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70后对80年代小学生活的真实回忆

　　我生在70年代末，小时候没有上过幼儿园和学前班，到七岁多入读村办小学。读书之前，大概五六岁，和伯父家的三三，一起步行几里路，去小学玩过一次。那时正在上课，我们在窗户外面偷看，朗朗的读书声引起我对读书的向往，坐在窗户边的学生还朝我们做鬼脸。
　　开学的第一天，别的不记得，那天和九队的几个大哥哥大姐姐一起去的，我没有穿鞋。赤脚经过八队和七队一些人家屋门口的禾场，脚掌被晒在禾场上的谷子剌痛的感觉历历如新。
　　不同的时代，一样的童心
　　横堤小学没有校门，就在大队部附近几百米，沿着一条土路走，两边都是稻田，几百米后就进入操场，操场南边和北边各一幢平房，共六间教室，东边是老师的食堂和办公室。这三幢房子的后面也是稻田。操场上除了有一个篮球架子外，没有任何体育设施。课间休息时，大家在尘土飞扬的空地上玩得不亦乐乎，要不然就到食堂后面的那个小树林里站着，看看树，看看野花和青草。
　　80年代语文课本
　　我第一次写家庭作业，写了很多阿拉伯数字，都是＂1＂，写了一面，笔直的，简直力透纸背，老师第二天表扬了我。得到肯定后，第二天是不是又写了一面的＂2＂，是不是依然力透纸背，我不记得了。由于学习认真，第一学期我入了少先队员。当时和另一个姓邓的同学一起被叫到老师办公室，很神秘很兴奋的感觉。我成为班上少数几个最早入队的少先队员，鲜艳的红领巾一开始并没有迎着五星红旗飘扬，却迎来了不少同学羡慕的眼光。
　　我将这种被老师肯定而得来的自信一直保持下去，成绩一直很好。在学校里，成绩好的学生，很受同学和老师喜欢。所以在这个村办小学，我过得很快乐。
　　快乐的感觉没有什么值得书写，都一样的。
　　难受的事情各有各的不同，我或者还能记得几样。
　　80年代语文课本
　　大概是二年级时，放了学，一大群学生走在回家的土路上，我的哥哥也在其中，他读五年级。那时是初冬吧，棉花早就收了，棉梗还留在田里，没有扯掉。深褐色的一大片一大片，从五队一直连到九队，和暮色融在一起。
　　我那天有点闹肚子，走在路上就忍不住了，直接往棉田里钻，迅速地蹲下来，＂嘭＂的一声，我终于解了急。
　　褐色的棉梗远看浓密，近看稀疏。走在路上的同学对我则是一览无遗，都哈哈大笑。哥哥似乎感到很没面子，批评了我几句。我没有便纸，不知他从哪儿找来几片树叶，我就对付了事了。
　　这次＂棉田紧急事件＂，在当时，我很快就忘了。如今回忆小学生活，它竟然如此鲜明。我能记起发生的确切地点，就在五队的土路拐弯处往西过去几十米。
　　这事情究竟有什么影响？我蹲过的那个地方，也许土地变得肥沃，第二年棉花产量显著增加，更大的影响，可能是它让我第一次意识到了一种羞耻感。这事情留在我的大脑皮层，被自此之后的若干纷繁的琐事覆盖。当我在回忆里细细翻动，它又出现了。
　　80年代语文课本
　　村办小学的学生少，老师更少。有三个女老师，两个是语文老师，很年轻，一个是数学老师，五十左右了。还有几个男老师，年龄都较大。
　　如今我还记得他们的名字。通常，他们都教几个班的课，或者教几门不同的课，业余时间也还要从事农业生产。
　　来自八队的唐老师比较严厉，对人也很冷淡。有次我和几个同学中午跑回家去了，没在学校睡觉，被他抓到，狠狠拧了我们的耳朵，痛得天旋地转，而且罚我们在操场上站了很久。我那时想着长大了要报复他，没过多久就忘记这事了。
　　殷福安老师的二胡，李锦新老师的国画，都比较有名。教数学的陈爱兰老师，说一口好听的益阳话，和蔼可亲，蓝色的外套上常常沾着白色的粉笔灰，不知她如今健在否？应有八十岁以上了。
　　另两个女老师，一个叫陈希莲，她的颧骨很高，常常面带笑容，却给人苛刻的印象。这印象因为一件事加深了：二年级时，我从家里带来一个本地柑（形似柚子，多汁且酸），其时她正在教室门口，她说她想尝一下，从我手上拿过去，也许吃得太忘情，一下吃掉了一半，另一半被她捏得变了形。另一个女老师，好像是校长的老婆，面色红润，比较漂亮，她经常让我们全班去她家的田里除草。因为她是班主任，又是劳动课老师，我们都很服从。最近几年，对她的名字常有耳闻。人们说她在自己家里开了个幼儿园，不分大小班，在那拥挤的家里，收了一百多个孩子。她精明能干，很会赚钱。
　　横堤小学的教室，当年我读书时就已经比较旧了。不但课桌老旧，教室也很老旧，有些墙壁，砖都掉了几块，春天时，可以从那洞里看见田里的油菜花，夏天则可以看见稻田，有时还能看见高年级的几个坏蛋，他们把头凑在那洞口，朝我咧嘴大笑，笑我和一个很黑的女同学同桌。同桌的名字好像叫李莲英，现在想起来，有点像中国宫廷电视剧里面人物的名字了。
　　有一天上课时，校长突然要求所有学生站到操场上来，我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以为房子要塌了。他让我们按所属生产队分开站成十几列。一阵混乱后，我们终于站好了。
　　横堤一个有十二个生产队，加蚕桑队就有十三个。我看到高年级的斌叔，方其哥，彩哥，五爷爷家的小叔叔，以及我的亲哥，都和我站在同一列。斌叔是读书的好手，其他几个都是放牛的好手，爬树的好手，也是打架的好手。
　　我们以为校长要让我们做什么游戏。校长点了人数，没过多久，就让我们回了教室。
　　学校生活乏善可陈，一些当时有趣的事，现在想来，味同嚼蜡。无疑，时间改变了心情。就是说，回忆过去，那些事情难免都打上了现在的心绪所映照出来的色彩，比如排练六一儿童节的节目，每年都让母亲为的确良衬衫和蓝色长裤而操心，而我总是为即将到来的表演而兴奋。现在看来，这样例行的，公式化的活动，和一颗童心到底有什么关系？我参加过大合唱《保卫黄河》，站在乡影剧院台上的第二排，嘴唇因紧张而发麻。
　　老师的讲课没有给我留下印象，都是照本宣科。小学里大部分的老师，这时回忆起来，不知怎么都成了雕塑一样的存在，伫立在我童年世界的某个神殿里，光线昏暗，无人参拜，角落里布满了蛛网，塑像上蒙住了灰尘。
　　小学里的生活不过如此了。校外的世界却是那样新鲜，那样广阔，那样真切，那样令人充满幻想和期待，不会令我厌倦。
　　冬天黑得早，放学后直接回家。饭后在煤油灯下做家庭作业，第二天起来鼻孔被熏得黑黑的，洗脸没洗干净，走在上学路上不经意掏一下鼻孔，手指都是黑的。黑也没关系，在裤子上擦擦，又说说笑笑地走了。春夏两季时，放学后不直接回家，总要在路上玩一会。
　　我曾在放学后跟了一群高年级的学生，都是认识的，他们说要到六队前面那一排玩玩，靠近前进村。那里有一条很宽的沟渠，边上长满树木和青草。我们正闲玩着，这时对岸也出现一群学生，后来听说是前进小学的。不知怎么两岸的人就对骂起来。骂了没几分钟，又互相掷土块。春天的土块又松又软，没什么威胁，有的在空中就散掉了。学长们叫我站远一点，我就退后两步，在一边看着。土块扔得差不多，两岸的人又互相骂几句，算是前后呼应，然后都扔下几句狠话就散了。
　　我们上学一般走固定路线，从九队的最后一排，刘叔叔家门口开始往东走，屋挨着屋，一直连到八队和七队，到了六队，上了一条土路，往北走，然后再转两个弯，经过五队，就到了学校。
　　放学回来的路线却有很多，可以走蚕桑队，绕一圈，摘桑葚吃，或者走七队后面的另一条路，边走边玩，拿着弹弓乱射。或者从田里斜过去，在红花草上打几个滚，要不就钻进豌豆田里，一次吃个够。
　　曾经和同班的曹毛子和刘志平一起放学，快到九队时，我们钻进了豌豆田。大家坐下来，不知是谁提议玩个游戏，要说出各自喜欢的女同学的名字。我不记得他们怎么说的了。他们说完，问我喜欢谁，我说我没有喜欢谁啊。他们说了个女同学的名字，说你肯定喜欢她。我说没有啊，然后脸都红了。他们说，你脸都红了，肯定是喜欢啦。我猛地站起来，惊飞了几只小鸟。后来有一段时间，我都不跟那女同学说话了。
　　我在村办小学读了五年，六年级时转到兴南中学，这个学校招收六年级和初中一二年级的学生，离家比较远了。
　　我离开横堤小学后，竟没有再去看过它的模样。在这二十多年的社会变革中，在城镇化的时代大趋势下，它的旧墙是不是曾经重砌了，后来它的校舍是不是最终拆除了，是不是与别的小学合并了，这一桩桩事情，这中间的悲欢与辛酸，我不得而知，我忘了去问别人，也忘了重回故地重看一眼那个旧址。
　　儿童和少年向往新生事物。我在那小学读了五年，但究竟也没有多深的感情。时代的车轮滚滚向前，新生的事物层出不穷。旧的事物，注定了要被雨打风吹去。就好比，我们不能因为对童年小吃充满感情，就永远只吃这种食物，毕竟为了健康，我们一定要从新的食物汲取营养。
　　春节回老家，我有时会在去往市集的途中遇到李老师。我忘了在前文提到，他曾经也是村办小学的老师，是我同班同学的父亲，他叫李年生，早已退休多年。
　　我隔着马路和他打招呼。他有时就站住了问我：＂放多久的假啦，赚好多钱一个月罗？＂他脸上的表情我看不清楚。
　　有时很想念小时候放学路上的那一片红花草。你在哪里躺下，哪里的草就倒下去，你再起来，那里就留下一个浅绿色的窝。我喜欢那样的窝，我可以躺出好几个窝，躺在那里，感受春风，听布谷鸟叫，听乡村牛哞，听谁的妈妈喊他回家吃晚饭。
　　这样的日子，不只是我不再拥有，就是我的孩子，我的孩子的同龄人，也不再拥有。时代不同了，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回忆，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欢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