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军望城轶事（连载四）

　　作者/沙军
　　（四）
　　在我上小学之后，我们家就搬到了小操场南边东头训练部住的小楼里。一共4户人家，楼上住的我们家和冯学谦叔叔家，楼下住的是侯云奇伯伯和宫本江伯伯家。也就是这个时间开始，南昌步校随着社会时代一起走进了翻江倒海、人仰马翻的岁月。
　　在我们还没有进入二年级的时候，有一天老师放下课本，带着我们开始批判＂三家村＂。我们当时根本搞不懂这是个什么村？哪里的村？但却常听老师讲到，邓拓、吴晗、廖沫沙三个人的名字。之后没多久，学校就贴出了大字报，老师之间也开始发生辩论，还有少数高年级的同学参加了进去。
　　那天我们到学校，突然发现班主任老师神色十分紧张，一副眼镜后面，露出一种让人害怕的惊恐目光。在教室里显得十分局促，后来看到不知是谁在她的衣服背上糊上了一张大字报。班主任老师是步校干部的家属，给我们的印象比较内敛、很有文化。大字报贴到老师衣背上，一下子把全班都搞懵了，似乎人人都有一种不祥之感。
　　接着学校又贴出了许多批判刘胜塘校长的大字报，还有老师和学生嚷嚷着要罢课串连。往日学校里清脆的课铃声、朗朗的读书声、课外的欢笑声，被一种混乱给淹没着。也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我们渐渐地停课了。
　　应该说这也开启了共和国中我们这代同龄人今后半个多世纪里最奇特、最折腾、最不可捉摸、最艰辛的时代。
　　1966年的夏天来得特别早，刚过5月，雨水还没有停，天气就燥热起来。与火热的夏天一样，革命的熊熊烈焰，激昂地燃烧到了南昌步校，把步校推进了如火如荼的岁月。
　　最初是贴大字报，连同我们家住的小楼也贴上了大标语。渐渐地气氛便紧张起来，眼看着邻居的伯伯叔叔们上下班总是忧心忡忡、神色不宁。然后就开始出现激烈的争端，校院里终于失去了往日的宁静。
　　南昌的夏天，有火炉之盛名，酷暑难耐。一日，在办公大楼周围人声喧闹，我们好奇地跑了过去，只见校长徐光友头戴用纸糊的高帽，手上敲着铜锣，穿着一件汗衫浑身大汗，顶着烈日正被一群步校的工作人员押着游街。我们也一起跟随着围观，后来回到家里，我把前面所发生的事说给了爸爸听，爸爸脸色凝重悄声给我讲：＂徐校长是好人。＂
　　40年之后，我任师长组织部队整理师史，发现徐光友校长是这支部队的前身起源于江苏省东台县，华东军区11纵33旅的第一任参谋长。
　　＂文革＂开始不久，步校也停课了。一些校领导都从所住的校长楼搬了出来，住进了普通干部居住的小平房里。
　　那天家里煮了一锅红薯，妈妈端出一盆，悄悄叫我送到王铁军家去。王铁军爸爸王林德伯伯是步校副校长，十分威严，脾气很大。哪个孩子调皮，只要说声王副校长来了，吓得就不敢吱声。王铁军和我同班，经常玩在一起，因此我有时也会跑到他们家住的校长楼里玩。他妈妈孙杰阿姨还会把院子里的柴禾拾好让我拿回家。冬天的时候，全校的人都是到服务社对面的澡堂洗澡，澡堂分大池子和小池子，有几次王林德伯伯见爸爸带我洗澡，就把我和王铁军一起带到小池子里去洗。
　　王伯伯也被批判了，好像还被抄了家，住到了游泳池边上一座破旧的房子里，那会儿妈妈有时会到他们家里去看看孙杰阿姨。1970年代恢复军政干校，王伯伯又回来当了校长，应该是步校工作时间最长的校领导之一。
　　有一天早晨，耳听步校天空上隆隆的飞机声，出门抬头看，是两架喷气式战斗机在头顶上快速巡航，驾舱内头戴飞行帽的飞行员都看得清楚。环顾周围，还有军人站岗，后来听说是戒严了。当时整个步校大院几乎没有人影，感觉阴森森的非常恐惧。快到中午时，我被几位大孩子领着走到办公大楼附近，只见马路上停了几辆军用卡车，有位面孔熟悉的叔叔五花大绑，被几位全副武装的军人押上了车。
　　妈妈上班的地方是步校门诊部，一座两层的楼房坐落在服务社到大礼堂的山坡上。门诊部的消毒室后面是服务社，前面就是两栋校长楼。
　　我们不上课时经常到门诊部附近玩，和门诊部里的叔叔阿姨都认识，虽说门诊部是个治病救人的地方，但各个科室药房的叔叔阿姨们十分和谐，每次去那里都能看到他们在一起有说有笑。有的叔叔阿姨夫妻俩是同为门诊部的医生护士，有的阿姨是校领导或机关干部的夫人。我们有时会悄悄要点含片放在嘴里甜甜的，有的阿姨还会逗我们在嘴里放一粒维C，酸得直眨眼睛。
　　小儿科医生陆品华阿姨医术很好，还特别喜欢孩子。我和姐姐去门诊部的时候，她时常会拉着我们讲故事做游戏。还有理疗室的吕阿姨，到了夏天的时候，常和妈妈一起带着我们到沙河里玩水捞蛤。
　　可是就在这一年，我们去门诊部的时候，明显感觉到气氛变得与往常不一样了，让人感到有些紧张和难以捉摸，有的阿姨被吆喝着要打倒，有的阿姨还被剪了头发。
　　在校内大字报最多的地方，是办公大楼周围和机关食堂前面路两旁的一段长栏。贴的林林总总、大大小小、厚厚一层，几乎每天都在刷新，自然围观的人就特别多。在办公大楼周围不仅有围观，还有吵闹争辩，虽然没有大打出手但也已经是剑拔弩张。在机关食堂前就略为安静些，每天总有个妇女躬着腰来来回回在大字报栏边上走着，听人们说，是个精神病患者。
　　以后有一天，在游泳池附近的老大礼堂，因小孩子玩火，玩成一把大火把老大礼堂给烧了。虽然当时处于十分混乱的时期，消防队和自发救火的人们还是组织有序，积极展开了灭火行动。但最终亡羊未能补牢，这座老大礼堂被焚毁成一片废墟。
　　不知是老礼堂的残砖碎瓦令人悯情，还是冬天里刺骨寒风令人痛醒，随着时光流逝，这座大院慢慢地没有了前段时间那么闹腾。
　　以后再回到步校，那座旧大礼堂原址也已经是无影无踪。那年那月那些事，犹如沧海桑田里一缕烟尘，散落在炎凉世态的悲喜之中。
　　大约在1968年间，爸爸妈妈就陆陆续续地去＂支左＂了。爸爸是到了福州，妈妈就在南昌。学校尚未复课，步校进入停摆。有不少步校教职员工或是到外地＂支左＂，或是参加南昌＂万岁馆＂建设。
　　有一天妈妈带着我去南昌要完成一个任务，发单位印的《斗私批修报》。我们在南昌最繁华的胜利路大街上吆喝着分发报纸，厚厚一叠报纸很快就给过往的行人发完了。看看现在路边上发着售楼广告的小青年，我们可是前辈了。
　　作者简介：
　　沙军，一名老兵。高中毕业后上山下乡，进工厂当工人。1978年入伍，从东南沿海到西北边陲，军旅四十余年，自谓一名老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