姑娘们，为神马大人物只娶小清新

　　大人物不理睬你，并不是因为您没有价值，只是因为他没有认识到你的价值。姑娘，读书吧  大人物不为你装扮，您的感受无关紧要，一个自以为是还可有可无的小家伙，对，说的就是您。姑娘，读书吧  欣赏也罢诋毁也罢爱也罢恨也罢，全部都是您自作多情，您的漂亮脸蛋和性感大腿也不重要，因为大人物早就不缺少这个。姑娘，读书吧  大人物不理睬你，他只负责在丰盛的晚宴中找寻智慧与美貌，姑娘您要是不高兴，我就只能弱弱地问您一句：您有压舱石吗？姑娘，读书吧
　　解读：各位，越过松涛海浪头条号一不小心就把自己做成了女性挚友，这个有点尴尬，确实也有些出乎意料，完全是违背了越过松涛海浪头条号的创刊初衷，越过松涛海浪，彻骨的寒冷升腾起跳跃的火焰竟也能穿透所有的炼狱，这完全是严肃文学的风韵，好吧，要恰饭要啃红烧大肘子就必须要换一个思路，必须这样：  《约会指南杂志社》是越过松涛海浪的头条号自媒体指定读物，本刊立志于连载男女之事，致力于走地摊文学的线路，打造最精致的小众文化式样的严肃文学；不能这样：自欺欺人，对自己诚实才能对众生负责。下面要分享的是 连＂国学小师＂都不够的国学大师  季羡林的著作《我的人生信条：真实》，字里行间皆是季先生的品格和风骨——
　　一个人一生是什么样子，年轻时怎样，中年怎样，老年又怎样，都应该如实地表达出来。在某一阶段上，自己的思想感情有了偏颇，甚至错误，决不应加以掩饰，而应该堂堂正正地承认。我写我我写我，真是一个绝妙的题目；但是，我的文章却不一定妙，甚至很不妙。
　　每一个人都有一个＂我＂，二者亲密无间，因为实际上是一个东西。按理说，人对自己的＂我＂应该是十分了解的；然而，事实上却不尽然。依我看，大部分人是不了解自己的，都是自视过高的。这在人类历史上竟成了一个哲学上的大问题。否则古希腊哲人发出狮子吼：＂要认识你自己！＂岂不成了一句空话吗？
　　我认为，我是认识自己的，换句话说，是有点自知之明的。我经常像鲁迅先生说的那样剖析自己。然而结果并不美妙，我剖析得有点过了头，我的自知之明过了头，有时候真感到自己一无是处。
　　这表现在什么地方呢？拿写文章做一个例子。专就学术文章而言，我并不认为＂文章是自己的好＂。我真正满意的学术论文并不多。反而别人的学术文章，包括一些青年后辈的文章在内，我觉得是好的。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心情呢？我还没得到答案。
　　再谈文学作品。在中学时候，虽然小伙伴们曾赠我一个＂诗人＂的绰号，实际上我没有认真写过诗。至于散文，则是写的，而且已经写了六十多年，加起来也有七八十万字了。然而自己真正满意的也屈指可数。在另一方面，别人的散文就真正觉得好的也十分有限。这又是什么原因呢？我也还没得到答案。
　　在品行的好坏方面，我有自己的看法。什么叫好？什么又叫坏？我不通伦理学，没有深邃的理论，我只能讲几句大白话。我认为，只替自己着想，只考虑个人利益，就是坏。反之能替别人着想，考虑别人的利益，就是好。
　　为自己着想和为别人着想，后者能超过一半，他就是好人。低于一半，则是不好的人；低得过多，则是坏人。拿这个尺度来衡量一下自己，我只能承认自己是一个好人。我尽管有不少的私心杂念，但是总起来看，我考虑别人的利益还是多于一半的。至于说真话与说谎，这当然也是衡量品行的一个标准。我说过不少谎话，因为非此则不能生存。但是我还是敢于讲真话的。我的真话总是大大地超过谎话。因此我是一个好人。
　　我这样一个自命为好人的人，生活情趣怎样呢？我是一个感情充沛的人，也是兴趣不老少的人。然而事实上生活了八十年以后，到头来自己都感到自己枯燥乏味，干干巴巴，好像一棵枯树，只有树干和树枝，而没有一朵鲜花，一片绿叶。自己搞的所谓学问，别人称之为＂天书＂。自己写的一些专门的学术著作，别人视之为神秘。
　　年届耄耋，过去也曾有过一些幻想，想在生活方面改弦更张，减少一点枯燥，增添一点滋润，在枯枝粗干上开出一点鲜花，长上一点绿叶；然而直到今天，仍然是忙忙碌碌，有时候整天连轴转，＂为他人做嫁衣裳＂，而且退休无日，路穷有期，可叹亦复可笑！我这一生，同别人差不多，阳关大道，独木小桥，都走过跨过。坎坎坷坷，弯弯曲曲，一路走了过来。
　　我不能不承认，我运气不错，所得到的成功，所获得的虚名，都有点名不副实。在另一方面，我的倒霉也有非常人所可得者。因为敢于仗义执言，几乎把老命赔上。皮肉之苦也是永世难忘的。
　　现在，我的人生之旅快到终点了。我常常回忆八十年来的历程，感慨万端。我曾问过自己一个问题：如果真有那么一个造物主，要加恩于我，让我下一辈子还转生为人，我是不是还走今生走的这一条路？经过了一些思虑，我的回答是：还要走这一条路。但是有一个附带条件：让我的脸皮厚一点，让我的心黑一点，让我考虑自己的利益多一点，让我自知之明少一点。
　　在人的一生中，思想感情的变化总是难免的。连寿命比较短的人都无不如此，何况像我这样寿登耄耋的老人！我们舞笔弄墨的所谓＂文人＂，这种变化必然表现在文章中。到了老年，如果想出文集的话，怎样来处理这样一些思想感情前后有矛盾，甚至天翻地覆的矛盾的文章呢？这里就有两种办法。
　　在过去，有一些文人，悔其少作，竭力掩盖自己幼年挂屁股帘的形象，尽量删削年轻时的文章，使自己成为一个一生一贯正确，思想感情总是前后一致的人。我个人不赞成这种做法，认为这有点作伪的嫌疑。
　　我主张，一个人一生是什么样子，年轻时怎样，中年怎样，老年又怎样，都应该如实地表达出来。在某一阶段上，自己的思想感情有了偏颇，甚至错误，决不应加以掩饰，而应该堂堂正正地承认。这样的文章决不应任意删削或者干脆抽掉，而应该完整地加以保留，以存真相。
　　在我的散文和杂文中，我的思想感情前后矛盾的现象，是颇能找出一些来的。比如对中国社会某一个阶段的歌颂，对某一个人的崇拜与歌颂，在写作的当时，我是真诚的；后来感到一点失望，我也是真诚的。这些文章，我都毫不加以删改，统统保留下来。不管现在看起来是多么幼稚，甚至多么荒谬，我都不加掩饰，目的仍然是存真。
　　像我这样性格的一个人，我是颇有点自知之明的。我离一个社会活动家，是有相当大的距离的。我本来希望像我的老师陈寅恪先生那样，淡泊以明志，宁静以致远，不求闻达，毕生从事学术研究，又决不是不关心国家大事，决不是不爱国，那不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传统。
　　然而阴差阳错，我成了现在这样一个人。应景文章不能不写，写序也推托不掉，＂春花秋月何时了，开会知多少＂，会也不得不开。事与愿违，尘根难断，自己已垂垂老矣，改弦更张，只有俟诸来生了。这与我写一些文章有关。因写＂后记＂，触发了我的感慨，所以就加了这样一条尾巴。
　　在伦理道德的范畴中，谦虚一向被认为是美德，应该扬；而虚伪则一向被认为是恶习，应该抑。然而，究其实际，二者间有时并非泾渭分明，其区别间不容发。谦虚稍一过头，就会成为虚伪。我想，每个人都会有这种体会的。在世界文明古国中，中国是提倡谦虚最早的国家。
　　在中国最古的经典之一的《尚书·大禹谟》中就已经有了＂满招损，谦受益，时（是）乃天道＂这样的教导，把自满与谦虚提高到＂天道＂的水平，可谓高矣。从那以后，历代的圣贤无不张皇谦虚，贬抑自满。一直到今天，我们常用的词汇中仍然有一大批与＂谦＂字有联系的词儿，比如＂谦卑＂＂谦恭＂＂谦和＂＂谦谦君子＂＂谦让＂＂谦顺＂＂谦虚＂＂谦逊＂等等，可见＂谦＂字之深入人心，久而愈彰。我认为，我们应当提倡真诚的谦虚，而避免虚伪的谦虚，后者与虚伪间不容发矣。
　　可是在这里我们就遇到了一个拦路虎。什么叫＂真诚的谦虚＂？什么又叫＂虚伪的谦虚＂？两者之间并非泾渭分明，简直可以说是因人而异，因地而异，因时而异，掌握一个正确的分寸难于上青天。最突出的是因地而异，＂地＂指的首先是东方和西方。在东方，比如说中国和日本，提到自己的文章或著作，必须说是＂拙作＂或＂拙文＂。在西方各国语言中是找不到相当的词儿的。尤有甚者，甚至可能产生误会。
　　中国人请客，发请柬必须说＂洁治菲酌＂，不了解东方习惯的西方人就会满腹疑团：为什么单单用＂不丰盛的宴席＂来请客呢？日本人送人礼品，往往写上＂粗品＂二字，西方人又会问：为什么不用＂精品＂来送人呢？在西方，对老师，对朋友，必须说真话，会多少，就说多少。如果你说，这个只会一点点儿，那个只会一星星儿，他们就会信以为真；在东方则不会。这有时会很危险的。至于吹牛之流，则为东西方同样所不齿，不在话下。
　　可是怎样掌握这个分寸呢？我认为，在这里，真诚是第一标准。虚怀若谷，如果是真诚的话，它会促你永远学习，永远进步。有的人永远＂自我感觉良好＂，这种人往往不能进步。康有为是一个著名的例子。他自称，年届而立，天下学问无不掌握。结果说康有为是一个革新家则可，说他是一个学问家则不可。较之乾嘉诸大师，甚至清末民初诸大师，包括他的弟子梁启超在内，他在学术上是没有建树的。总之，谦虚是美德，但必须掌握分寸，注意东西。
　　在东方谦虚涵盖的范围广，不能施之于西方，此不可不注意者。然而，不管东方或西方，必须出之以真诚。有意的过分的谦虚就等于虚伪。
　　现在在某些比较正式的文件中，在我头顶上也出现＂国学大师＂这一灿烂辉煌的光环。这并非无中生有，其中有一段历史渊源。约莫十几二十年前，中国的改革开放大见成效，经济飞速发展。文化建设方面也相应地活跃起来。
　　有一次在还没有改建的大讲堂里开了一个什么会，专门向同学们谈国学，中华文化的一部分毕竟是保留在所谓＂国学＂中的。当时在主席台上共坐着五位教授，每个人都讲上一通。我是被排在第一位的，说了些什么话，现在已忘得干干净净。《人民日报》的一位资深记者是北大校友，＂于无声处听惊雷＂，在报上写了一篇长文《国学热悄悄在燕园兴起》。从此以后，其中四位教授，包括我在内，就被称为＂国学大师＂。他们三位的国学基础都比我强得多。他们对这一顶桂冠的想法如何，我不清楚。
　　我自己被戴上了这一顶桂冠，却是浑身起鸡皮疙瘩。这情况引起了一位学者（或者别的什么＂者＂）的＂义愤＂，触动了他的特异功能，在杂志上著文说，提供国学是对抗马克思主义。这话真是石破天惊，匪夷所思，让我目瞪口呆。一直到现在，我仍然没有想通。
　　说到国学基础，我从小学起就读经书、古文、诗词。对一些重要的经典著作有所涉猎。但是我对哪一部古典，哪一个作家都没有下过死工夫，因为我从来没想成为一个国学家。后来专治其他的学术，浸淫其中，乐不可支。除了尚能背诵几百首诗词和几十篇古文外；除了尚能在最大的宏观上谈一些与国学有关的自谓是大而有当的问题比如天人合一外，自己的国学知识并没有增加。
　　环顾左右，朋友中国学基础胜于自己者，大有人在。在这样的情况下，我竟独占＂国学大师＂的尊号，岂不折煞老身（借用京剧女角词）！我连＂国学小师＂都不够，遑论＂大师＂！
　　为此，我在这里昭告天下：请从我头顶上把＂国学大师＂的桂冠摘下来。
　　文章到这里就结束了，本文有点长，各位受累了，我是喜欢长话短说的，不过，季羡林先生的文章还是很应景的，毕竟这世界上的大师是太多了点，掺水的东西看得多了，免不了就会反胃，啊，不能再多说了。亲爱的朋友们，您读懂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