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史记。伯夷列传连发九问的奇文

　　《太史公自序》曰：
　　末世争利，维彼奔义；让国饿死，天下称之。作伯夷列传第一。
　　义是司马迁为伯夷叔齐两兄弟作传并列入七十列传之首的原因。但翻开《伯夷列传》，你会发现，这是一篇非常有情绪的议论文，设问、反问充斥其中，伯夷叔齐的义举只不过是论据而已。细细数来有九问：
　　第一问，许由、卞随、务光为什么被人称赞？
　　这三个人名不见经传，都出于庄子的著作：尧要把天下让给许由，许由不肯接受，以为是一种耻辱而逃走隐居起来。到了夏代末年，卞随、务光是隐士，商汤伐桀前，曾慕名请卞随、务光出谋划策，但是他们认为这不是他们应该做的事，拒绝要求。汤建立商朝后，想让位给他们，但他们认为非其义者，不受其禄；无道之世，不践其土，不但推辞不受，并且因为觉得羞耻，先后自杀。
　　第二问，孔子为什么不记载许由、务光的事迹？
　　太史公曰：余登箕山，其上盖有许由冢云。孔子序列古之仁圣贤人，如吴太伯、伯夷之伦详矣。余以所闻，由、光义至高，其文辞不少概见，何哉？
　　太史公应是司马迁自称，壮游时登过箕山，有人指称有许由冢。孔子记载的古仁圣贤人，吴太伯、伯夷很详细。以我听到看到理解的许由、务光们是至高的义人，为什么孔子不记载呢？
　　注意，这一问也回答了第一问，许由、卞随、务光被人称赞的原因是他们都是品质高洁之士。
　　第三问，伯夷叔齐让国饿死，他们怨恨吗？
　　孔子评价伯夷、叔齐，不念旧恶，世人很少怨恨他们。那么，伯夷叔齐让国饿死，他们怨恨吗？孔子回答，他们求仁得仁，又何怨乎？
　　但司马迁有不同的看法：
　　余悲伯夷之意，睹轶诗可异焉。
　　伯夷叔齐的事迹可分三个阶段：
　　1。兄弟让国
　　伯夷、叔齐是孤竹君的两大儿子。父亲想立叔齐为世子。等到父亲去世后，叔齐谦让哥哥伯夷当国君。伯夷说：父命不可违。就逃跑了。叔齐也不肯当国君也逃跑了。国人无奈立叔齐的儿子当国君。
　　这里表现了伯夷尊父命的孝，叔齐尊兄长的恭。
　　2。扣马而谏
　　伯夷、叔齐先后逃跑后相遇，二人听说西伯昌善待、爱护老人，就结伴前往。但到西岐后，正逢西伯昌刚去世，武王载着父亲文王的神位，东征伐纣。
　　伯夷、叔齐叩马而谏曰：父死不葬，爰及干戈，可谓孝乎？以臣弑君，可谓仁乎？
　　儒家君君，臣臣的教义里，国君要像国君，臣子要像臣子。国君无道，臣可以谏，但不能僭越，更不能杀戮（弑），否则是犯上作乱。
　　伯夷叔齐认为武王的行为是不孝，不仁，不义。这也是孔子弘扬伯夷叔齐的原因。
　　3。饿死不食周粟
　　武王克商周，天下归服周朝，连孤竹国也降了吧。但伯夷、叔齐依然感到周的行为可耻，坚持自己的道义，不食周粟。隐居在首阳山上，靠采薇过活。将要饿死，作歌曰：
　　登彼西山兮，采其薇矣。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神农、虞、夏忽焉没兮，我安适归矣？于嗟徂兮，命之衰矣。
　　唱罢饿死于首阳山。以此成全了自己的义。
　　司马迁就此质问孔子，从这个歌词里看，真的就没有怨恨吗？
　　这是一个反问句，答案已明确，伯夷叔齐是有怨恨的：恨武王以暴制暴，不知是非；恨神农、舜禹时代已经过去，自己没有了归宿；恨自己的德行不能彰显于后世。
　　这个反问也是对孔子儒家的质疑，司马迁虽然崇拜孔子，但不等于说笃信他的学说。
　　第四问，伯夷叔齐是善人吗？
　　第五问，颜回是善人吗？
　　伯夷叔齐积仁洁行符合儒家善的标准，但饿死了；颜回是孔夫子眼里最善的人，但一直生活贫困而早夭。
　　这两问实际上是驳斥天道无亲，常与善人。的荒谬
　　天道无亲，常与善人是老子的观点，他认为宇宙自然的大道，没有亲疏之分，公平对待万物，平等对待每一个人，它永远只扶佑有善德之人。
　　这就是现在所说的好人有好报，恶人有恶报。
　　第六问，盗跖日杀不辜，肝人之肉，暴戾恣睢，聚党数千人，横行天下，竟以寿终，是遵何德哉？
　　这是用反诘举例，天道不亲善善人，但却亲善恶人，像盗跖这样滥杀无辜，啖人肝、吃人肉，凶暴残忍，胡作非为，聚党徒数千人，横行天下，竟然能够长寿善终。他又究竟积了什么德，行了什么善呢？
　　第七问，是有天道，还是没天道？
　　司马迁继续对天道进行质疑：如果还不能说明问题，且看近代，那些品行不遵循法度，违法乱纪的人，反倒能终身安逸享乐，富贵荣华，代代相传；而那些居住的地方要精心选择；说话要待到合适的时机才启唇；走路只走大路，不抄小道；不是为了主持公正，就不表露愤懑，（儒家做人标准）结果反倒遭遇灾祸。
　　余甚惑焉，倘所谓天道，是邪非邪？
　　所以，第四问到第七问是对天道无亲，常与善人的质疑与批判，从正反两个方面，从个别到一般的确凿事例说明，天道根本不存在！
　　第八问，举世混浊，清士乃见。岂以其重若彼，其轻若此哉？
　　司马迁引述多条孔子的言论，阐明什么是清士（高洁之士）？：
　　子曰：道不同，不相为谋。亦各从其志也。故曰：富贵如可求，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如不可求，从吾所好。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举世混浊，清士乃见。岂以其重若彼，其轻若此哉？
　　连孔夫子都不拒绝求富贵，岂不是更显出清士们重视道德和品行，而蔑视富贵与苟活吗？
　　反诘是为了加重语气，肯定高洁之士的品行。
　　第九问，闾巷之人，欲砥行立名者，非附青云之士，恶能施于后世哉？
　　依然用孔子言论作导引：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雁过留声，人过留名。君子对自己的名声更重。
　　天下清士多了，为什么有的没有流传下来？是因为同明相照，同类相求。如同云跟从龙，风跟从虎（虎虎生风），圣人出现，可以判断世间万物。伯夷、叔齐虽然贤明，如果没有孔子的赞扬，也不会被后世知晓；颜渊好学，由于追随孔子，品德的高尚才更加明显。
　　那些居住在深山洞穴之中的隐士们（许由们），他们出仕与退隐也都很注重原则，有一定的时机，而他们的名字（由于没有圣人的表彰），就大都被埋没了，不被人们所传颂，真可悲啊！
　　这也回答了第二个问题，为什么孔子不记载许由、务光的事迹？
　　这是因为孔子并没有把他们当作同类。
　　由此发出感慨：一个下层的平民，要想磨练品行，成名成家，如果不依靠德高望重的贤人，怎么可能让自己的名声流传于后世？
　　总结以上所述：司马迁的九问实际上说明两个问题：
　　一、天道无亲，常与善人。是荒谬的，只是善良的人们的天真理想。
　　二、很多不被圣人认可但在民间很有威望的人的名声不能被传到后世，这是很可悲的。
　　所以司马迁把《伯夷列传》放在首位，是为了阐明列传的取舍标准，让更多的闾巷人士被后人记住。
　　这招致了正统的史学家班固的批评：
　　其是非颇缪于圣人，论大道而先黄、老而后六经，序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述货殖则崇势利而羞贱贫，此其所蔽也。
　　不过，班固也是良史，借刘向、扬雄之口赞司马迁有良史之材，服其善序事理，辨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