孝义羊羔酒历史悠久，曾与历史上的这些名人发生过很多故事

　　一
　　真的是初生的牛犊不怕虎，无知者无畏，记得我第一次讲孝义的酿酒史、羊羔酒和杨得龄的时候，是在1992年的夏天，我刚刚过了29岁生日。
　　当时我从兑镇的黄文初中调到孝义市委宣传部工作已经两年了。1991年孝义县委、政府换届，我被吸纳为那一届的县政协委员。1992年5月1日，孝义撤县设市，各项工作勃勃振兴。市政协组织文教卫生界委员对全市的工业企业进行了一次调研，对孝义市酒厂也进行实地考察。下午在市招待所开的座谈会上，谈建议时，我顺便提到羊羔酒的历史和汾酒厂的创始人杨得龄，与会者都听得津津有味。会后，当时分管工业的副市长李受田，把我叫住。我也不知道他要说什么，心情有些紧张。他对身旁的酒厂厂长付一清说，抽个时间，咱们到二轻局会议室，把二轻局和酒厂的干部集中在一起，让马明高好好讲讲羊羔酒的历史和杨得龄。付厂长马上接过话，笑着说：行，行，好事情。我的脸却涨红了，说：我也都是从咱们的文史资料上看下的，也没甚好讲的。李副市长笑道：小马，不要谦虚，你就把你从文史资料上看下的，给大家讲讲，让大家开开眼界。李受田副市长是兑镇后庄村人，和我是一个村的。见领导话已经说到这地步了，我又怎么能推辞？只好脸红脖子粗，挠了挠头，说好好。李副市长笑道：这不就对了？村哩（读lia，孝义方言，同乡），你回去后好好准备一下！准备好了告我，我再定讲的时间。
　　那时候，我是两地生活，妻在兑镇小学校当民办教师，我在孝义市委宣传部工作，住办公室。领下任务后,就开始忙乎了。黄昏时分，下班后，到职工食堂吃了晚饭，就窝在办公室，翻以前看过的市志办和市政协文史委出的不定期内部刊物，《孝义地方史志通讯》、《孝义文史通讯》，一大堆，一期一期翻着看，还有的是油印资料，又翻1988年10月出的《孝义县志》送审稿。这些都是之前为了撰写庆祝孝义撤县设市的电视专题片收集下的资料。这下都成了宝贝了，都用上了。
　　记得那时市二轻局在现在的谷丰酒店旧址，现在已做了＂居舍酒店＂的二楼大餐厅，是当时二轻局的大会议室。能容纳二三百人，都坐得满满当当的。没有想到，李受田副市长把时任市长曹金初也请来了，说会议由他主持,最后由曹市长压轴，发表重要讲话。曹金初市长立刻哈哈大笑，说：没有重要讲话，今下午主要是来学习的,主要是来听明高同志讲的。我是从兴县调过来的,但做为一个孝义的市长,不能不了解孝义羊羔酒的历史，不能不了解杨得龄老先生的事迹。弄得我还是脸红扑扑的，像有个火炉烤着,心里更着急了。但拉弓已经没有回头箭了，只好用手擦擦脸上的汗，硬上。一开始还有些拘拘束束。我从唐宋时代切入，说孝义酿酒业，历史悠久，北宋时，家庭酿酒小作坊已有。羊羔酒早在宋元时代已经誉满全国。说北宋的孟元老在《东京梦华录》中写道：＂此一店最是酒店上户，银瓶酒七十二文一角，羊羔酒八十一文一角。＂这是说什么呢？这是说羊羔酒的等级与价格。《宋史·食货志·酒》中说：春酿秋售的＂小酒＂，分二十六个等级，一斤酒，价格从五文到三十文不等；冬酿夏售的＂大酒＂，分二十三个等级，最低价格为八文，最高价格四十八文。由此可见，羊羔酒在当时是最高价格的酒，是名副其实的高档名酒，相当于现在的茅台酒。当然，酒价之高低，还取决于酒的酿造工艺的复杂和酒质的高低。至于一角酒有多少,据《考工记·梓人》中的记载和郑玄的说法，应该是一斤六两。这是因为，过去的秤都是＂斤六两＂秤。这又是什么意思呢？这是说，古时候的一斤不是十两，而是十六两。这又是为什么呢？古代的秤，不像现在是电子秤，更不像如今是电脑秤，会翻算，但也会蒙人哄人。古代的秤，在历史和长河中,其价值与意义十分重要，而且是决不允许哄人的。所以，才有＂王八吃秤砣——铁了心了＂、＂尿泡虽大无斤两——秤砣＂、＂虽小压千斤＂、＂错认了定盘星＂等歇后语和俗语。古代的秤，是根据杠杆平衡的原理制作而成的，是由秤砣和秤秆组成。秤砣叫＂权＂，秤杆叫＂衡＂，合起来使用，就叫＂权衡＂。相传，秤杆上有十六颗秤星，分别为北斗七星即天枢、天璇、王玑、天权、玉衡、开阳、摇光，南斗六星即殉星、妖星、义星、仁星、将星、慈母星，再加上福星、禄星、寿星，共十六星。其实，上古的秤杆就是北斗七星、南斗六星，共十三颗星，是＂斤三两＂秤。可是，在日常交易的过程中,老有无良奸商经常缺斤短两。后来有高人想了个办法，就在原十三颗星的基础上,又加了福、禄、寿三星。你缺一两是＂损福＂，缺二两是＂伤禄＂，缺三两就是＂折寿＂。而且，秤杆上的十六颗星，颜色必须是白色或金色，不能用黑色。这就是告诫，做买卖必须心地善良，不能黑心。有些扯远了，接着说羊羔酒。一角羊羔酒，应该是一斤六两，据李开周在《宋朝饭局》中考证，值不到人民币一百元。这样，换算一下，一斤也就是二十五元左右，也不算太贵。
　　我越说越顺溜，宋代祝穆撰，元代富大用、祝渊续的《事文类聚》中说：＂陶谷得党家姬，冬日取雪水煎茶，谓姬曰：‘党家识此风味否？’姬曰：‘彼粗人安有此，但能销金帐底，浅斟低唱，饮羊羔酒耳’＂元人宋柏仁在《酒小史》中也讲，宫有＂山西羊羔酒＂。明人黄一正《事物组珠》云：＂羊羔酒出汾州，色白莹，饶风味＂。明人冯时化在《酒品》中说：＂山西羊羔酒出汾州孝义等县，色莹澈，如冰清美，远出襄陵之上。＂明人陈琏《岁寒轩赋》中有＂醉飞觞而饮羊羔＂的诗句。清乾隆《孝义县志》记载：＂酒之名色甚多，皆以米粮为之，其羊羔儿名重海内。＂京剧《空城计》中也有＂上城来没有别的敬，我只有羊羔美酒，美酒羊羔，一个一个犒赏你的三军＂的唱词。除了诗里、志里和戏里有羊羔酒外，明清的小说中，也写到了羊羔酒。《水浒传》《金瓶梅》《红楼梦》《醒世姻缘传》《镜花缘》等小说中，都提到了羊羔酒。《金瓶梅》在第30回、31回、53回、78回中,多次写到了羊羔酒。第53回中说：＂次日，西门庆起身梳洗，月娘备有羊羔美酒，鸡子腰子补肾之物与她吃了，打发进衙门去了。＂吴月娘为甚要让西门庆喝羊羔酒呢？原来是她早就想为西门庆怀孕生子，以固根基，故专门从薛尼处讨得引胎的符药，壬子日服下，并于当晚与西门庆交接，喝羊羔酒意含喜庆、期盼早生贵子之意。由此可见，羊羔酒不仅是喜庆场合的必用酒，而且有大补元气，健脾胃，益腰肾之作用。其实，早在唐朝，羊羔美酒就已经作为贡品,进入宫廷，供皇帝享用。据传说唐玄宗李隆基过二十岁生日时，从沉香亭贡酒中特意为她选中了羊羔美酒，以示祝贺。贵妃醉酒后，翩翩起舞，跳起了＂霓裳羽衣舞＂。还有人说，杨贵妃之所以皮肤好，就是因为经常喝羊羔酒。
　　下面听得人眼晴突鹿突鹿的，静哑哑的，没有一丁点声音。我从羊羔酒的历史又讲到了羊羔酒的古配方和古工艺。宋朝朱肱的《北山酒经》记载：＂腊月，取绝肥嫩羯羊肉三十斤（肉三十斤，内要肥膘十斤）连骨，使水六斗已来，入锅煮肉，令极软，漉出骨，将肉丝擘碎，留有肉汁。炊蒸酒饭时，匀撒脂肉于饭上，蒸令软，依常盘搅，使尽肉汁斗泼饙了。再蒸良久，卸案上摊，令温凉得所。拣好脚醅，依前法酘拌。更使肉汁二升以来，收拾案上，及元压面水，依寻常大酒法日数，但曲尺于酴米中用尔。一法，脚醅发，只于酘饭内，方煮肉取脚醅一处，搜拌入瓮。＂还起名为＂白羊酒＂。明人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说：＂宣和化成殿有方，用米一石，如常浸浆，嫩肥羊肉七斤，曲十四两，杏仁一斤，同煮烂，连汁拌米，入木香一两，同酿。一法，羊肉煮烂，酒浸一宿，入消梨七个，同捣取汁，和曲米酿酒饮之。＂明人高濂《遵生八笺》载：＂糯米一石，如常法浸浆，肥羊肉七斤，曲十四两、杏仁一斤，蒸去苦水，又同羊肉，多汤煮烂，留汁七斗，拌煎米饭，加木香一两，同酿。不得犯水，十日可吃,味及甘滑。＂这些都说明，古法羊羔酒,是一种与熟嫩羊肉酿制的黄酒，因此，称之谓＂羊羔酒＂。明人王世贞曾作诗，赞羊羔酒之风味，＂清心玉映五铢衣，丁是朱颜有愠羝。为道皋兰秋月下，流苏帐底见明妃。＂但是，这种羊羔酒古工艺法，不知什么时候却何故失传了。
　　渐入佳境，洋洋洒洒，我又从古酿酒法说到了孝义酒厂。清末民初以来，酿酒业在全国城乡普遍发展，不仅到处都有酿酒户，而且在城镇或较大的村庄，还兴办了一批商品性生产的作坊，主要生产粮食白酒和黄酒。据民间调查，抗日战争前，仅孝义县城就有酿酒作坊十二家，全县乡村也有四十余家。1938年，日军侵入孝义后，境内的酿酒业才一蹶不振，仅乡村窝铺有一些自酿自用白酒。1970年7月，孝义兴建了一座地方国营糖厂，主要生产白砂糖，日处理甜菜30吨，出糖率达11％。但是，因属季节性生产，且甜菜又供不应求，只好另谋他途，1975年又增加了白酒生产。1978年正式改为孝义县地方国营酒厂，主要产品有高梁白酒、玉竹青、汽酒（小香槟、鲜桔汽水）等。当时,玉竹青酒最有名,主要以本厂所产清香型麸曲白酒为底酒，加枙子、竹叶、砂仁、檀香、木香等十余种天然芳香名贵药材，以及绵白糖、白冰糖，用科学工艺配制而成。其色，金黄透亮，清秀柔美；其味，醇和酣畅，沁人心脾。
　　我讲完后,曹金初市长和主持会议的李受田市长都给予肯定，并进行了热情洋溢的讲话。我却心里清楚，自己纯属翻书抄书，照搬硬套，现卖现买，又没有多少喝酒的经验，肯定谬误不少。
　　后来，和付一清先生成了朋友。他告诉我，你关于孝义制糖厂生产白酒的时间讲错了。他从1991年一直至1995年底一直在孝义酒厂任厂长。后来，从行政职务上退下来，又一直致力于对羊羔酒生产的管理与研究，造诣极高。付一清先生对我说：我知道你是《孝义县志》和县志续编等资料上整理过来的，但实际上是错误的。其实，孝义制糖厂从1970年就开始生产酿制白酒了。对此我做过深入的调查，从当时糖厂的职工工资表上，可以看到有＂酒工＂这一工种。我一了解，才知道，是因为糖厂在产糖的同时，将下脚料糖渣，就酿成麸曲酒了。
　　这样来看,孝义酒厂（原国营糖厂）从1970年就开始少量生产白酒了。付一清先生告诉我，1978糖厂正式改为山西孝义县国营酒厂。1984年,孝义酒厂与汾酒厂开始松散联营，汾酒厂投入投入技术，帮助改造产品，生产大曲酒。1986年，孝义酒厂也开始少量生产羊羔酒，当然是现在的蒸馏酿造的粮食白酒，曾经省地19个单位30余名酿造技术人员品评，认为该酒风味独特，质量优良，通过鉴定，获＂省优＂称号。1987年，孝义酒厂与汾酒厂紧密联营，汾酒厂又注入资金，改造设备。和汾酒厂紧密联营后，则由汾酒厂负责经营管理，厂名也改为山西杏花村汾酒广孝义酒厂，主要是生产清香大曲酒，勾兑特制北方烧，通过汾酒集团的渠道，销售北方各省。
　　1997年，汾酒厂与孝义酒厂不再合作了。孝义酒厂才改制为孝义市羊羔酒业有限公司。他们成立研制小组，生产的＂特制羊羔酒＂，同年在法国巴黎国际名优产品（技术）博览会暨荣誉评奖会上,一举夺得＂最高国际金奖＂。经法国巴黎欧亚联合发展协会、美国爱迪生发明中心、澳门科学院国际荣誉评选委员会，联合评定, 董事长温桂花也因此被授予＂对人类贡献金奖。2001年，孝义羊羔酒又荣获第二届中国国际食品博览会金奖。同年，公司被中华酒文化研究会确定为全国酒文化研究定点单位。
　　二
　　记得那次我说，孝义羊羔酒至少也有八百多年的历史了。现在看来，极不科学，极不准确。2015年，我写长篇散文《故园风物》（2016年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时,因为第八章《吃喝》中，＂喝＂这部分写得就是孝义人喝酒喝茶。为了写好喝酒，我也查找了不少资料。后来又写了散文《杏花村里访汾酒》，都涉及到了酒的酿造历史。其实，孝义羊羔酒是白酒之一，它和古代的汾清、老白干、汾酒、竹叶青一样，都属于白酒系列，只不过是它比汾酒等出名更早。也可以说羊羔酒是汾清、老白干、汾酒、竹叶青的老祖宗。当然，＂孝义羊羔酒＂，也不一定就是说光孝义生产这种酒。因为史籍中一说到羊羔酒，不是说＂孝义羊羔酒＂，就是＂山西羊羔酒＂，或者说＂汾州羊羔酒＂。其实，说的都是一种酒。因为，过去孝义有好长一段历史时期，属于山西汾州府管辖。汾州、汾州府是历史上山西省太原盆地南端的一个行政区划。汾州是在北魏太和年设立。汾州府是明万历年间设立。从南北朝到明清时期，汾州尽管所治之地有所变化，但汾阳、孝义、介休、平遥等县，一直属于汾州，为汾州腹地，属于大晋中的一部分。如此，弄清楚白酒的酿造史，也就基本上弄清楚孝义羊羔酒的历史了。
　　中国的白酒风味繁多，系列庞大。有大曲酱香型白酒，如茅台、郎酒；有大曲清香型白酒，如羊羔酒、汾酒、西凤酒；还有大曲浓香型白酒，如五粮液、剑南春、泸州老窖、古井贡酒、洋河大曲;有药香型的白酒，如过去孝义酒厂生产的玉竹青、竹叶青、以及黄酒中的绍兴加饭、花雕等等。就是过去的羊羔酒，也不是一种，全国有三种：山西汾州孝义县的羊羔酒，宁夏灵州（今灵武市）的羊羔酒，河北栾城（今石家庄栾城区）的羊羔酒。灵武唐氏羊羔酒，也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为手工酿造，没有量产，市面上也未见销售；栾城羊羔酒，根据唐宋时期酿酒技法酿制，是度数不高的黄酒，类似于果酒、药酒、米酒。这三种羊羔酒，从过去到现在，一直有名的还是孝义的羊羔酒。羊羔酒进入御酒行列之后，名声大噪，唐宋时达到了顶峰，连诗人骚客们都留下了＂试开云梦羊羔酒，快泻钱塘药王船＂、＂羊羔酒呈朱丛瑞＂等名句。元代时，更是远销海外，至今大英帝国博物馆都有元代羊羔酒酒瓶，其铭文：＂金蹬马踏芳草地，玉楼人醉杏花天。＂这自然是汾州孝义的羊羔酒。但是，给皇家宫廷里进贡的，就不一定都是孝义羊羔酒。譬如，古代，羊羔酒最后的结局，见文字记录的是，清朝雍正皇帝给年羹尧的批书，＂……宁夏出一种羊羔酒……朕甚爱饮他，寻些送来，……特密谕＂。这肯定指的是宁夏灵州的羊羔酒。
　　其实，中国的白酒究竟是何人何时发明，真的是已经难以确考。传统酒业供奉的祖师爷,一般为仪狄和杜康。传说先秦时期一部名为《世本》的书，载＂仪狄始作酒醪（读lao），变五味。＂后来的《吕氏春秋》《战国策》《史记》《说文解字》等著作，都有过文字记载。《战国策·魏策一》记录的最为详尽，＂昔者，帝女令仪狄作酒而美，进之禹，禹饮而甘之，遂疏仪绝旨酒。＂自然，仪狄是造酒鼻祖之一。民间还有一种说法，因东汉曹操的诗句＂何以解忧，唯有杜康＂，成为千古传唱。当然，《说文解字·巾部》说：＂古者少康初作箕、帚、秫酒。＂宋人窦革《酒谱》中也说：杜氏原出于商代豕韦氏，武王灭商，封于杜地（今陕西杜陵县一带）。清乾隆十七年（1752）《白水县志》载：＂杜康，字仲宁，相传县康家卫人，善造酒。＂看来历史上还确有其人。不过，细究起来，这两人都不可能是白酒最早的发明者，多是以讹传讹。这位杜康就即使是夏朝第五代的君王,比向夏禹进贡＂旨酒＂的仪狄晚了许多，不可能是白酒的发明者。再进一步说，那位和大禹同时代的仪狄，亦只生活在四千前左右，比起五千多年以前的龙山文化早期的酒器来，也晚了一千多年，同样不可能是酒的开山祖。
　　但是，白酒的发明时间，还是可以大体推断出来的。《酒经》中说：＂空桑秽饮，酝以稷麦，以成酒醪，酒之始也。＂在没有文字出现以前，无论谁首创了酒，都无从知晓。但什么时候出现了酒器，什么时候肯定就酒了。这肯定是不会错的。再考虑到，＂酒＂之原型，与陶罐的关系，白酒的诞生，决不会比原始陶业的出现晚太久。
　　后来，我找到杏花村汾酒集团出版的汾酒文化丛书《汾酒的文化》，和山西人民出版社2014年出版的《汾阳市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汇编》，发现他们都有这样的记录：1981年3月,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对汾阳峆道河进行了一次细致的考查。在其谷口两岸连绵不断的黄土山崖上，崖壁上有河水冲刷后形成的一道道痕迹，清晰，裸露，向世人诉说着这里地质年代的久远。考察队员发现，在雨水冲刷而成的断崖上，有多处石灰面，烧土面房基和陶窑，还有较为罕见的瓮棺葬。在厚达5米的文化层中，采集到大量的陶片和石器。他们认为，这一处古遗址跨越了新石器时代的仰韶、龙山文化时期，经历了夏、商、周的历史时期。我又查《三晋史话·吕梁卷》（2016年三晋出版社出版），书中说：＂吕梁山东麓的丘陵地带，有众多的汾河支流，又靠近汾河盆地，河流两岸适合人类生存，新石器时代人类的文化遗址多有发现。汾阳有峪道河、北垣底、杏花村东堡、段家庄4处，文水有上贤村遗址、西峪口遗址，孝义有杜村遗址、贾家庄遗址、张家庄遗址、临水遗址。从这样的分布情况看，吕梁山的丘陵到平川地带是新石器时代遗址分布密集的地方。＂（第006页）遗址范围之大，年代延续之久，在山西其他地区较为少见，是一个有相当规模和历史跨度的人类生存聚落。详见《文物》杂志1989年第4期，晋中考古队《山西汾阳孝义两县考古调查和杏花村遗址的发掘》。1982年，由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和吉林大学考古糸组成的晋中考古队，又对峪道河遗址范域内的杏花村东堡进行了调查与发掘，命名为杏花村遗址。发现在这15万平方米的遗址内，其中第一、二层阶段属于大约6000年前的仰韶文化中晚期，在出土的器物中，除了大量的陶质罐、盆、瓶、壶、盖、碗、刀等生活用具外，还令人惊叹地发现了小口尖底瓮，其外形整体成流线型，小口尖底，鼓腹，短颈,腹侧有双耳，腹部饰线纹。根据酿酒专家包启安先生研究，＂小口尖底瓮实是酿酒发酵容器＂。详见《中国酒》杂志1996年第6期，《从新石器时代出土文物看我国酒的起源》一文。由此得出结论，羊羔酒和汾酒一样，是中国早在6000年前的仰韶文化中期，就已经有人发明了，是一种人工谷物酒。
　　那么汾阳峪道河东部的那一带，为什么就叫＂杏花村＂呢？羊羔酒和汾酒一样，最早的都不是白酒。在宋朝之前，蒸馏技术还没有在民间普及，汾州之地乃至全国范围之内,大都生产的酒都是＂浊酒＂，而不是＂清酒＂。
　　我在《故园风物》中说：＂中国最早酿造的酒，是用小米或稻米或稻米发酵制成的，这就需要谷芽和酵母。成书于公元前24世纪至前8世纪的古老史书《书经·说命篇》中说，‘若作酒醴，尔惟曲蘖（读nie，指发芽的谷粒和麦粒）’，成书于公元前23世纪至前6世纪初的《诗经》记载，酿造酒是从醪糟中分离出来的，其方法是，将醪糟倾倒在草垫上过滤，或倒进篮子里，通过粗编织的篮底，过滤得酒。成书于公元100年的古书《说文》则记载了利用发酵米制酒的技艺，就是用蒸煮变酸的稻米制酒，不然，制出的酒不甜。汾阳、孝义一带的酒，多是白酒，用的就是发酵的曲。曲里酒之骨头，正如《天工开物》中所说：‘凡酿酒必资曲药成信。无曲即佳米珍黍，空造不成。’＂（第209页）
　　所以，过去的酒，还不是用曲通过蒸馏技术生产的＂清酒＂，而是＂浊酒＂。那种＂浊酒＂，度数都比较低，也比较浑浊，一般都是黄酒以及一些药酒。老早的羊羔酒、汾酒都是＂浊酒＂。所以，有的史籍中就说羊羔酒的颜色是白色，明人冯时化《酒史》描述，有＂羊脂如玉＂之说；或为棕红色，如《报海冲浪·亦补亦疗羊羔酒》中说,北宋宫廷贡酒羊羔酒呈棕红色；还有是淡黄色，李德载《喜春来·赠茶肆二首》中说，＂金樽满劝羊羔酒，不似灵芽泛玉瓯。＂，赞誉绿茶芽的汤色赛过羊羔酒。
　　最早的时候，羊羔酒、汾酒多是以杏仁作曲。宋人《北山酒经》载：＂杏仁曲，每面一百斤使杏仁十二两，去皮尖，汤浸于砂盆内，研烂如乳酷相似。用冷熟水二斗四升浸杏仁为汁，分作五处拌面。＂由于酿酒主要用杏仁制曲，自然就需要栽种大量的杏树，所以，酿造汾酒多的地方，就有了大片大片的杏林，也就被称之为＂杏花村＂了。
　　中国的酿酒史，是一部漫长的历史。从谷物造酒到以蘗造酒，再到以曲代蘗，每一次都是一场重大的观念革命与技术革命。好在每一次革命中，孝义羊羔酒都能抓住历史的机遇，让汾州乃至山西的酒业更上一层楼。对此，我在《故园风物》中进行过详细的历史叙事。我们已经知道，在6000年前，孝义、汾阳一带已经有了较为普遍的酿酒和饮酒的活动。到了西周时期，礼乐文明的出现，对于这一带的酿酒和饮酒，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使得中国尤其是孝义、汾阳一带的酒出现了大转折和大发展。一是发明了酒曲和新的酿酒经验，酒的质量有了质的飞跃；二是设官治酒，依法禁酒，规范了酒业管理，禁止了酒祸蔓延，对提高制酒质量具有重要意义；三是大力倡导＂酒礼＂、＂酒德＂，提升了酒的精神文化价值。这些新特点，为中国酒文化特别是孝义、汾阳一带的白酒酿造，奠定了两个新的发展方向：一是以曲代蘖，用曲发酵。二是把酿酒、饮酒都纳入了法制化、礼仪化的轨道，大大增加了酒的文化价值，减少了酒的负面作用。特别是曲的创造与用曲发酵，这是中国造酒史上最重要的革命，它对以后的3000年来的中国酒的发展产生了重要而深远的影响。用曲发酵，使得孝义、汾阳一带的白酒，与整个中国的红酒、黄酒、白酒，以及用菌种发酵的西方洋酒，岀现了新的、根本性的区别。到了南北朝时期，孝义、汾阳一带的白酒，终于以＂汾清＂赫赫然闻名于世。《北齐书》卷十一载，＂帝王在晋阳，手敕之曰：‘吾饮汾青二杯，劝汝于邺酌两杯。’其亲爱如此。＂北齐高湛,以武称帝，是公元561至564年的事，北齐的国都有上都和下都之分。它的上都在邺，就是现在的河南安阳。它的下都在晋阳，就是现在的太原晋祠天龙山一带。武成帝驻晋阳经常喝汾清酒，他劝远在邺的高孝渝，也要喝上两杯。这说明汾清酒在当时质量高,名气大，已经达到了＂国家名酒＂的级别。南北朝时后魏人贾思勰所著的《齐民要术》,对此专门做了记载，卷第七＂造神曲并酒第六十四＂中，称汾清酒首创的酒曲为＂河东神曲＂，＂河东＂即黄河之东，是指山西，对其大加赞叹，＂此曲一斗杀梁米三石,笨曲杀梁米六斗，省费悬绝如此。＂＂杀梁米＂,就是指对去壳高梁米的糖化发酵能力。据现代科学家的分析，这种山西神曲中所含的根霉菌和酵母菌比笨曲丰富得多，相当于笨曲的五倍。且当时用的是浸曲法，发酵速度也很快。《齐民要求》里说，按照此法酿的酒，＂一石米，不过一斗糟……能饮好酒一斗者，唯禁得升半，饮三升大醉。三升不浇，必死。＂可见这种酒的厉害。更可贵的是，汾清酒已将原来的＂浊酒＂滤为＂清酒＂。原来＂甚酽＂、＂色似麻油＂的酒，变得色近于水，清冽甘爽，酒香纯正,甚感可口了。从隋、唐、宋、辽、金，一直到元代，孝义、汾阳一带都在使用＂干和＂的工艺酿酒，当时被称为＂干和酒＂、＂干酢酒＂或＂干酿酒＂。李肇《唐国史补》所载,唐代名酒有＂河东之干和、葡萄，郢州之富水……＂北宋朱翼中《北山酒经》曰:＂唐时汾州有干酿＂，而且汾州干酿中最有名的，则是＂孝义羊羔酒＂。
　　三
　　说起羊羔酒，不由得要想起一些人和事。
　　平素喜欢看北大、复旦等大学旧式大学教授们写的文章，知道上海复旦有个教授叫朱维铮，学贯中西，是著名的历史学家、思想家，颇具＂士人风骨＂，2012年离世。先生烟酒不拒，尤喜喝酒，酒量也颇大。我看复旦大学中文系傅杰教授在其回忆文章《八卦碎片》中写道：＂朱先生逢席必饮。某天去上海社科院开会，会后便宴，主人谦称招待不周，饭菜简陋，朱先生面对斟满的酒杯表示有酒足矣：‘我是孔夫子的信徒：惟酒无量。＂他把自己听来不够入耳的下半句‘不及乱’——也就是别喝醉——毫不手软地腰斩了。邻座一位学者问道：‘孔子在哪里说过这话？’不知是对问者不熟悉《论语》不屑，还是对问者疑心他杜撰典故不满，朱先生手一扬，很话剧地——据说他在学生时代是复旦剧社的明星——吐出四个字来：＂请读《论语》！＂扬出去的手，是在亲自确认了四个字的余音已彻底销声匿迹后，才收回来的。＂（《怀真集》，复旦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261页）
　　朱维铮老先生引用的这句孔子的话，＂唯酒无量,不及乱＂，在中国历史上很有名，而且有很多附会也很离奇。东汉王充在《论衡·语增》中说：＂文王饮酒千钟，孔子百觚。＂百觚不醉，就是喝当时酿造的度数低的＂浊酒＂，也算海量了。其实，在这之前，《孔丛子》中记载平原君劝人喝酒时说，＂尧舜千钟，孔子百觚，子路嗑嗑，尚饮十榼。＂，皆都是对《论语·乡党》中那句话的误读，或过度诠释。后人在文学创作中对此的夸张附会更多。魏晋时，人们称＂清酒＂为＂圣人＂，＂浊酒＂为＂贤人＂。这其中的＂圣人＂即指孔子，是因为鲁国出祭祀用的是＂清酒＂。但是，此＂清酒＂非我上文说的彼＂清酒＂。这里的＂清酒＂与酿酒技术无关，而是与＂酒礼＂、＂酒德＂有关，指饮用的是符合礼义的酒。可是，孔子的后人孔融竟也用此法来反驳曹操的禁酒令，云＂孔非百觚，无以堪上圣＂。还有明代的《楚州酒人歌》中说：＂请与酒人构一凌云烁日之高堂，以尧舜为酒帝，羲农为酒皇，淳于为酒霸,仲尼为酒王，陶潜、李白坐两庑，糟坛余子蹲其傍。＂更有公安派散文家袁宏道,直接将孔子尊为饮酒的祖宗，在《觞政·八之祭》中写道：＂凡饮必祭所始，礼也。今祀宣父曰酒圣。‘夫无量不及乱’，觞之祖也，是为饮宗。＂
　　其实，如果不是文人们一厢情愿地去把孔子视为酒圣的话，孔子的这句话还是很好理解的。《论语·乡党》中，这一段原文为：＂食不厌精，脍不厌细。食饐而竭，鱼馁而肉败，不食；色恶,不食；臭恶，不食；失饪，不食；不时，不食；割不正，不食；不得其酱，不食。肉虽多，不使胜食气。唯酒无量，不及乱。沽酒市脯，不食。不撤姜食，不多食。＂孔子带弟子周游列国,生活艰苦，堂堂＂圣人＂，好多时候是＂惶惶如丧家之犬＂，如不对酒食的卫生及礼义做科学的要求，那今日拉肚子，明日高烧感冒，岂能完成＂克己复礼＂之大业？所以，老先生在说完那么多＂不能吃＂之后，说：就是饭桌上呈上来的肉食很多，也不能贪吃无厌，要有一个度。对于饮酒而言，有人量大，有人量小，故规定喝同样的一个量，既不合适也不合理，他的建议是，饮酒没有一个规定的量，但是要注意不能喝到乱性,这就是符合礼义了。后面跟了一句，又强调,市场上卖的酒和肉，因为质量不保证，所以也不要吃。再者，我们纵观《论语》，也会发现，孔子实在不是一个好酒之人，好多地方提到＂酒＂,多是从礼仪制度上讲，而不是关注酒本身的味道及质量。譬如《为政篇》中的＂有酒食，先生馔＂，是说宴席上要让长者先动筷子，饮酒也是如此。＂乡人饮酒，杖者出，斯出矣。＂是讲退席的规矩，要让老人先走，年轻人跟在后面走。尽管，孔子时代的酒礼已经开始崩溃，但是一些基本的礼仪尚未彻底消失。何况当时的鲁国刚刚颁布了《酒诰》，明确规定＂德将无醉＂，饮酒是不应当喝醉的，并有基本要求：＂出则事公卿，入则事父兄，丧事不敢不勉，不为酒困，何有于我哉？＂这些都应当是日常生活中必须遵守的基本道德标准。那像现在的人，已经＂失道而失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夫礼者，忠信之泊也，而乱之首也。＂不管下午上班不上班，有事没事，都喝得酩酊大醉，驾车闯祸伤人。甚至，有的女的，夜晚在夜市夜场中喝得不省人事，路尸大街，丑态百出。逼得国家只好出台规定：酒后驾车，罚款、入狱、不得提拔，且后代也不得当兵行政。就是这样，还有人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厚脸无耻，照喝不误，醉而驾驶,老想侥幸。岂不怪哉？
　　事实上，孔夫子的酒量并不高,且也不是善饮之人，其嫡孙子子思曾说：＂夫子一饮，不能一升。＂但是，老人家饮酒不醉，显然不是量高的缘故，而是自我约束的结果。可是，老人家提出的这个问题，一直伴随酒出现之后从西周就开始探讨和研究的＂酒礼＂，亦称＂饮酒文化＂。《说文》中对＂酒＂字有两种解释，一曰＂就也＂，即＂就人性之善恶＂；二曰＂造也＂，即＂吉凶所造起也＂。若就酒本身的性质而言,许慎的这种解释相当有道理。所谓＂就人性之善恶＂，是说酒乃是一种助兴之物，其并不能改变人们原有的心态，而只是通过对神经中枢系统的刺激，来增强这种心态。故，欣喜时，＂白日放歌须纵酒＂（杜甫句）；抑郁时，＂举杯消愁愁更愁＂（李白句）。而所谓＂吉凶之造起也＂，借明药圣李时珍语做释，即：＂酒，天之美禄也。而曲之酒，少饮则和血行气，壮神御寒，消愁遣兴；痛饮则伤神耗血，损胃亡精，生疾动火。邵尧夫诗云，‘美酒饮教微醉后’，此得酒之妙，所谓醉中趣，壶中天者也。若夫沉湎无度，醉以为常者，轻则致疾败行，甚则丧邦亡家而殒躯命，其害可胜言哉！＂所以，从西周开始，就出现了＂酒礼＂。如《礼记·乐记》所云：＂豢豖为酒，非以为祸也，而狱讼益繁，则酒之流生祸也。是故先王因为酒礼。一献之礼，宾主百拜，终日饮酒而不得醉焉，此先王之所以备酒祸也。＂而且，《仪礼·乡饮酒礼》中记载了举行这种＂一献之礼＂的完整过程。杨宽先生在《＂乡饮酒礼＂与＂飨礼＂新探》一文中，将其全过程梳理为六个阶段：一是谋宾（商谋宾客名次）、戒宾（告知宾客）、速宾（催邀宾客）、迎宾之礼；二是献宾（宾主互相敬酒）之礼；三是作乐（分升歌、笙奏、间歌、合乐四个阶段）；四是旅酬（按尊卑秩序依次相酬）；五是无算爵、无算乐（不断饮酒作乐，醉而后止，尽欢乃罢）；六是送宾及日后的拜谢。这种＂乡饮酒礼＂的古风，曾为古代士大夫们长期承传，直到清代吴敬梓的《儒林外史》，还写有这样的场面。
　　一般人看来，这有些＂繁文缛节＂。但是，孔子却一眼便看穿了这其中的两大要点，其一,含有＂贵贱＂、＂长幼＂的等级秩序；其二,使人皆＂和乐而不流＂，＂安燕而不乱＂。两者都达到，才是＂礼乐文化＂的全部精义。所以，孔子说：＂吾观乡（饮酒礼）,而知王道之易易也＂（《礼记·乡饮酒义》）。孔子所看重的＂酒礼＂，不是醉醺醺的酩酊倒身的粗俗无节制，而是用于化解人与人隔膜与差别的功能。尽管社会上等级是森严的，礼法也是刻板的，但是，只要循规蹈矩，遵守礼仪，人们还是可以相安无事地饮酒作乐，尽欢而散。中国的＂酒礼＂最讲辨证法,饮酒文化更是丰富多彩。《周礼》中规定：乡大夫的职责是，每三年查考一次人们的德行道艺，并举办＂乡饮酒礼＂，向选出的贤者、能者致敬；而闾胥的职责，则是在举行类似的礼仪活动时，向失礼者处以罚酒，乃至鞭挞。礼法规定，凡表示尊敬，＂必上玄酒（即兑了水的酒）＂，而＂唯飨野人旨酒（即醇酒）＂。礼法又规定，敬酒时用较小的＂爵＂，罚酒时用较大的＂觵＂。按《考工记》《释文》等的解释，爵与觵的容量比例为：1升：5斗，或1升：7升。＂礼乐文化＂的逻辑在于：对酒的诱惑与危害，保持理性的节制和警惕，则是文明的标志；而对于举止野蛮、逾越中庸之道者，则用大酒器让过量地饮浓酒，是让你在大庭广众之下丢人现丑，则是对其进行羞辱性的惩罚。《礼记》《晏子春秋》《淮南子》《世说新语》等史籍中，都有不少以酒为刑、以酒为罚的事例。这种＂敬也饮酒，罚也饮酒＂的习俗，实乃中国人特有的源于礼乐传统的古风，初心都与对酒的警惕和节制有关。虽知它会慢慢形成了中国人相互劝酒、派酒的习惯。这其中，也自然会有不可开交的、大伤和气的灌酒、闹酒、斗酒之陋俗。不过，在这种带有一点儿强迫性的饮酒方式中，也滋生出了各种各样的、妙趣横生的＂饮酒文化＂，如射箭、投壶、猜拳、下棋、诗词、对联、笑话、谜语等等，都成了助兴佐饮的游戏之乐。在严肃庄重的礼节中，有了轻松喧闹的行乐。尽管，输者要在哈哈大笑中，甘心情愿地被＂浮（罚）以大白（杯）＂。可是，这恰恰又在启示人们，人生的欢乐聚会是何等的有限而短暂，如曹操所言，＂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劳多＂，像《古诗十九首》说，＂服食求神仙，多为药所误，不如饮美酒，被服纨与素＂，如苏轼曰，＂故国神游，多情应笑我，早生白发。人间如梦，一尊还酹江月＂，如韩愈云，＂扰扰驰名者，谁能一日闲？我来无伴侣，把酒对青山＂，像李敬中在《劝酒》中，告诫世人，＂日日无穷者，区区有限身。若非杯酒里，何以寄天真？＂
　　四
　　说到羊羔酒，当然也不会忘记这些人。尽管，他们与羊羔酒的后嫡直系——汾酒，更有密切的关系。
　　孝义下栅人杨得龄，我在《漫话孝义》（2012年北岳文艺出版社出版）的《清末民初话孝义》中，《徜徉孝河》（2013年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孝河之孝》中，都写到过这位大先生。杨先生，号四正堂，字子九，童年失母，少年丧父，与胞弟依姑母抚养，靠卖饼糊口。14岁只身来到汾州府义泉涌酒坊，当学徒谋生。先生勤恳，起五更，提夜壶，端盥盆，担水扫地；睡半夜，炉前古读，席地而眠。师傅觉得是个好料子，悉心精传酿酒技艺，18岁便代师领班作业，21岁被提升为三掌柜。清光绪五年（1879），灾荒席卷三晋大地，义泉涌濒临破产，有人暗递黑帖子到府衙，将破产之责嫁祸于新任掌柜杨得龄，无头官司打了二年，不了了之。不仅囊空如洗，而且负债债累累，导致义泉涌作坊倒闭。先生秉性刚毅，不肯甘心，光绪七年（1881），他独自走出城垣闹市，跋涉村乡僻壤考察，勘准了尽善村的申明亭荒址。这里曾有清初著名思想家、医学家、书法家傅山先生亲笔书题，＂得造花香＂，即如今的杏花村汾酒厂原址。与汾阳南垣寨村首户王协卿先生合作，王先生出资作东，他总管掌柜，于1882年创立了宝泉益酒作坊。该作坊以酿制＂老白汾＂酒而闻名。他专用古井亭之优质井水，取大麦、豌豆＂青茬＂曲，以＂一把抓＂高梁作原料，采用＂清蒸二次清＂分离发酵法酿制而成。此酒，得羊羔酒老工艺，纯净清亮，芳香扑鼻，入口醇绵。常客汾阳举人申季壮撰碑云：＂凡王公士庶，逢月底花辰，莫不以争先一酌为快。＂此酒，民国三年（1914），在北京农商部展览会上，以其色香味三绝,初露锋芒，首次获全国二等奖。
　　民国四年（1915），杨得龄为发展实业救国的宏愿，以昌国货于海外，不畏豪强，冲破重重障碍，毅然将地缸贮藏了一二十年的老陈酒，拿出来，参加了美国举办的巴拿马万国博览会，几经激烈竞争，击败群雄，终于登上国际桂冠宝座，荣获一等金质奖。
　　当然，在当时中国军阀混战时期，争取这一桂冠宝座肯定也是不容易的。据资料记载，山西督军兼省长阎锡山在这方面起了很重要的作用。因为，阎长官平时最爱喝老白汾，加之又是咱山西自己的事情，当然是义不容辞。
　　当时，巴拿马运河将首次通航，美国政府宣布，将举办＂巴拿马太平洋万国博览会＂。之后，美国派员来中国游说，但中国一直没有明确参赛与否,更没有实质性的筹备。可是，随后美国政府承认北京袁世凯政府为中国的合法政府后，北洋政府一改从前，立即成立了＂筹办巴拿马参会事务局＂。山西的阎锡山听到消息后，非常高兴，当即命汾州的老白汾酒参赛，最后，老白汾果然在西方国家大放异彩，一举夺魁。阎锡山更是兴奋不已,亲笔题写金匾，＂味重西凉＂，隆重送到汾州宝泉益酒作坊。
　　据1917年2月出版的、由中国巴拿马赛会筹备局长兼监督陈淇主持编撰、郑孝胥题签的《我国参与巴拿马太平洋万国博览会纪实》一书所说，1915年2月20日上午8时正式开幕的巴拿马赛会，共有31个国家、20万家展品生产厂和送样单位参加，有11个陈列馆。开幕的那一天，参观人数达21万人。整个展览期间，参观人数达1900余万，是20世纪世界著名的国际博览会之一。当时，中国赴美展品达10余万种，重1500余吨，出自各地4172个出品人和单位。巴拿马赛会奖项共设一等奖（甲）大奖章、二等奖（乙）名誉奖章、三等奖（丁）金牌奖章、四等奖（戊）银牌奖章、五等奖（己）铜牌奖章、六等奖（丙）奖词（无奖牌）六类。最后，中国共获奖章1218枚，为参展各国之首。但是，实际上，获得1915年巴拿马太平洋万国博览会一等奖的白酒品牌,只有一种，那就是山西汾州的老白汾。
　　获奖后，杨得龄请申季壮撰写了《申明亭酒泉记》，记其事云：＂巴拿马赛会航海七万里而遥，陈列其间冠绝岛国，得遥金牌之奖。于是汾酒之名，不惟渐被于东西亚欧，并且暨讫于南北美州矣。＂当时盛况，＂遐迩朋友，争艳羡之，题匾相赠者不一而足。＂《并州新报》以＂佳酿之誉,宇内交驰，为国货吐一口不平之气＂为题，向国人欢呼曰：＂老白汾大放异彩于南北美洲，巴拿马赛会一鸣惊人。＂
　　其实，早在清宣统之前，尽善村的酿酒作坊，能与宝泉益相争者，就只剩下德厚成和崇盛水两家了。到了民国，这两家也无力抗衡了。正当他们走投无路又束手无策之际，杨得龄先生高瞻远瞩，不避前嫌，以＂义泉涌＂为主，进行＂风险合担，利益分享＂的＂三合一＂人事改制，大掌柜由得龄先生担当,二掌柜为韩瑞符，三掌柜为曹廷辅，四掌柜为张爵轩，五掌柜为张祥甫，形成了当地人称＂一道街、一片铺，一东家＂的＂三合一＂格局。
　　巴拿巴赛会一举成功后，阎锡山接见杨先生时，提出公商两家合作经营的意见，杨先生考虑事关重大，仅含糊应酬，而未明确表态。嗣后，阎锡山派督府秘书厅长赵戴文与他洽谈，但因双方条件不合，亦未能达成协议。直至1919年，督军副官、汾阳人张汝萍约田作霖（省议员，汾阳人）、武振铎（省农专教授，孝义人）、吕连科（省商专教授，汾阳人）、李铭三（省议员，孝义人）等五人,各认股金500元，计2500元，义泉涌以酒入股，认2500元，联合经营，在太原商业中心桥头街，成立晋裕汾酒股份有限公司，义泉涌供酒，晋裕公司经销。经理均由年已花甲的杨得龄先生担任。
　　杨先生在以往经营义泉涌的基础上,结合当时＂股份有限公司＂的一般章程，形成了公司的＂四项基本原则＂,即资金股份制、管理分权制、薪俸三三制（月薪、红利、红包三部分组成，月薪又按优良、普通、劣等三个等级确定）、人事避亲制（会计不用亲眷）。杨先生不仅善于吸收新事物，精于管理，而且对白酒酿造的研究亦颇有造诣。他将孝义、汾阳一带白酒酿造的操作程序、方法要领、注意事项，精心归纳编排，凝缩提炼为《二十四诀酿制法》，使庞杂、繁琐、深邃的全套酿造工艺流程，条理化、系列化、规范化、通俗化、口语化。据晋峪造酒厂老师傅朱振才回忆，杨先生要求口诀不外传,只能心记，不允许抄写。杨先生有手抄本，1958年被人当＂老东西＂，拿走了不少书籍和手稿等，后下落不明。
　　1928年农历3月初七，杨先生七十寿辰，商贸各界人士赴并祝贺，时任北方国民革命军总司令、督军阎锡山亲临寿堂嘉授金匾勋章。在孝义县下栅村、汾阳县尽善村分别举行了隆重的挂匾仪式。老先生呕心沥血，为山西白酒的振兴66年，在国际上两次获大奖,在中国六次夺冠，共获金牌8枚、银牌3枚、勋章1枚，金匾＂名闻海外＂、＂驰名中外＂、＂名振四海＂、＂味重西凉＂4块。后两块挂汾阳尽善村。前两块挂孝义下栅村，1971年冬在下栅公社前院（公社原址），曾见有一块做猪栏用,后下落不明。
　　1933年,时任天津塘沽黄海化学工业研究所发酵与菌学研究室助理研究员的方心芳先生，来到了汾阳杏花村，开始了中国白酒业第一次系统的实用性科学研究。而当时的杨先生从事老白汾酿造60余年，是当时全中国最顶级的酿酒大师，也是真正的＂白酒通＂。他俩在一起共同研究了半个月，分析化验，思索论证，掌握了老白汾酒酿造的几百个研究数据，对孝义、汾阳一带从过去到现在的酿酒工艺进行了全面总结，即著名的汾酒酿造七大秘诀：＂人必得其精，曲必得其时，器必得其洁，火必得其缓，水必得其甘，粮必得其实，缸必得其实＂。时隔不久,方心芳写出了中国制曲酿酒的第一批科学论文，《汾酒酿造情形报告》，在国内外引起了极大的反响。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杨老先生运用眼、鼻、口的特殊功能,辨别酒之色、香、味，来评白酒的好坏优劣。通过长期的体察实验，积累、丰富、完善了＂观、嗅、品＂的绝妙招法，玉成了＂子九验酒三部曲＂：＂端起斟满酒的晶杯，临窗伫立，举杯左右旋转，对光辨色：正襟危坐，端杯至鼻下寸许，深深呼吸，细细嗅滤；唇吮舌蘸，轻吟慢品，手捋垂胸美髯，闭月沉思。那种旁若无人，浑然忘我之情貌，倏忽恍如梦醒，双眸生辉，掷杯击桌，声如金石，一语定坤之神态，令人惊之叫绝，旁列者叹为观止。＂
　　自1904年起配制药酒、果酒始，至先生辞职离任的34年间，他以老白汾作底料，配以名贵药材，先后试制成功葡萄、黄汾、菌陈、五加皮、木瓜、佛手、玖瑰、桂花、白玉、状元红、三甲屠苏等10余种低度配制汾酒露，加上清初大学者傅山先生配方的竹叶青生产工艺，形成了中国白酒业第一个以白酒为主配制酒为辅的完整的品牌体系。其中，白玉、竹叶青、状元红、玫瑰与老白汾酒并驾齐驱，成为山西杏花村的五大名酒。他创建了中国近代白酒业第一家私营股份制企业，率先注册了中国白酒业的第一枚商标——高梁穂汾酒商标，现收藏于汾酒博物馆。
　　时间再返回到1923年，印度(现孟加拉国)加尔各答市有位享誉世界文坛的著名诗人,叫泰戈尔，毕生创作了《吉檀枷利》《飞鸟集》《园丁集》《新月集》等50多部诗集、12部中长篇小说、100多篇短篇小说、20多部剧本，以及大量哲学、政治著作。1913年获诺贝尔文学奖，成为亚洲第一位获此殊荣的作家。早在1915年，他的诗就经陈独秀、刘半农等译介到中国，其清新而富有哲理的诗风，至今都在中国文学界有着深刻的影响。他不仅是一位伟大的诗人,同时还是一位积极的社会改革家，在自己的家乡一直进行着一种乡村建设的计划，在农村，设立学校、医疗队，发展畜牧业和手工业，倡导全民性的文艺活动，以使农村剩余劳动力有出路，教育能普及，文化能提高。而与此同时，在遥远的山西，也有一个人在进行着同样的探索，他就是＂山西王＂阎锡山。＂村政建设＂运动，20世纪30年代在山西盛行一时，虽未席卷全国，但也在当时形成一股浪潮，山西的村政建设，在全国评价极高,是全国的模范省。
　　就在这一年初，泰戈尔的朋友和助手、英国人恩厚，在北京与诗人徐志摩会面，透露了泰戈尔有意访华的想法。徐志摩非常高兴,和梁启超、蔡元培等人商量后，决定以讲学社的名义向他发出了邀请。1924年4月12日，泰戈尔一行乘坐＂热田丸＂号轮船抵达上海。4月23日，泰戈尔抵达北京，在前门车站迎接的梁启超、蔡元培、林长民、胡适、梁漱溟、蒋梦麟、辜鸿铭、熊希龄、范源濂等文化名流。隔一天后，除徐志摩外，泰戈尔的身边又多了一位美丽的女子，这就是才女林徽因。一位白发苍苍的长者身边，一对金童玉女相伴而行，摄影师记录下的历史一瞬间，至今为人们所称道。
　　泰戈尔原本计划是从北京到大连，然后从大连乘船去日本。但是，当听徐志摩等人说山西的乡村建设搞得好时，引起了他的浓厚兴趣。在山西的阎锡山听到这个消息后，认为这是宣传山西经验的大好机会，便派人精心组织对泰戈尔的热烈欢迎。
　　1924年5月21日下午4点多，泰戈尔等人乘坐的火车,缓缓驶进了太原火车站，陪同的人员有徐志摩、山西外国文言学校校长卫西琴等。山西督军公署交际科秘书潘太初、山西省教育会等省城30多个群众团体的代表，在车站举行了隆重的欢迎仪式。当泰戈尔走出车厢时，人山人海，现场顿时一片欢腾，迎宾曲、欢呼声、鞭炮声震耳欲聋。大家脱帽向泰戈尔致敬。泰戈尔兴致勃勃，和欢迎的人们不停地握手，热情地打招呼。出了车站后，泰戈尔乘坐马车到督军公署花园外国文言学校稍事休息。随后，由潘太初、卫西琴陪同他们前往山西督军公署访晤阎锡山。当泰戈尔一行来到督署内北厅门口时，阎锡山早已在那里等候了。
　　阎锡山盛情邀请泰戈尔一行共进晚餐。他一向简朴与节俭,请人吃饭从不上大鱼大肉。他依旧用他的＂五盔四盘＂招待了嘉宾。＂五盔四盘＂即五个热碗四个凉盘，五热为豆腐丸子、烧豆腐、猪肉炖粉条、清炒豆芽、烧山药；四冷为熟牛肉、凉拌藕根、芥根丝、豆腐干。主食有馍子、油糕和晋北的小米捞饭。泰戈尔觉得非常新奇，吃得津津有味。宴席上喝的酒，就是汾阳杏花村产的老白汾。出于对世界文豪的仰慕和尊重，阎锡山在席间向泰戈尔一行敬酒，喝了不少杏花村老白汾。借着酒兴，他摸着两撇黑胡子，还给客人们讲了一个＂段子＂助兴,＂我们山西人的理想是．首部迁吾乡，太原成中央，国酒汾阳王，囯宴玉米汤，国语五台腔，国歌山西梆。＂泰戈尔不知道他说的这是些什么，却对出产于汾阳、孝义一带的这老酒，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心想，这玩意儿不错！
　　可惜好日子不长，1937年＂七七＂事变后,日军入侵山西。杨得龄老先生毅然辞职离并回归故土。途中，他在汾阳尽善村主持召开了公司董、理事会，决议：＂国之名酒，不能为外敌所用＂，＂只可南销，不可北运＂，＂万不得已时停工关厂＂。连年战乱，加之军阀政界腐败,使晋裕公司日渐衰落,奄奄一息。太原沦陷后，杨老先生回到下栅,已是79岁高龄，见国民奋起抗敌，深受鼓舞，带头募捐资财粮物，动员五个儿孙投身抗战。1939年夏初，日军专门去下栅请先生＂出山＂。先生鹤发白须，卧炕闭目不语。日军气急败坏，恼羞成怒，猛然去抓先生的垂胸美髯。杨老夫人上前阻拦，被日军一掌推倒在地。日军打了杨老先生一个＂耳光＂，扬长而去。时值先生之子杨汉三任孝义抗日区长，家中老少屡遭日冠汉奸凌辱，搜抄家中七次之多，家什财物劫掠一空。耄耋之年,先生仍耕种于田野，种植高梁＂一把抓＂一亩多,产量达千余斤，可叹阎锡山＂征一购二附加三＂，杂税苛捐，盘剥叠加，能吃进老人之口的不知有几粒？全家生活多靠乡邻亲朋接济，勉为度日。1945年暮春的一天,一代杏花酒翁，在孝义下栅的故土上,含恨离世，享年八十六岁。
　　五
　　历史如镜，历历在目。
　　历史如风，风来风去。
　　辛丑牛年初春的日子里，坐在家里，虽然没有喝羊羔酒和老白汾酒，但是，在缓缓翻阅历史书籍的手指间,忽然感觉到，有一阵清风，从窗前徐徐吹来。我仰起头，微微呼吸了一下，竟然觉得风里有一股酒意，一股羊羔老酒的味道，真的是来风亦醉啊！
　　作者简介: 马明高，山西省孝义市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电影家协会会员，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中国电影文学学会剧作理论专委会副秘书长，山西省作家协会全委委员，山西省电影家协会理事，吕梁市作家协会副主席，孝义市作家协会主席。作品散见于《人民文学》《中国作家》《中华文学选刊》《当代作家评论》《百家评论》《光明日报》《文艺报》《名作欣赏》《文学报》《山西文学》《黄河》等报刊，编创的五部电视剧在央视和各省卫视播放，出版著作二十多部，获全国优秀电视剧奖、山西省＂五个一＂工程奖、赵树理文学奖、山西文艺评论奖、人民文学观音山杯游记散文奖、中华读书报散文奖和浙江作协非虚构散文奖等十余项奖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