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朋亮一层秋雨一层凉

　　Original张朋亮满天都是星
　　几场秋雨下来，天凉了不少。
　　回老家的空房子里取完东西，出来锁门的时候，身后传来一串叮铃咣啷的响声，回头一看，是村里的保洁老哥在收垃圾。
　　他的年龄比我父亲还要大几岁，但按辈分，我只能叫他哥。一个三十几岁的人管一个年过花甲的人叫哥，怎么听怎么别扭，但辈分就是辈分，乱不得，所以，别扭也得叫。老哥的腰背微微弓着，满头白发，若非上身那件橙色的保洁马甲，就是寻常农民的寻常打扮，那一连串叮铃咣啷的声响就是他倒垃圾发出来的。他的装备是一辆漆成橙色，有着硕大车斗的架子车。他的工作是把每家每户放在家门口的垃圾倒进架子车里，至于拉到哪里去，我不知道。村人为了方便，会在家门口放一只桶，这些桶大都是刷了涂料留下的塑料桶，或者刷了油漆的铁皮桶，放在门口风吹雨淋，破旧不堪，稍一挪动就会叮铃咣啷地响。我回头看他时，他正熟练地提起邻居家的铁皮桶往自己的大车斗里倒垃圾，他的动作熟练而准确，那么满满当当的一桶垃圾，居然没有一丁点儿会洒出来。倒完邻居家的垃圾后，他把垃圾桶放回原地，拉着架子车往前走了几米，到了下一家门口，当他放下架子车的时候，我注意到，在车辕靠近车厢的位置焊接着两根螺纹钢筋，有了这两根钢筋的支撑，车辕就不必放到地上，从而保持车厢基本处于水平状态，防止垃圾外溢。
　　仔细看，那个焊接口并不平整，显然出自小作坊。但就是这样一个简单的设计，却解决了垃圾外溢的大难题。
　　我跟老哥打招呼，老哥似乎心情不错，一边笑着干活，一边跟我聊起了天。
　　我们的话题是这样开始的
　　我问：哥，收垃圾呢？
　　老哥笑了笑，应了一声，然后突然说：哥考考你咋样？
　　我不解，应道：啥事？你说么。
　　老哥问我：你还能认得我不？
　　我答：当然认得，我把你叫哥呢么。
　　他又问：你认得我，那你说我叫个啥？
　　这一问，把我问住了。
　　在村里，上了年岁的人似乎很少直呼名讳，那是一种不尊重人的表现。小时候，小伙伴们吵架，最过瘾的骂人方式就是把人家爸妈的名字大声喊出来，喊的人过足了嘴瘾，被喊到爸妈名字的孩子往往怒不可遏。所以，人们一般会使用尊称，比如按排行叫三爷五爸，又或者借用晚辈的名字，比如谁谁他婆谁谁他伯。前一种，是当着人家的面叫，后一种是跟别人谈论起的时候用。许多年里，父母之间都不会互喊名字，而是以子女的名字代替，比如我的父亲要喊我母亲，就会喊我的名字，而真的要喊我，却不喊我的名字，而叫我的小名。小名一般是名字最后一个字叠加起来，很简单也很实用的处理方式。我们家是这样，邻居家也是这样，方圆几十里的农民祖祖辈辈都是这么叫的。
　　所以，名讳是一件严肃的事情，长辈的名讳尤其是严肃的事情。
　　因而，很多年里，我都不知道长辈们的名字。如果哪个小孩不知天高地厚敢问长辈的名讳，往往会得到这样的答案
　　咋？你还准备叫我名字呀？
　　所以，老哥的问题问得实在刁钻，根本接不住。他虽不是长辈，理论上属平辈，但年龄差着一大截呢，怎么会直呼人家名讳？不叫，自然不知道。
　　我老实地回答：你把我给问住了。
　　老哥哈哈大笑，说：我一踅摸你就不知道，你记着，我的官名叫嘉向。官名就是写在户口本上的正式名字，上学工作使用的，平常在村里，人们之间几乎不用官名，要么喊小名，要么用尊称，还有一些会直接喊绰号。
　　告诉别人自己的官名，是一件特别庄重的事儿。
　　老哥如此郑重其事地告诉我自己的官名，说明他是认真的，他的认真不为别的，他希望我能记住他。
　　我向街头望去，笔直的水泥路直达熙熙攘攘的县道，远处的秦岭山色如黛。二十年的工夫，原本单车道的县道，已经变成了四车道。县道往西不到两公里就是双幅八车道的107省道，从省道直达秦岭山脚下，只需要一个小时的车程。从儿时起，秦岭山就日日可见，但遥不可及，所以，老人们总说看山跑死马，眼下，山已近在咫尺了。
　　外面世界天翻地覆，可二十多年过去了，我脚下的这条街却几乎没怎么变。说没有变似乎也不准确，物还是，可人已非。一眼望去，街上空空荡荡，许多人家的大门前已长满了青苔。路还是从前的路，只是走的人越来越少了。跟街口的县道比起来，是那样地寂寥。
　　日日行走在这样的路上，该是怎样的心境？我一下子理解了老哥。
　　我郑重地说：我记住了。
　　老哥说：你们年轻人一长大都出去了，回来都生分了。
　　这句话令我心头生出几分悲凉。
　　我生于斯，长于斯，可许多年下来，却对这片土地越来越陌生。许多从前极为熟悉的人，猛然站在眼前却连名字也想不起来。从读高中住校开始，我似乎就不再属于这里了。回家的频次越来越少，从每周一次，变成了几个月一次，又变成一年几次，往后可能会更少。
　　不管多久回来一次，都是匆匆来，又匆匆走。
　　每当我从那条熟悉的街道走过时，我总能看见坐在自家门口的老人，他们是曾是村里的主角，许多人甚至曾经在村里叱咤风云，可眼下，他们老了，真的老了。他们的头发越来越白，腰也越来越弯。他们的儿女们也如我一样，长大了，就飞走了。有的人，上一次见面，还精神矍铄地坐在家门口跟人拉家常，可下一次见面的时候，就已坐上了轮椅。
　　街道中间有一个嫂子，说是嫂子，但至少超过八十岁了。我几乎每次回去都能见到她，有时候是一个人坐在门口，有时候是三五个人一起拉家常。她几乎每次都坐在同样的位置，保持着同样的坐姿。我跟她打招呼的时候，她总是热情地回应。但更多的时候，她总是一个人眼神空洞着看着远方，我不知道她在看什么，想什么。有一天傍晚，当我经过她家门前时，她起身回家。她的动作笨拙而迟缓，让我不禁担心她会跌倒，我加快脚步想要搀扶的时候，她已经扶着家门口的柿子树站了起来。我正要跟她打招呼，她自言自语地说，一天可又完了。我的心咯噔了一下，顿觉五味杂陈，我就那么站在数米开外看着她颤颤巍巍的背影，慢慢地开门，进去，慢慢地，什么也看不见了。
　　一阵风吹过，柿子树沙沙作响，我抬头看天，风和日丽，落日的余晖洒满天空，多么瑰丽的夕阳晚景，难怪人们总说最美不过夕阳红。可是，此时此刻，我却欣赏不来这份美景，老嫂子那句一天可又完了，在我的心里上下翻滚着。还有什么比数着日子度过余生更悲凉的呢？
　　当我说这句话的时候，母亲表达了不同的意见。她说，咱农村老人不都是这么过来的吗？按母亲的说法，那位嫂子已经属于幸福的老人了。至少她衣食无忧，至少她的儿孙还算孝顺。
　　是啊，至少至少
　　外面的世界多么绚烂，当我每每看见城市里的老人们在广场上翩翩起舞时，耳畔总会响起老嫂子那句一天可又完了。作为一个几乎没有任何社会保障的农村老人，他们中哪一个不是熬干了骨髓，带着一身的病痛？子女们倘若也是农民，能保证父母衣食无忧就已经不容易了，谁还敢有更多的奢求？倘若子女们自顾不暇，老人怕是连衣食无忧都是奢望。村里这样的老人不是一个两个，有多少呢？我不知道。但我常常能听到村里的兄弟妯娌们因为赡养老人反目成仇的。我知道，他们并不是十恶不赦的坏人，他们只是被生活压弯了腰。那些反目成仇的，或是一场大病，攒下了天文数字般的医药费，或是子女众多，负担重又没有固定收入的困难家庭。老人们是有自知之明的，当他们还有余力时，总是会想方设法帮扶子女，为了不给儿女们添麻烦，只要一息尚存，老人们都愿意选择独居。有一个我叫四妈的老人家，在两个儿子家里轮流吃住，大儿子家跟我的老家相距十多米，非常熟悉。四伯早早故去，留下四妈一个人孤孤单单二三十年。我不知道这二三十年里四妈曾多少次想起过她跟四伯在一起的日子，我只知道她七八十岁的年纪还在地里干农活。不管到了哪个儿子家里，四妈总是勤勤恳恳，从没有一刻闲暇。
　　四妈是这样，村里几乎所有的老人都是这样。
　　初秋的风顺着窗户吹进来，已有几分寒意。立秋后短短一个月时间，已经连着下了三场雨了。窗外，秋雨淅淅沥沥，不觉想起四个字：雨后秋凉。乐天先生眼里的秋天是这样的
　　夜来秋雨后，秋气飒然新。
　　团扇先辞手，生衣不著身。
　　更添砧引思，难与簟相亲。
　　此境谁偏觉，贫闲老瘦人。
　　村里的老人们显然没有乐天先生的豁达心境。
　　一层秋雨一层凉，面对纷纷落雨，秋天之后就是冬天，北方的秋天如春天一样，转瞬即逝，而冬天却是寒冷而漫长的。渐冷的天气对老人们，是一场生死考验。诗人们说，冬天来了，春天还会远吗？但对于风烛残年的老人们来说，冬天就是无数个寒冷、要命的日日夜夜，春天，太遥远太遥远了。
　　九月份刚刚开了个头，村里已经有两位老人故去了。有一个，我确切地知道名姓，而另一个，母亲启发了小半天，我也想不起来她究竟是谁。我只知道她是谁谁他婆，而那个谁谁是谁，我完全想不起来。
　　听着窗外的雨声，我又想起了那个老哥的话：
　　你认得我，那你说我叫个啥？
　　几年前一个寒冷的冬天里，村里有位独居老人，在寒冷的冬天里用电褥子取暖，电褥子大约一直开在高档，大约是因为买了不合格产品，众说纷纭。老人睡到半夜，电褥子突然起火，引燃了被褥，老人竟被活活地烧死在炕上。当左邻右舍赶过去的时候，老人已经被烧得面目全非。
　　请原谅，我仍不知他的名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