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方杨村那口钟

　　满天都是星
　　袁方你怎么看Author袁方童鞋
　　杨村有一口钟。
　　那口钟，就挂在涝池岸粽子客大伯家门口那棵高大的椿树杈上。
　　一年365日，除了刮风下雨和过年的那几天，几乎每天都能听到那绵长、悠远的钟声。一天三晌，生产队上工、开会，或是召集广大的社员同志们说什么事情，就敲钟。
　　钟是用生铁铸成的，很大，下沿口径有一尺多，百十来斤重。兴许是年代久了，面上结了一层薄薄的铁锈，上有很多阳文，都是人名，应该是铸钟时捐钱的人名。钟挂得高，看不清那些名字，听大人们说，名字姓张袁葛董，正好是杨村的四个姓。张姓、董姓是东村和西村的，就觉得远；袁姓葛姓都是南村的，就觉得近。但没人知道那些已经化为文字符号的姓名究竟是谁的祖先。
　　钟上面还有一行文字，说那口钟铸于雍正年间。雍正朝的哪一年，隐约地记得有大人说过，但我忘记了。
　　村里有学问的老人零零碎碎说，杨村的东村和西村隋唐前就有了，南村人都是外来户。雍正爷当皇帝的那几年，有七户人家迁居到了杨村，在村子东南约二里地的地方落了脚。七户人家中，三户姓葛，四户姓袁。
　　袁姓的四户人家，有三户是从距乾州城南不远的袁家庄迁来的，另一户是从河南迁来的。从袁家庄迁来的三户人家，其中就有涝池岸大伯家，祖上以卖粽子为业，所以就叫了粽子客；袁姓的另一户人家，是从河南迁来的，以打铁为业，就是我们家这一支。
　　母亲说，这些事儿本来在家谱里就有，破四旧时都烧了。
　　我又问母亲，我家到底是从河南啥地方来的。母亲摇摇头，说她不清楚。我又问爷爷。爷爷也摇头，说知不道。
　　也许是对袁葛两姓人家的认同，也许是对袁家敦孝弟，睦宗族，勤祭扫，端品行，务职业，戒奢靡，正嫁娶，禁嫖赌，息争讼，珍宗谱族训的认可，也许是因为别的原因，就在七户外姓人入村没几年，杨村就铸了那口钟。
　　听爷爷说，钟原来是寺里的。爷爷说的寺，是清凉寺，在杨村的东北角。我记事的时候，清凉寺已经不是寺而是村里的学校了。寺里仅存的一座建筑是大殿，几个领导就住在四角的房里。
　　就在清凉寺大殿的屋檐下，那口钟见证了中国二百多年的历史，见证了爱新觉罗王朝的由盛而衰，见证了封建王朝的覆灭，见证了今天你打我明天我打你的莫名的混战，见证了国人抵御倭寇的惨烈，见证了蒋家王朝的覆没，也见证了华夏大地上插满了五星红旗。当然，那口钟，也见证了那七户人家生齿日繁，见证了同治爷时期葛姓十五口男丁被土匪活活熏死在窨子里险遭灭门的惨剧，见证了二十世纪初年村民同仇敌忾杀白狼的壮举
　　那口钟何时由清凉寺挂在了涝池岸大伯家门口那棵椿树上的，我不清楚，从我记事起，它就挂在那里。
　　那口钟，见证了杨村分田分地的天翻地覆，见证了人民公社的成立和解体，见证了大跃进，还见证了那一场史无前例，又见证了改革开放的四十年。
　　那口钟，见证了杨村祖祖辈辈几十代人的生生死死。
　　那口钟，也见证了我的成长。
　　虽然不清楚那口钟是什么时候挂在椿树上的，但我却看到了它是怎样从椿树上落下来的。
　　1976年秋的一天，吃完午饭的社员同志们在椿树下歇晌，大家你一句我一句地谈天说地。不知谁起的头，众人突然拿粽子客大伯开起了玩笑。粽子客大伯行一，矮个，走路快，说话也快，说话时嘴还老哆嗦。杨村人称他为大奓（du），他自己也在右手腕上刺了大奓二字。说着说着，性急的大伯突然火了，浑身哆嗦着从家里搬来了梯子，手里还拿着一把钳子，爬上去，不顾树下面的人尴笑着的道歉，三下五除二就将挂那口大钟的铁丝剪断。那口钟嗵掉在了地上，声音并不大。
　　顿时，巨大的椿树下，没了人的声音，只剩了蝉在树上的鸣叫。
　　那一年，椿树上的一种带翅膀叫花花大姐的昆虫很多，人们坐在树下，不时地有虫子的尿撒在人们的头上、脸上。
　　后来，生产队就在涝池岸椿树旁紧西栽了一个很粗的木椽，将大钟又挂了上去。但看上去有些落寞、古怪。
　　再后来，生产队解散了。此后，那口大钟就不再响起，却仍旧挂在那根逐渐变黑的木椽上。
　　再后来，那口钟掉了下来，口儿朝东，像张开的一张大口。
　　我离开杨村工作后，有一年回家，母亲告诉我，村里的大钟被人偷了。
　　果然，涝池岸边，只剩下那根看上去年深月久的木椽还在那里竖着，那口在地上蹲了好几年的大钟已不见踪影，只留一块圆形的空白。
　　如今，涝池岸大伯早已成了古人，那棵巨大的椿树也不在了，只有涝池还在。涝池四周是异常茂盛的荒草，涝池里常年有水，水面漂浮着一层绿苔，还有五颜六色的塑料袋和泡沫，看上去很脏。原来挂钟的地方，盖了一座小房子，是村里的配电室。
　　每当我走过空荡荡的、逐渐老去的杨村，路过涝池，看到那间配电室，我总会有一种异样的感觉，也总会想起当年那口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