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智生饥荒年间闯关东，白山黑水风雪狂

　　Original 李智生 新三届 Today
　　作者简历
　　本文作者
　　李智生，青岛人，1951年生，青年时经历坎坷，逃荒东北十六年。爱好自然地理与人文历史，先后出版著述多种，在许多报刊杂志上发表散文上百篇。2016年至今先后担任即墨地方志学会会长、顾问，专注地方历史研究。
　　原题
　　沧桑关东十六年
　　作者：李智生
　　白山黑水风雪狂，
　　草甸塔头乌拉长。
　　热炕夜听布谷曲，
　　寄身塞外倍凄凉。
　　——寄调《凉州词》
　　长白山区的自然村落（摘自日本《亚东印画辑》）
　　上世纪六十年代挨饿那场罕见的灾难，虽然离我们越来越远了，不管是当事者和后来人，人们坚信这只是一场自然灾害。
　　我是一位健在的当事人，只有走过那段人生历程的少数清醒者才会心中明白它究竟是怎么回事。如今，当年拖家带口外出逃荒的父辈家长，大多已经带着岁月的沧桑和历史的使命，走完了人生的旅程。当年的幼小儿女辈，如今也已经步入中老年行列。
　　一种历史的责任感，强烈的涌向我的心头——流水不再，时光无情，我们仅存的千万分之几的少数逃荒者中，如今能笔录那一段历史的见证人，毕竟不是太多！而有这方面能力的，应该纪录下那个特定历史时期的实况，才对得起当年千千万万历尽苦难的逃荒者。我经常想，我应该把那段亲身经历写下来，告诉今天和后来的人们。
　　余悸尤存，每当提笔进入那段岁月，总令我泪涕滂沱，那是我们曾亲身经历过的苦难逃荒史。
　　一、大饥荒
　　我的老家是山东省即墨县城北阁街人。1960年代初期，在那场罕见的大灾荒中，为了一家七口人的生命，母亲卖掉她所有的嫁妆、家中的衣物、家具和日常生活用品，换来地瓜干、地瓜叶等能吃的糊口。当卖到小屋徒有四壁，一贫如洗的时候，灾荒还是不见有好转。无奈之下，父母商议着在家里待下去只有饿死，不如外出到东北逃荒去寻条生路。
　　二、关东之路
　　1961年麦收分配后，母亲用那点少的可怜的夏粮烙了一包袱大饼。在一个傍晚，全家离开了已卖掉作路费的殷家胡同西下沿儿老家，踏上了多少人走过的逃荒东北之路。
　　在我们家外出逃荒之前，没有公社一级政府的介绍信，胶济线各火车站奉令一律不卖去往东北的火车票。各个车站附近并有当地公社的执勤民兵巡逻，一旦发现有拖儿带女、大包小裹疑似外出逃荒的人群，便严加盘诘。审问确实为私自外出逃荒者，拘禁后通知所在的公社、大队，派民兵前来押解回去看管劳动，不得给社会主义脸上抹黑。
　　我家走的时候铁路上刚解除禁令，外出逃荒的人们心有余悸，怕被民兵抓回去，所以分散等车、买票，待火车到站后，才紧急聚拢来进站上车。和我家一起在城阳站上车的人们，几乎全是外出逃荒者。我直到如今，脑子里深深印着当年城阳站前昏暗的路灯，坑坑洼洼满是黑煤屑的广场，狭窄的只有两排木椅的小候车室，墙壁上开出的椭圆形一尺见方的售票口，候车室隔壁，那间尖顶的小楼，土黄色的外墙……
　　由当时属于即墨的城阳公社火车站乘上火车，在济南、天津、沈阳、长春，一路倒车，坐的都是慢车，为的是省钱。最后坐上由长春至图们的客车经过老爷岭站段时，因为那一带海拔高，气温骤冷了下来。全家人穿的是胶东麦收后的单衣，这时倾其包袱里所带的衣物披在身上，才抵住了凉气。中午车过蛟河站后，火车上开始卖饭，两个铁路员工用大柳条筐抬了一下子黑面包——东北人叫列巴，用燕麦粉烤的——一个列车员用笔在火车票上划道，长途票每票两只，短途没有，每只一角钱。这是全家从山东到东北四千里路途上，火车上卖的惟一饭食。这种黑面包非常苦涩，虽然加了不少的糖精，但是苦味还是很浓。母亲每人分了一个，留下一个下一顿吃。
　　三、前河
　　长图线的火车经过蛟河，继续南下过了柳树河车站以后，火车一头拱进了深山峡谷的浩瀚密林中穿行。当机车大口喘息着爬过一座山洞，来到一片海拔近600米以上的高寒山区，高纬度特有的潴水湿地——当地人称为甸子——展现在高山原始森林的脚下和铁路之间。在一列山岭半腰间开辟的一座五等小站，全家下了车。
　　这个小站小的可怜；一栋小巧玲珑的欧洲罗马式黄花松圆木克楞房，孤单的堆砌在铁道旁。全站只有两股火车道，没有站台，客车门下的踏脚板离地面足有80公分高，许多从关里逃荒来东北的小脚女人，下车时都是坐下来，从车厢里向下wei——！即墨人没有发明这个＂wei＂字，电脑字库里也没有接近代表这个意思的字，我只能用拼音来代替，说明就是在火车上的梯口处先坐下，然后用腚从火车上挪到车下！
　　经历过那段逃荒的人们，提起那段刻骨铭心的历史来是多么伤心的回忆——这个小火车站当时的全称是；吉林省蛟河县黄松甸公社前河大队。它的前称为前河车站、前河屯。
　　前河车站好说，是长图线上的一个车站。日本人当年为了对付东北人民的武力反抗，断绝老百姓对抗日武装的物资供应，实行＂集家并屯＂政策，把分散在山川沟谷中的猎户、垦荒户集中于靠近公路、铁路的集中点，修上围墙、壕沟、驻兵看管，严防粮食和布匹等生活用品流入抗联手中。前河屯当时就是一个屯居点，把方近数十里方圆的分散人家都圈进了这个土围子里。东北人称土匪为胡子，称抗联为红胡子，皆缘于那一段历史。
　　四、落户安家
　　1960年代实行人民公社化，集体大锅饭时期的东北人，称关里来的人为＂盲流＂，意思是盲目流动的外来人口。落下临时户口后，称为外来户，本地的人口，称为＂坐地户＂。各地人还有贬称，如称山东人为＂山东棒子＂，意思是拄着讨饭棍逃荒来的，事实也是确实如此。外地人称本地人为＂臭糜子＂，意为吃用水浸泡过带臭味儿的糜子、粘苞米、粘高粱等水磨粮食的人。
　　前河和当时长白山区的其它地区一样，人口来源很杂，除了少部分本地的汉、满、朝鲜族以外，大部分是历年来各个时期由关里山东、河北、安徽流入的逃荒、落难、避难户。其中前河以胶南县灵山岛、诸城县相州、胶州杜村一带人为最多。即墨去的惟有我们一家，加上后来奔着我们家去的梁家疃高延良家，一共两家。和前河大队相邻的牛槽沟大队，有1959年以后从即墨长直小店村去的十多家。
　　在即墨老家走的时候，已经穿短袖衣服，四季豆和土豆已经下来。而在前河，土豆还没开花，豆角刚开始扎架，人们还穿着球衣球裤。当时那里还吃公共食堂，伙食是玉米面的大饼子或大馇子，玉米面稀粥。到了秋天的时候，食堂散伙了，各家分回口粮去自己家做着吃。
　　我们家和当时山东的无数逃难户一样，是偷着私自外出的盲流户，所以谈不上拉出正式户口。到了秋天分回粮食的时候，公社给落下了大队出具证明的临时户口。有了户口，才能领到每人每年供应的十六尺布票，六两棉花票，和糖、碱、火柴一类的小供应票。
　　五、长白山的严冬
　　温饱问题基本解决了，虽然粮食也是很拮据，但无生命之忧了。一家人暂时栖居别人家，父母紧绷的神经松弛了下来。这时开始考虑我们的学业。秋天前河小学开学以后，我和二姐分别插班进了二年级和一年级。在即墨老家时，我和二姐曾经都在北阁小学上过学，后来把老师饿跑了，学校也黄了。大哥在后庵小学上到三年级，1958年大炼钢铁时学生返队参加生产劳动，紧接着挨饿，再没返校上学。为了减轻家庭负担，父亲不让他继续上学了，参加集体劳动挣工分。刚满十六岁的大哥为此哭过几次要上学，都被父亲坚决制止了。后来大哥在梦里总梦着去上学，醒来就哭湿了枕头……
　　长白山的三九天，最低气温可达零下30°以下，就是大晴天，空中也翻舞着亮闪闪的水气片片儿。出门一吸凉气，侵人肌骨。我在去东北的第一个寒冬，穿着一双从关里带去的浅元宝口橡胶雨鞋，里面絮了一些羊胡子山草和玉米皮、棉絮什么的。下身一条球裤，外面套了一条单裤，上身一件撅腚袄，里面什么内衣也没有。
　　记得当时整天冻得发抖，不敢出门，上学路上都是小跑。当时各类生活物品非常缺乏，棉鞋、球衣裤什么的全都凭票供应，就是有钱，随便也是买不到。
　　大约在这年的元旦以前，学校发下一批救济贫困学生的票证，班主任老师给了我一张棉鞋供应票。父亲凭票给大哥买了一双棉鞋，因为他整日都在外面干活。父亲当时穿的，是一种用牛皮缝制的叫靰鞡的鞋，非常笨大，里面蓄满了靰鞡草，看上去就像两只小船。
　　六、盖房
　　1962年春天，父亲迫切需要立家，有属于自己的房子住所。为了这一目标，选择搬到了离前河六里地的叫作三道口的小自然村，当时为前河大队第十生产小队。十队坐落在一条三里多长的山沟里，贴北山坡脚下，离离拉拉的分布着十多户人家。那时十队的自然条件非常好，除了朝阳缓坡辟为耕地外，其余山川沟谷都为茂密的原始树木和灌木丛所覆盖着。
　　父亲选择了由南山延伸下来的山脚平缓处为房基，在参加生产队劳动的间隙，带领全家人日夜奋战，在树林中砍伐出一方小天地，盖起了一个半卧地穴式的、从房山上开门出入的房子，东北人称这种房子为＂马架子＂。我们家盖的马架子房就地取材，房框用一般粗细的杨木砍出榫卯克楞，里外用甸子塔头草裹泥盘条糊上。柱脚上面搭梁、椽子由梁搭到房框上、用木拌子做房箔、草泥漫顶，最后苫上塔头草。
　　房里挖下地面约六十公分，一口大锅连着一段火炕，再里面，横搭了一铺大炕，占去了屋里空间的一多半。一道火墙炉子，将屋子界成里外两间。惟一的一个用毛头纸糊的小窗，开在炕头房山上。用谷草和木板做的两道门，遮挡着冬日的严寒。房子上所用的捆绑绳索，都是由椴树皮和塔头草绳代替，钉子钯矩，均为木头砦（zhai寨）子。在当时的条件下，盖这么一处＂房子＂，竟一分钱也没有花！现在回想起来，那种样式古怪的房子，和原始社会氏族人类的栖息场所，相差无几。由此可见当年下关东人群的艰难困境。
　　冬天的长白山区苍凉大地（摘自日本《亚东印画辑》）
　　七、自然生态
　　从我们家房后往下走不远的山沟里，就是长满塔头的潴水甸子——在学名上称之为湿地。蛟河和敦化一带的长白山张广才岭湿地，属高寒地区山间湿地，生长着耐寒、喜湿的高大落叶松树和白皮桦树。高树丛下的塔头间，是一墩墩的矮小灌木，有哈棠果、柳毛子和红条子之类的植物。
　　哈棠果为塔头甸子出产的特有野果，在每年的＂六一＂儿童节以前成熟。果实呈紫黑色，很小，像大老鼠屎，所以有的人叫老鼠巴巴。哈棠果酸、甜，味很浓，非常好吃。那时逢上星期天的时候，采摘一些坐火车到蛟河或者敦化县城去卖，也能换回几块钱来。
　　塔头草是北纬40°开外、海拔600米以上高寒湿地所特有的草类。它生长在常年积水的山间洼地上，草根呈丝网状由水下腐殖土中耸起，高高离开水面，上面年年春天发出绿色的扁叶青草，年复一年，枯败了的草叶为根部增加腐殖物。甸子是长白山原始森林调节水气平衡的宝贵自然基地，虽然浩渺无边，生态状况却非常脆弱易损，一旦经过人为的排水、造田等破坏，就永远难以恢复原貌。
　　1961年刚去前河的时候，整个威虎岭段的高山大川，全为浩瀚茂密的原始森林所覆盖，一条铁路蜿蜒隐伏于深山密林中。夏天千山万岭一片郁郁葱葱，冬天整个原野白雪皑皑。那时的夏季雨水特别多，几乎每天下午都要下上一场。十多年以后当外来人流充满了山涧沟川，山岭树木被砍伐一光，大甸子成了种粮食的台田，积水都被豪气冲天的＂农业学大寨＂的社员们排泄一光的时候，干旱少雨也成了惯例了。
　　八、艰苦的创家立业
　　有了自己的家后，一家人生活充实多了。当时各级政府对毁林开荒不加限制，我们家在房子周围，不断砍伐树木向外扩展耕地，种上粮食蔬菜和经济作物，养起了鸡鸭。鸡鸭蛋自己不舍得吃，母亲背到黄松甸去卖了，换回一些急需的生活日用品。这年冬天，父亲背上自己种的黄烟和在山上拾的蘑菇去省城长春，换回了一些在本地难以买到的生活用品，其中带回一副黑铁水桶。
　　当时全十队仅有两副水桶，我们家买回这第三副后，结束了全家用一只旧木桶抬水吃的创业历史。小小十队不但水桶少，石磨也不多，仅有老户家的三盘。那时不但十队，连公社驻地也没有电，加工粮食都是人推牲口拉。那时老户对新去的外来户非常热情，推磨摊煎饼都在他们家，从来不嫌麻烦。
　　在那几乎是半原始状态生活的艰苦岁月里，许多生活必需品都来自自己制作生产。如将朽烂了的老白榆烧成灰，淋出水澄清后当碱使用，可以洗衣、熬稀饭和玉米面发酵煳饼子。从灌木上砍下嫩红色的五味子藤来，盘成一小卷小卷的，做菜时放进去作调料用。醋和酱油在当时为奢侈品，只有来客和逢年过节时才买。
　　当时前河一带村庄没有公路，惟一的外出交通工具就是铁路。各村之间，是翻山越岭的羊肠小道。人们外出采购物品和收获庄稼，只能用背筐和背夹子来驮运。冬天大雪封山后，大甸子成了爬犁通行的通衢，人们用牲口爬犁和人拉爬犁来运送物品。父亲那时创业的精力达到了顶峰时期，他无师自通学会了编筐、木工、嫁接树木等技术活。后来1963年和1968年几次增盖新房的门窗和梁檩，都是自己做的。父亲做的家具，不但满足了自己家的需要，后来还邮回关里老家来不少，解决了一些亲戚家的婚嫁急需。
　　日本统治东北时期，为了对付抗日联军，在山区实行＂集家并屯＂政策，将散居在深山密林里的人家强迫迁到铁路沿线。在不少被迁人家的遗址上，留下了一些果树。父亲领着我们往返跋涉跑了不少地方，刨回一些李子幼苗来，栽在房前屋后。他又不知道从哪里打听到了果树嫁接的技术，便在每年的＂谷雨＂以后，树木返浆初期，剪来沙果枝条，用棠棣树作砧木，嫁接果木。到1970年代割资本主义尾巴，大砍私有园林自留地时，我们家已有七十多棵各种果树。当时规定不能超过十棵，可惜都砍掉了。
　　刚搬到十队时，十多户人家五十多口人，七八个孩子，学生只有三人。除了我和我二姐外，还有小队队长的大女儿李艳荣，小名大鸭蛋儿。从十队到前河六里的山路上，有树林，有荒地，有庄稼地，还有山岗和沟川，一律都是不能通行车辆的一尺来宽的羊肠小道。这条上学之路春秋走起来可以，冬夏天就非常的艰苦了。
　　每当冬天大雪频繁的时候，我们三人虽然都是全副的冬天行头；棉衣、棉裤、棉鞋、腿绑（裹腿带），鞋里塞满了靰鞡草。但在深雪窝里蹚上不远后，腿绑就和棉鞋脱了节，雪粒纷纷灌进鞋里。当凉雪接触到脚的温度后，逐渐融化成冰疙瘩盘踞在鞋口周围，和靰鞡草拧成了一起，叫人非常难受，一路上得不断的抠这些冰凉的冰疙瘩。
　　夏天的露水也令我们三人望而却步，那时正值草木旺盛季节，每天早晨挂满了晶莹的水珠，稍一抖动就纷纷滚落了下来。我们三人轮流在前面打露水，后面的背着书包，前面的用树条拼命抽打。就是这样，经常在我们三人到了学校的时候，也都成了落汤鸡了！
　　文革开始以后，由于闹派性，山东农村的经济又开始下滑，不少人又选择了下关东这条路。十队在这时搬进了五六家，年轻力壮的居多，能吃、能干，破坏力也极大。这批人为了向大自然索取生活所需的物品，将老户为保持水土不砍的坡度大、山顶沟边的树林砍伐净尽，种上急需糊口的庄稼。
　　长白山区为花岗岩地质，地表一层深浅不一的风化沙土，上面是树木千百年来积累下来的腐烂枝叶腐殖土。这层表土非常轻薄非常脆弱，坡度大的山地一旦被人们垦为耕地，失去树叶和树根的盘护，在夏季很容易被雨水冲走。几年以后，表层的腐殖土被雨水冲刷一空，如不人工施肥，就成了只长黄蒿的山岭薄地。如果人们撂荒抛弃后，从此很难自然长出各种树木来，恢复原来的原始状态了。
　　1973年以后，＂农业学大寨＂运动普及到长白山区，在30°以上的山地上翻开生土大造梯田，给本已经十分脆弱的原始自然生态带来毁灭性的破坏。前河大队也和全国各地一样，雷厉风行的行动了起来。一连几年的秋后大修梯田大会战，几乎把所有山岭耕地挖了个面目全非。庄稼产量不但没过了黄河、跨过长江，反而把从腐殖土下翻上来的铁板沙土被雨水冲到山岭下，把平川大甸子开垦出来的台田，也淤成了寸草不长的荒沙石滩……
　　九、回关里
　　到了1976年时，长白山区农村农民的生活越来越困难。那时每人限定两分自留地，不得种经济作物。口粮毛粮不超过350斤，义务工占到一年出勤率的三分之一。杀猪上缴国家一半外，连每家几只鸡都造册上报，收缴一定数量的生鸡和数量很重的鸡蛋。面对这种严酷的现实，迫使父亲在万般无奈之下，又带着我们回到了经济相对宽松的关里老家……
　　改革开放以来，山东经济飞速发展，农村人们的生活逐年提高。相对而言，东北的经济发展缓慢，许多1960年代下关东的人家，又陆续迁回了关里。已经在那里扎根的山东人，年轻人几乎都回山东沿海城市打工。现在长白山区的人口大为减少，加上国家实行严厉的封山育林政策，人造二茬林又郁郁葱葱的覆盖了山山岭岭，到处生气盎然了。
　　现在山东盖房用的落叶松檩子，很大一部分来自长白山区。
　　去年秋天我二姐回去故地重游，回来说当年被破坏了的自然环境，现在基本都恢复了，坡度大的耕地，全都退耕还林。被砂石淤积的平川甸子，现在也都长出了次生林。前河人们利用木粉稻壳和优质的花岗岩深层地下水，在塑料大棚中培植木耳，品质非常高，长春、吉林、哈尔滨等大城市的商贩纷纷前来采购，价格高出别的地方一半，还供不应求。带回来的吃着和别的一比较，真有天壤之别！
　　二姐说现在人少了，山上的野果随手可采，新长起来的楸子树上的核桃压弯了枝，都落到了山道上。再见不到1970年代的那个荒凉破烂不堪的景象了。
　　2020年6月，作者参加地方文化活动讲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