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戒纵然受世俗裹挟，活在其中，也大可不必完全属于它

　　一位哲人说：＂你将锁链套在奴隶的脖子上，锁链另一端就自动锁在你自己的脖子上了。＂
　　这句话可解读为＂役物反被役于物＂，即被外界所奴役。
　　生活中随处可见＂役物反被役于物＂的例子：沉迷于打电子游戏，电子游戏也在＂打＂你，为此荒废学业乃至猝死的情况时有发生；低头玩手机停不下来，手机也在＂玩＂你，为此该做的事情拖着，大把的光阴在手指滑动手机屏幕中白白流失；为了金钱四处奔波，反过来金钱也在损耗着你的精气神和健康。
　　＂役于物＂既有弊端，正确的做法是役物而非役于物，即人和物之间宾主倒置，摆脱奴隶的角色摇身一变完全当家做主人，原有的种种弊端便可避免。
　　汪曾祺的短篇小说《受戒》讲的就是＂役物而不是役于物＂的故事。
　　以世俗的眼光看，出家意味着遁入空门，看破红尘，挥手告别凡尘往事，什么四大皆空、心静自然凉、偷得浮生半日闲，都能在出家的和尚身上找得到。
　　清规戒律使得和尚不同于常人，不为外物所动的心平气和有些不近人情，如《草枕》里理发店老板所说，＂和尚老是爱和人反着来＂。
　　《受戒》里的和尚就不一样了，不但过着世俗生活，而且融入世俗人群，合群得很，一点也没有众人皆醉我独醒的孤傲。
　　1.
　　庵多指尼姑的住所，庵赵庄的菩提庵却住着五个和尚：上了年纪的老和尚普照，仁字排行的仁山、仁海、仁渡，小和尚明海。
　　菩提庵这一极具宗教色彩的庵名，硬生生被大家叫成荸荠庵。改变后的庵名，宗教色彩变淡，烟火气息扑面而来，好在＂庵＂字表明它的宗教属性，不至于被误解为种植荸荠的场地。
　　在这里，出家不叫出家，叫＂当和尚＂。就像织席子、箍桶、弹棉花，＂当和尚＂也是一种职业，和尚是职业称谓。明海的家乡很多人都以当和尚谋生——不仅一日三餐免费，做法事还可以按例分到辛苦钱。
　　老和尚普照，一天到晚把自己关在房里，不见他念佛，就是默默坐着。
　　三个仁字排行的师兄弟经常围坐在一块打牌，庵里没有外客时，就把老和尚拉出来，填补＂三缺一＂的遗憾。
　　老和尚平日里吃斋，过年时除外，也和其他和尚一样吃肉。他们吃肉不瞒人，年下杀猪，程序和在寻常人家一样，就是多一道仪式，由老和尚给即将挨刀子的猪念一道＂往生咒＂。只见他神情庄重地嘀咕道：
　　＂……一切胎生、卵生、息生，来从虚空来，还归虚空去。往生再世，皆当欢喜。南无阿弥陀佛！＂
　　明海的舅舅仁山吃水烟，在庵里衣着随意，经常披件短僧衣，赤脚趿拉一对僧鞋，从不穿袈裟或者海青直裰。
　　经济是基础，在荸荠庵一样适用。仁山是方丈，但不称其为方丈，而是当家的。荸荠庵的财政由他管理，因为管钱，所以是当家的。
　　在他的屋里，桌子上放的不是经书，却是算盘和三本账簿。一本是做法事的经账，一本是租出去的几十亩庙产的租账，一本是放债的债账。另外，香烛、灯火、油盐＂福食＂也得随时记账。妥妥的财务总监！
　　除此之外，仁山屋里的墙上挂的不是诸如＂竹影拂阶尘不动＂这类蕴含禅意的字句，而是和账簿相关的＂勤笔免思＂。
　　二师父仁海有家室，他的老婆贪凉快，每年夏秋之间都来庵里住几个月。
　　三师父仁渡聪明精干，不但经忏俱通，而且身怀绝技；会讲荤段子，相好的不止一个，但平时很规矩。
　　小和尚明海自从搭乘小英子家的船来到荸荠庵，除了在庵里，就总往小英子家里去。给大英子画花样子赶嫁妆；帮小英子照顾田里的零碎生活，如薅草、牵牛＂打汪＂、低田车水；替赵大伯在场上打谷子；晚上和小英子一起看场。
　　少男少女日久生情，春心萌动，是很自然的事。望着小英子光脚留在田埂上的脚印，明海心里乱了，像小鹿乱撞，辨不清方向。那是初恋的情愫，模糊而美妙。
　　小英子何尝不是。
　　明海在善因寺受了戒。小英子在接他回程的船上，听明海说寺里的老和尚有意选他当沙弥尾，便不要他当沙弥尾，也不要他当方丈。明海一一答应，＂好，不当＂。
　　在临近一片芦花荡的地方，小英子忽然把桨放下，在明海耳边轻声低语：＂我给你当老婆，你要不要？＂＂要！＂
　　故事就在小明子和小英子互诉衷肠里结束。
　　2.
　　如果用世俗的眼光看，荸荠庵的五个和尚，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出家人，也不是合格的和尚，清规戒律对于他们毫无概念。
　　尤其是小和尚明海，刚刚受戒，由野和尚过渡到正式的和尚，就要小英子做老婆。当时的一处细节是，小英子以天气热为由，要明海脱下受戒时穿上的新海青，似是有意与受戒背道而驰。
　　这些看似荒诞不经，然而据汪曾祺自述，抗战时期他随祖父、父亲在一个村庄的小庵里避难，庵里人的日常生活就如《受戒》里写的那样，小英子一家也是他写的那样。只是明海是虚构的，明海和小英子的感情有汪曾祺的初恋情感蕴藏在里面。
　　汪曾祺主张创作小说要从生活出发，所以荸荠庵里的生活是实实在在的，毕竟普遍之中往往存在例外。
　　汪老相信小说《受戒》是健康的，引人向上的，能够增加人对于生活的信心，其中有他对于生活的看法。
　　那么，汪曾祺对于生活的看法是什么？
　　3.
　　以前，汪曾祺的家里经常做法事，他是长子，时常在和尚做法事时被叫去磕头。法事完毕，他头一回听到和尚们互道辛苦，为此他颇为感动，因为在此之前，他以为和尚之间的关系是冷淡的，却不知他们和寻常人一样也很讲人情。
　　我认为和尚也是一种人，他们的生活也是一种生活，凡作为人的七情六欲，他们皆不缺少，只是表现方式不同而已。
　　《受戒》里有一个情节：小英子到善因寺和明海道别，看见和尚们在一声不响地吃粥。正面法座旁边盘膝坐着一个身披袈裟的和尚，手里握着一把戒尺，用来打吃粥吃出声音的和尚。但他不真的打人，就是做个样子。由此就可看到和尚的人情味，而不是钉是钉铆是铆地较真。
　　清规戒律含有非人情的意味，在一定程度上压抑、禁锢了人性，使之不能像正常人那样生活。
　　荸荠庵原是清净之地，反倒充斥着各种世俗因子。我认为，汪曾祺借此告诉读者要有人情地生活，也是他对于生活的看法。
　　日子是人用来过的，如果反其道行之，从役物变成役于物，那就与工具人毫无二致。
　　管理学上有一个＂工具人＂概念，指管理者发布命令，管理对象无需思维、感情，只需完全被动地接受命令，执行命令，被当成工具使用。
　　在这种情况下，工具人犹如小透明，没有主体性可言。然而人情、人性能够突出人的存在感和主体地位，唤醒自我意识，是摆脱提线木偶角色的前提条件。
　　人生不只一种活法，按部就班的生活难免枯燥乏味，感觉无望时，不妨整理思绪，换一种活法，换一种心情，也就能够增加对于生活的信心，不必像工具人那样冷清清的，感受不到生活的趣味和活着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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