养家的乡村女人们

　　Original宋春光真实故事计划
　　女性如今是许多乡村家庭的经济顶梁柱。她们远赴城市，填平家中负债，赚钱帮补家中生计。相比于只能提供体力劳动的丈夫，她们更受城市的欢迎，这一变化，提升着她们在乡村家庭里的地位和话事权。
　　成为顶梁柱
　　只要收到工资，周文芳就会立刻转走大部分钱。
　　周文芳不喜欢欠别人的感觉。每月1号是46岁的周文芳开工资的日子。她收了条短信，显示7千元工资进账，第一时间拨了5千元出去还债。小儿子结婚时筹彩礼钱，还欠20余万元借款待还，目前周文芳每月从工资里拨出的5千元是所有还款的来源。每月债务消失一部分的这个感觉，她一刻也不想等。
　　今年是周文芳从山西老家来到北京的第8个年头。眼下，她在一户雇主家做育儿嫂，每天从清晨6点半开始工作，晚上9点多结束，大部分工作围绕着雇主家刚出生70多天的二孩和上幼儿园的大宝：带娃看管、准备吃食、接送上课，等等。今年雇主家多了个新生儿，每天的工作因而变得更加紧张琐碎。但也因为新生儿降临这个家，周文芳的工资从每个月六千五百元涨到了七千元。
　　周文芳的丈夫原本在内蒙古干工程队。前两年，周文芳在山西老家的婆婆年纪大了，身体有些病痛，她的丈夫就辞去内蒙古工程队的活儿，回到山西老家照料老母亲。现在，男人在家附近找了一份大车司机的工作，每个月的活计不稳定，时而出去跑，时而在家里等待。当初办下这辆车的车贷有60余万，周文芳男人和一个同乡老汉一起养一辆车，车贷摊在两人身上，每人每月一万块。因此，周文芳的丈夫挣了钱优先还了贷款，每月其实攒不下什么钱，只够自己周转。
　　最近几个月，疫情紧张，许多线路都不能跑了，丈夫只得留在家里等活儿。以前他在外面漂习惯了，如今在家里等待，周文芳觉得他变得：看这个不顺眼，看那个也不顺眼。她把丈夫的焦虑看在眼里，但也想不出太好的办法帮丈夫纾解：形势不好也没办法。
　　周文芳每个月7千元的固定收入稳住了这个家有了这笔钱才能保障还款进度条稳定推进。再扣去生活费，余下的钱就看情况补贴给老家的公婆、子女和丈夫。妻子离家，留守家中的丈夫也担起了家里的家务。他以前连厨房是什么样都没见过，周文芳打趣道，后来我来了北京他回了老家，一个人的时候没办法就也慢慢学会做菜了。有一次，周文芳的婆婆外出去看亲戚，家里没有人做饭了。看着不会做饭的小儿子和有身孕的儿媳，周文芳的丈夫只能自己下厨给家人准备食物。
　　在周文芳的山西老家，从前男人外出打工，女人留在老家照料。现在，与她同龄的女人大多来到城市务工，收入成为家中主要经济来源。与此同时，另一种巧合是，男人中许多人的在外漂泊到了四十五岁上下时，会选择回到家乡：照顾老人、家事、子女和田地。
　　桑柳中秋节没有回家，和几个伙伴一起去爬了香山。北京今年的秋天多雨，天凉得更早一点。前几天刚下过雨，山路松软不好落脚，但登高后的清澈空气让桑柳感到十分自由。
　　桑柳是贵州遵义人，家乡多山，自己也喜欢到各处的山林里感受自然，丈夫许七是重庆人，嫁过去之后，桑秋跟着丈夫把他家周边的山都登了一遍。2012年，她和丈夫一起来到北京务工，而现在丈夫回到了重庆，在一家房地产公司做保安，自己则在北京一家医院的饭堂工作。
　　准备返程的时候已经傍晚四五点钟，许七打过来一个电话，知道她和朋友在香山后，便嘱咐桑柳中秋节了，和姐妹一起吃顿好的饭菜，桑柳应了声之后就挂断了电话。自从夫妻二人分隔两地，桑柳觉得丈夫对自己的嘱咐变得更频繁了：北京要降温啦，你得注意添衣最近哪里哪里又有疫情了，出入都记得戴口罩，等等。
　　但桑柳仍然对丈夫的工作选择感到有些无奈，他在家乡的那个工作已经好长一段时间没有开过工资了，现在则是她承担起补贴家乡老人和自己儿子日常花销的任务。
　　在城市中挣到的钱会迅速被女人们安排上其他用途：儿子的首付、结婚的彩礼、女儿的嫁妆、老人们的医药费、老家的债务、日常的贴补等等，鲜少有花费在自己身上的开支。
　　我能花什么钱，每个月4天休息，就车费、饭钱，一个月也没几百，周文芳身量不高，穿戴整洁，说到工作与挣钱时的神采像一块计算精密、打磨完美的轴承，在机器的运作中，不断承接住上下左右的相互作用力，流畅的、飞速地旋转，关键又稳妥地完成一次又一次家庭作业，却还不到停下来检修的时刻。
　　图桑柳重庆老家田地里的鹅
　　出走
　　光景回到2004年，黄土高原黄土依旧。
　　周文芳一家生活的村庄里，年轻男人们大都外出打工，女人们则留在村里料理家事。当时她丈夫到内蒙古的建筑队工作，开铲车，跟工程，每个月能挣两千多元。周文芳留在家照顾一双年幼的儿女，也养一些鸡、兔，种一些菜补贴家用。
　　周文芳记得那是一段忙碌的日子：早上五点半起来喂鸡，然后给孩子们做饭，然后到田里干活。中午十一点回家，喂鸡、收鸡蛋，午饭过后带着两个孩子到田地里干活，傍晚回来继续给孩子们做饭然后哄他们睡觉。
　　就这样过了几年之后，孩子们临近小学毕业，周文芳和丈夫准备在老家盖座新房，前前后后总共需要将近二十万元。她算了算手头的积蓄，卖鸡攒下了六万多，地里的收成也攒下了六万多，就向别人借了八九万元借款。
　　可是光靠丈夫一个人还钱要还到什么时候呢？周文芳想：我不想欠别人的钱。为此着急得不行。
　　农乡男性进城务工的工作选择并不算多，或是像周文芳丈夫在建筑工程队里做工，或者来到北京、上海等一线城市，多从事快递员、外卖员等高体力劳动的工作。外出务工的男人们步入四十五岁之后，工作空间会逐年被年龄增长压缩。继续留在城市的男人一般会从高体力付出、高回报的岗位上退下来，从事保安、后厨洗碗工等类型的工作。
　　相较而言，城市留给女性劳动者的空间则是另一番景象。根据《2018年中国家政服务行业发展报告》内容显示，受二孩政策、人口老龄化等因素的影响，一线城市中对于家政服务等女性特质明显的工作需求量持续增长，收入也更可观一些。
　　周文芳那时候有几个同乡的姊妹外出到城市打工，其中一个来到了北京做家政工，每个月就能拿到三千元左右，这着实比起在田里更有赚头，只要省吃俭用，加上丈夫在工程队的收入，一家人很快就能把借款还清，周文芳心动了。
　　于是她决定也要出来，到北京务工。她不放心两个孩子，考虑到他们都上了初中，能理解母亲所做的决定，最后周文芳咬了咬牙出来了。虽然孩子们理解母亲的决定，感情上仍然不舍得与母亲分开，他们和母亲说，每次分开都数着日子盼着她回来。
　　最开始的时候我就也和小孩似的，到了买票要离开的时候就开始数日子‘还有多少天可以回来’，心里就不是滋味，舍不得，周文芳回忆，但就这样生活，你就没办法。2013年的九月初，孩子们刚刚开学，周文芳坐了一夜火车来到了北京。
　　桑柳独自赴北京务工，也是为了全家生计。第一次到北京务工，桑柳和丈夫许七结伴而行。许七比桑柳年长八岁，在一个工地建筑队做木匠，每年的薪酬占家庭收入的大头；桑柳则在一家医院的洗衣房工作，每个月三千元工资，正好足够夫妻俩和老家的琐碎开销，这样也慢慢攒下了一笔钱在遵义买了房子。
　　一直到儿子读高中那年，夫妇俩决定回到老家。一是为了照顾孩子高考前关键三年，二是丈夫许七的父母年过八旬，身为人子，许七觉得自己应当回到父母身边照顾。于是2017年，他们从北京回到了老家重庆。
　　从北京回到老家，桑柳很难适应。她在儿子学校附近找了一家超市工作，月收入从月薪3000元降到月薪1800元，假期也从每月4天降至每月两天。许七在老家一家药店找了工作，但入职体检时检查出慢性病，无法入职，也不能再像以前一样做重体力劳动。最后，他在侄女帮助下，在老家一个房地产公司找了份保安的工作。
　　直到现在，桑柳提起丈夫的工作时依旧能捕捉到一丝赌气的情绪。她起初觉得丈夫的这个病症只要好好注意身体指标，也并不会影响他去找一份工资再稍微高点的工作，不理解他为什么就情愿留在那里呢？
　　上有老人，下有孩子，每月家庭花销比之前只增不减，每个月1800元的工资显然不足够桑柳开支。于是在收到北京工友发来的招聘消息之后，桑柳在2018年的春天又回到了北京。
　　坐上返程火车的那天是农历四月初一，南风吹过，天气逐渐暖和起来。那天是她的生日，她也是在上了火车之后，收到了家乡姐姐的问候信息才反应过来。
　　从重庆到北京那班火车要开18个小时，桑柳在火车上过了37岁的生日。没什么可庆祝的，就吃了一碗方便面。
　　桑柳成了一家老小的稳定经济源，每个月工资涨到了五千左右，除了缴保险的钱之外，还要预备出补贴给老人和孩子的生活费。下学期开学之后，孩子大学的学费也是由桑柳缴纳的，他的专业是科技金融，今年放假回来该买电脑了，桑柳开始着手把这笔钱给孩子准备出来。
　　去年我婆婆借机暗示我’许七现在生活费都没有了，是问他哥哥借的’，然后我就说‘该给您老人和孩子的钱我都会给，但他我不想管，让他自己想办法吧。
　　角色变换
　　在桑柳和许七的家中，发生了一种角色变化。妻子担起养家的责任，而丈夫许七则负责守家。
　　桑柳觉得丈夫是个贴心的人。以前，这种贴心是在外面扛事儿。第一次一起到北京打拼，许七有一次晚上骑电动车回家不小心撞到了树上，怕桑柳知道了担心，就瞒着没有告诉。后来房东看到了那车撞得厉害问起来，许七才说了实情。丈夫个性老实沉默待人熨贴，这让桑柳感到安心。
　　现在丈夫回到老家，自己则留在北京，虽然不比从前两个人相互扶持，但桑柳也想通了：虽然他那个工作工资不稳定，但好歹保险都给交着，每个月还有4天假期可以回家照顾照顾公婆，我也就不想是不是要让他换个工作这回事儿了，保重身体最重要。
　　今年5月20日，桑柳收到了许七的520元转账。她知道丈夫的经济情况，心里生了疑惑：怎么有余钱来应年轻人的节日呢？问过后才知道，是儿子给许七发了520元，让父亲把钱转给母亲，他对父亲说：你都不给妈花点钱，把这个转发给妈妈。之后，桑柳收到了儿子的另一份转账。
　　那时候他打暑假工还不满一个月，只拿了不到1800元工资，就把1000多块花在了我们身上。桑柳说。今年5月，桑柳的儿子小许来到北京做暑期工。原本计划和其他同学一起去别的城市，但桑柳在北京，想让孩子过来身边，儿子接受了母亲的建议。
　　桑柳说，儿子从小就很懂事，虽然小学三年级的时候就和他们分开，由爷爷奶奶照料，但他们每周都会通电话，好在小许没有和其他年纪相仿的叛逆少年一样肆无忌惮发泄青春，也从不会和爸爸妈妈表达过多让他们担心的情绪，只是偶尔会在电话那头问桑柳：你们什么时候回来。
　　以前在孩子眼里，父亲的形象总是严肃的、有力的。但凡事没有永久一说。后来许七回到了重庆老家，小许长到了懂事的年纪，大概也察觉到了父亲经济情况的变化，并决心为此做些什么。8月底，做暑期工的最后一个月，他因为新学期开学的事情提前离职，没有做满一个整月，拿到了1900元工资。他把这其中的1400元都贴补给了爸爸，只剩下了500元去买自己计划买的东西。桑柳为此有些吃味，心里却也十分动容：儿子是个孝顺的孩子，是知道谁更需要这笔钱的。
　　回到家后，丈夫的体贴换了一种方式。周文芳的丈夫刚回到老家时，准备考大车驾驶证，学费、考试费七七八八加起来要1万多块，也是周文芳出了这笔钱。后面在考试中，丈夫一次性拿到了驾照，他对周文芳说：你看，一次就过了，我也能对得起你。跑运输每月的收入也不稳定，老家里里外外都是由周文芳出钱打理的，丈夫也明白，他和周文芳说：这几年辛苦你了。但周文芳私下觉得，一对夫妻间，怎么谈得清楚谁辛苦谁不辛苦呢。
　　留在城市，桑柳基本上每个周六都能收到丈夫许七发来的消息，有的时候提醒她天气，有的时候提醒她注意疫情，有时候只是单纯想告诉妻子自己在做什么。桑柳觉得时间这样慢慢过，两个人都过成了亲情。自己留在北京工作，许七也比以前要更在乎自己了，他在手机上看到什么有趣的会分享过来，而桑柳也会偶尔分享，比如说晚上散步时看到的某一轮又圆又好的月亮。
　　在城市中生活，比起日常琐碎的工作，周文芳觉得每个月4天休息的时候更累，心里累，因为不知道自己要去哪里。早些年的时候，周文芳会和老乡到附近的公园坐一坐，两个人就在那凳子上坐一天，聊一会儿，眯一会儿，再看看公园里的其他人，一天也就过去了。后来知道了在北京也有一些公益的社工中心，这才有了休息日的合理去处。
　　桑柳以前确实也会觉得孤独，但孤独有孤独的好处：偶尔不需要在意别人的想法，也挺舒服的。休息的时候，她吃碗羊肉泡馍或是一碗米线，然后坐上门口的任意一辆公交车。不看站点，只记方向，到终点站之后再乘其他的公交车回到住的地方。我不会在别的地方下车，我就要看到终点站。这是属于她的城市冒险。
　　桑柳和丈夫关系的变化，也发生在越来越多外出务工家庭。女人们留在城市做工，为老家输送更可观的报酬，成为着家庭的主要经济来源。
　　母亲们外出务工，对于孩子们来讲是一种成长缺位。为了弥补这种遗憾，她们只能在城市里更加努力地挣钱，用丰厚的存款为子女们的未来做好铺垫，她们的丈夫却需要回到家乡，主持家中事务。
　　挣钱的家
　　驻留城市的时间实在是太长了，所以有时候周文芳觉得北京变成了她挣钱的家。家乡反而变成了旅店。每年，她们一般只有国庆和过年那几天才能短暂回到家乡，等雇主们上班了就要回来继续工作。在这里挣钱，但是只能挣不能花，周文芳说，在这里也花不动，我们挣到的钱（在这里消费）感觉还是太少了。
　　她们挣到的钱，被妥善地分派了不同的任务。一定有一部分钱会被存起来养老：指望小孩子，他们那时候都要顾自己的儿女了。自己还是要挣自己的养老钱，最起码手上要有几万块才行。但留给自己养老的钱总是被排在种种事项中的最后一项。
　　一般情况下，来京的女工们都会在周六休息。这周六，位于望京社区的鸿雁社工中心活动室，四五位女工们正互相刮痧、闲聊着。
　　话题可能是关于丈夫的、关于儿女的、关于上户下户的、关于攒钱还钱的。她们中年纪大一些的有五十多岁，年纪稍小一点的也四十多岁。聊到攒钱这回事，房间的气氛开始热闹起来。
　　你说现在，我们除了攒自己养老的钱，还要给孙子攒钱。
　　还得给父母，上有老下有小，没有钱可不行。另一个女工补充道。
　　（我们）不管谁合适呢？
　　我今年给爸妈都八千了，给孙子也好几千了。
　　我这，今年已经给老家一万了。
　　要是现在说不打工就不打工了，家里人都等着呢。
　　你只有自己有大把大把的钱，才能去市场，买一百多的东西说买就买。
　　她们彼此家乡的境况相似。在老家，四十岁以上的女人能出来打工的基本都开始到城市打工，种地多难挣钱，我们那年头准备来年的种子都要靠赊的，哪能和出来打工比呢。
　　横向对比看，如果说五十岁的男人和女人都留在城市打工，同样是一个月，女性做家政的工作能挣五千以上，男性大多做保安之类的工作，到手三四千块钱，加上食宿开销，实在是留不下钱，还不如早点回到老家照顾家事。
　　而当男人回到老家，女人外出务工时，对于他们来讲做饭自然成了一门必修的手艺。一位阿姨回忆自己丈夫的口粮之路：从一开始啥都不会，到现在他这做饭也算是学会了。早先的时候他就只知道买面条啊、买馒头呀，全是买的，可是又不好吃，慢慢地自己就会下厨房了。
　　她们说着笑着，仿佛刚才讲的苦累一下子被明亮的笑声打散，过去就过去了。
　　手中的黑色刮痧板在平缓的背脊来回刮动，一道道暗红色的痕迹开始透过皮肤显露出来，阿姨们说这都是平时埋头干活、冷热交替留在体内的淤滞，定期多刮一刮，身体就会变得更好。
　　那天周文芳由于雇主突然有事无法照顾小孩，便只得留在家中工作，不能在周六同认识的姐妹一起来到社工中心。晚上八点多，她终于得空下小区走走，和我聊聊。
　　北京的秋夜十分凉爽，前几天刚下过雨，街边有不少人在散步。前些天丈夫同她讲，山西老家的一位嫂子今年五十多岁，孙子被儿媳接到城里上幼儿园了，就打算过段时间料理完地里的玉米，也过来北京打工：不种地了，她忙完秋收，就也打算过来了。
　　她说最近形势好一点，丈夫又开始出去跑运输了。我问她有没有想过要什么时候回到家乡，她却觉得自己还是需要出来挣钱，因为后面用钱的事情很多很多。
　　再过几年，或者我也想着北京什么时候不需要我了，我就回去。地上铺了一层泛黄的落叶，她走得很慢很慢。
　　文中部分人物为化名
　　END
　　撰文宋春光
　　编辑温丽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