证券投资方面的法律。＂其基本政策是对外资并购的规制从指导原则上服从于国家的产业政策；而新加坡自贸区欢迎外商企业投资，没有太多的限制。只是对危害社会安全的行业严加管制，如爆竹、国防工业等；韩国自贸区对外资并购的态度可以归纳为＂有条件的准入，有限制的开放＂。对外商投资基本采取申报制，实施市场准入管理，以把握资本流动动向；而欧洲主要国家自贸区基本上都是对内外资使用相同法律。都是以产业政策和反垄断法为基础，以证券法、公司法、外资政策和竟争政策作为规范外资并购的操作依据，以社会保障法、劳动法作为附加条件。二、对我国自贸区投资准入政策的启示
　　2013年我国上海自贸区出台了中国第一份外资准入的＂负面清单＂，清单采用了＂保留行业十特别管理措施＂结构；保留行业包括金融业、教育、文化、体育、娱乐业、信息传输、租赁和商业服务业、软件和信息服务、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特别管理措施有禁止类、限制类、外资股权规定和合资规定等。在我国市场经济环境不断完善，政府管理层的理论认识水平和实践把握能力大幅提升的情况下，现有的投资准入政策己明显滞后，需要与国际接轨。我国己经在多边和双边投资协议中承诺外资进入后的国民待遇，并且已经在外商投资法律政策调整中加以实施，所以今后的重点在于实施准入前国民待遇。借鉴美欧日等国的经验，我国既不宜过于强调＂东道国留权＂，也不能太过侧重＂投资者保护＂。未来我国的外资政策应按照＂中性外资政策＂的框架来构建，核心是国民待遇、公平的政策环境和竞争机会、规范的市场监管体系等。（一）、在负面清单的形式和要素上进一步和国际接轨
　　上海自贸区所施行的负面清单模式，与国际上双边、多边自由贸易协定中的＂不符措施＂和＂保留条款＂，在形式及要素方面仍有较大差距。关键问题还有保留条款的有效维护，对政府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有很高要求。因此，我国的负面清单管理模式要进一步优化，须牵动制度层面深化改革，与全球高标准贸易投资规则对接，将我国的国际投资准入管理模式，提升到跨大西洋贸易和投资协定和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的水平。这既符合国际标准，使外商更容易理解，也可以避免负面清单的保留行业及特别管理措施目录太细太长。（二）、总体开放宽松的外资准入政策
　　一是尽量减少投资的相关限制。在投资程序上，只要相关部门登记备案即可。二是尽量扩大允许投资的领域范围。在区内放开一些服务业领域的投资准入。三是外资实行国民待遇，允许外国公司投资且在法律上享有同等权利。（三）、维护外资准入政策的灵活性
　　当前我国产业发展和产业政策均处于不稳定、不成熟状态，随着形势的变化，有的产业会逐步放开，有的产业会施加限制，也可能会对新出现的敏感部门或新的经济活动领域施加限制。这种宏观调控使例外产业难以锁定。在放宽市场准入条件的同时，也可以相应设置一些保险闸，减小可能的冲击。如从整体上限制准入前国民待遇的适用范围，将某些要素排除在外，如特定的投资领域（公共事业）、特定的投资类型（主权财富基金投资）、特定的政策领域（税收措施）等，但设限的领域和措施应客观、可操作，否则试点准入前国民待遇就会失去意义。（四）、采取有效措施实现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
　　下一步，我国将立足改革开放大局和高质量发展要求，对标高标准国际贸易规则。一是推动相关省市政府加大向自贸区下放省级管理权限，尤其是投资审批、市场准入等权限。在自贸区全面实现＂证照分离＂，提升改革创新的系统集成性。扩大外资市场准入，提高制造业、服务业、农业开放水平，完善外商投资准入负面清单规则，全面实施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制度，发挥自贸区扩大开放试验田作用；二是实施好2019年版自贸区外商投资准入负面清单，加快调整完善相关法规。对贸易便利化创新、多式联运＂一单制＂改革等提出具体措施：在金融领域方面，取消证券公司、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期货公司、寿险公司外资股比限制；在制造业领域，放开商用车制造外资股比限制，取消禁止外商投资放射性矿产冶炼、加工和核燃料生产的规定；在交通运输领域，取消禁止外商投资空中交通管制的规定，同时调整了民用机场条目的规定；在医药领域，取消禁止外商投资中药饮片的规定；在教育领域，允许外商独资设立学制类职业教育机构；在农业领域，将小麦新品种选育和种子生产须由中方控股放宽为中方股比不低于34％；在基础设施领域，取消50万人口以上城市供排水管网的建设，经营须由中方控股的规定等。只有这样，才能实质性改善我国与自贸伙伴双向投资准入、在自贸区内积极稳妥推进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的各项试点，便利境内外主体跨境投融资；才能更好地与自由贸易伙伴货币合作，促进贸易投资便利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