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神智慧，范蠡治家之道！条条受益无穷，值得收藏

　　中国历史长河浩瀚多彩，长达500多年的春秋战国更是一个风起云涌，商贾英才辈出的时期，正所谓＂万乘之国必有万金之贾，千乘之国必有千金之贾＂。作为中国最早的实业家、经济学家，政治家、军事家和思想家，范蠡无论治国治军还是修身齐家、经营农商，谋必中，战必胜，事必成，显示出非凡的毅力、过人的才能，博大精深的治家之道，值得后世终生学习。苦身戮力，治家如同治国
　　范蠡辅佐越王勾践，经＂十年生聚＂，富国强兵，终于灭掉了越国的世仇—— 吴国，遂使勾践成为春秋五霸之一。淡泊名利的范蠡认为＂大名之下，难以久居＂，他不贪求勾践＂与子分国＂的诱惑，也不畏惧越王＂不听吾言，身死＂的威胁，毅然决心与过去决断，把自己由一个精于治国治军的将军变为一个专心治家的平民，带着家人亲随泛舟五湖，浮海出齐，开始了他人生的第二次创业。
　　＂治家＂如同＂治国＂。范蠡的治家之道表现在以＂计然之术＂经营治家。所谓＂计然之术＂，是古代经济学家计然运用商业观点来阐述、研究国家与商业活动时所得出的一些重要原则。计然是范蠡的老师，同文种并称为越国三大谋臣之一，在灭吴中发挥过至关重要的作用——＂其极计，三年五倍，越国炽富＂、＂勾践之霸矣。善!计倪之谋也＂。
　　《越绝书》记载计然与勾践对话：兴师者必先蓄积粮食、布帛，不先蓄积，士卒数饥，饥则以伤，重心不可战。人之生无几，必先忧积蓄，以备妖祥。凡人生或老，或弱，或强，或怯，不早备生，不能相葬。王其审之。必先省赋敛，劝农桑，饥馑在问。或水或塘，因熟积储，以备四方。师出无时，未知所当。应变而动，随物常羊。卒然有师，彼日以弱，我日以强，得世之和，擅世之阳，王无忽忘，慎无如会稽之饥，不可再更，王其审之。
　　由此可见，＂计然之术＂把＂治国＂和＂治家＂连在一起，均关注民生，注重＂先忧积蓄，以备妖祥＂，关键是发展经济，＂农末俱利＂，做好社会保障，正所谓＂时断则循，知断则备，知此二者，形于体，万物之情，短长顺逆，可观而已。＂
　　计然曰：＂知斗则修备，时用则知物，二者行则万货之情可得而观已。故岁在金，穰；水，毁；火，旱；旱则资舟，水则资车，物之理也。六岁穰，六岁旱，十二岁大饥。夫粜，二十病农，九十病末。末病则财不出，农病则草不辟矣。上不过八十，下不减三十，则农末俱利，平粜齐物，关市不乏，治国之道也。积蓄之理，务完物，无息币。以物相贸，宜腐败而食之货勿留，无敢居贵。论其有余不足，则知贵践。贵上极则反贱，贱下极则反贵。贵出如粪土，贱取如珠玉。财币欲其行如流水＂。修之十年，国富，厚赂战士，士赴矢石，如渴得饮，遂报强吴，观兵中国，称＂五霸＂。
　　计然是当时杰出的政经理论家，范蠡则是计然思想的实践家，他们共同创造了兴越灭吴的奇迹，并成为万世楷模。毋庸讳言，有过这段难忘人生经历的范蠡，不可避免地将自己的＂治家＂实践烙上治国痕迹，即将曾成功＂施于国＂的＂计然之术＂施于家。
　　作为越国大夫，范蠡治家如同与越王勾践卧薪尝胆一样，耕于海畔，苦身戮力。由此可见，范蠡＂兼济天下＂时，是＂苦身戮力＂；＂独善其身＂时仍是＂苦身戮力＂，如同普通农夫＂耕于海畔＂。这充分说明范蠡无论是治国还是治家，都与＂苦身戮力＂的作风分不开，都是全力以赴，实干苦干。这段艰苦的创业经历，在范蠡及其家人中留下了深深的烙印，甚至影响到他们的人生态度。
　　总之，治国之术运用于商业领域，这些都是范蠡经营的魅力所在。＂苦身戮力＂既是范蠡为官治国时身体力行的行为准则，又是其为布衣治家时艰辛创业的传家法宝。正因为如此，范蠡才能取得治国＂兴一国，灭一国＂，治家＂三聚三散＂，富甲天下，＂言富者皆称陶朱公＂。治产积居，农商立家
　　范蠡在家庭振兴和发展方向上，遵循计然提出的＂人之生无几，必先忧积蓄，以备妖祥＂基本原则，治产积居，发展生产，农商兼营，并以此作为治家之根本。
　　这种重视农业生产、发展经济的思想，是范蠡一以贯之的行事基本准则。据记载，勾践回国后，时刻不忘复仇，召谋臣即计然、范蠡问策。范蠡提出：＂广天下，尊万乘之主，使百姓安其居，乐其业者，唯兵。兵之要在于人，人之要在于谷。谷多，则兵强。王而备此二者，然后可以图之。＂计然提出：＂夫兴师兴兵，必且内蓄五谷，实其金银，满其府库，励其甲兵。＂二人都是要发展农业，扩大粮食生产，以＂谷多＂换来＂兵强＂。
　　范蠡始终坚持＂以农为本，以末致财，以本守之＂方针，农商兼营地创建＂富家＂大业。他入齐后变姓名，自谓鸱夷子皮，＂耕于海畔，苦身戮力，父子治产＂。其间＂父子治产＂即买卖土地为最基本的商业活动，有利于完成原始资本积累。齐王任其为相，范蠡又弃官散财，迁居陶，＂复约要父子耕畜，废居，候时转物，逐什一之利。居无何，则致赀累巨万，天下称陶朱公＂……这充分说明，无论在齐国还是宋国，范蠡父子都是以开发土地、发展种植业和畜牧业为主。他还因地制宜，鉴于陶地＂诸侯四通＂，有＂此天下之中，交易有无之路通，为生可以致富＂的地理优势，又扩大经营范围，开始经营商业，终成一代富商。他们采取薄利多销的原则，一般不超过十分之一的利润，积累了亿万家财。
　　因此，＂商圣＂范蠡治家思想的经济定位是：＂治产积居，农商立家＂，不仅从事农牧业，还发展多种经营，从事陶瓷业、水产业和煮盐业等，靠实业立家。辞官至齐时，在＂耕于海畔，苦身戮力，父子治产＂的同时又兼煮盐为业；迁居陶地，又是＂父子耕畜，废居，候时转物，逐什一之利＂，把农牧商结合起来。相传他善于养鱼，撰有世界上第一部渔业专著《陶朱公养鱼经》，并指导齐国国君治池养鱼，一年得钱二十余万。
　　此外，范蠡还精于制陶，成为＂陶业鼻祖＂。而其经商，更是＂亿则屡中，货财殖聚。作诈成伯，不合乃去。三迁避位，名闻海内＂，成为天下敬仰的商人楷模。对范蠡＂农商立家＂的思想，司马迁称赞道：＂夫纤啬筋力，治生之正道也，而富者必用奇胜＂，＂以末致财，用本守之，以武一切，用文持之，变化有概，故足术也＂。择地而居，因俗立业
　　兵法云：＂夫地形者，兵之助也。料敌制胜，计险厄，远近，上将之道也。知此而用战者必胜，不知此而用战者必败。＂可见地形对作战之重要，为将者不可不察也。经商如作战，商场如战常经商者如指挥千军万马之将帅，智慧的将帅往往会占据有利的地形，最终取得战争的胜利。
　　综观＂商圣＂一生，由楚至越、至齐、至宋，其家也随之多次迁徙，他的迁徙决非心血来潮，而是精心选择居留之所——＂范蠡三徙，成名于天下，非苟去而已，成止必成名＂。分析范蠡三徙之处的经济环境、自然条件、社会基础和文化环境可看出，他正是从自然环境和大社会环境来统筹考虑落脚之地，才能一次又一次地取得巨大成功，这是范蠡治家思想中十分重要的原则。
　　＂择地而居，注重环境，因俗立业＂与范蠡一贯所主张的＂持盈者与天，定倾者与人，节事者与地天时不作，弗为人客；人事不起，弗为之始＂，所反对的＂人事不起而创为之始，天时不作而先为人客，此逆于天而不和于人＂一脉相承。除＂天＂时外，范蠡也十分重视＂地＂利，他认为：唯地能包万物以为一，其事不失。生万物，容畜禽兽，然后受其名而兼其利。善恶皆成，以养其生，时不至，不可强生；事不究，不可强成。自若以处，以度天下。待其来者而正之，因时之所宜而定之。同男女之功，除民之害，以避天殃。田野开辟，府仓实，民众殷。无旷其众，以为乱梯。时将有反，事将有间，必有以知天地之恒制，乃可以有天下之成利。死生因天地之刑，天因人，圣人因天，人自生之，天地形之，圣人因而成之……夫人事必将与天地相参，然后乃可以成功＂。
　　择地而居、因俗成业在范蠡治家思想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这既是他＂三迁有荣名＂的秘诀，也是其治家思想的显著标志。范蠡弃政从商屡致巨富，正是其＂善迁＂的必然结果。
　　范蠡离越后先到齐地。齐国为姜太公封地，＂太公至国，修政，因其俗，简其礼，通商工之业，便鱼盐之利，而人民多归齐，齐为大国＂。后来，齐桓公任用管仲为相，工商业得到了进一步发展，为＂春秋五霸＂之首。范蠡到齐不仅远离越国以避害全身，又可充分利用＂齐地带山海，膏壤千里，宜桑麻，人民多采布帛鱼盐＂的丰富资源，还能得惠于重＂通商工之业，便鱼盐之利＂经济环境，坐收强国之利，达到＂富家＂之目标。同时，范蠡也清醒地看到齐国的民风民俗——＂其俗宽缓阔达，而足智，好议论，重，难动摇。怯于众斗，勇于持刺，故多劫人者＂的一面。因此，＂乃归相印，尽散其财，以分与知友乡党，而怀其重宝，间行以去＂。
　　范蠡选择陶作为经商之地也是有远见的。首先，他认为陶地居＂天下之中＂，既居齐、鲁、宋、卫等诸侯国的交通枢纽，距晋、楚、越也不远，是中原地区水陆交通中心，区位优势十分明显——＂此天下之中，交易有无之路通，为生可以致富矣＂。其次，陶之东为齐国，多文采布帛鱼盐；北为赵，富盐、枣、栗；南有邹鲁，颇有桑麻之业。如此丰富多样的物产可为范蠡经商提供十分充足的货源。第三，陶地土地肥沃，物产丰富，气候适宜，可以大力发展农业种植业和畜牧业，为经商奠定良好的物质基础，又可为自己和全家提供良好的生活环境。其四，民风淳朴，适宜久居。史载：＂陶，亦一都会也。昔尧作于成阳，舜渔于雷泽，汤止于毫。其俗犹如先王遗风，重厚多君子，好稼穑，虽无山川之饶，能恶衣食，至其蓄藏。＂
　　因此，陶成为范蠡一生中安居乐业的理想之所。在陶地，范蠡果然在家庭事业特别是商业上取得巨大成功，＂十九年之中三致千金，再分散于贫友昆弟＂，而且子孙继续在此繁衍生息，经营致富。＂后年衰老而听子孙，子孙修业而息之，遂至巨万。＂范蠡＂择地而居，因俗立业＂的策略富有远见卓识，使范氏家族得到较好的休养生息，并持续发展为富甲天下的＂首富＂，其深谋远虑，无与伦比。择人而时，人为立家之本
　　司马迁将＂能择人而任时＂作为范蠡善于经营的一条基本经验，说＂善至生者，能择人而时。＂所谓择人就是选用商业经营人才，这是善治生者不可缺少的条件。从范蠡经营＂十九年之中三致千金＂，成为富甲天下的商业巨子来看，绝不会只有他们父子几个，在他手下必然有一些精通商业运作，善于实践人取我予的商业人才。而这些人才都是范蠡在择人时精心挑选出来的。对于选用的人员，放手使用，即使在工作中出现一些一般性的过失，也为予苛责。这就是史书上所说的＂与时遂而不责于人＂。这样有利于调动他们的积极性与主动性。
　　商业经营的所有环节都是人来运作的。范蠡是以父子为主体的个体商家。父子苦心戮力，同心同德，艰苦创业，是必要的。非如此，就不能兴家立业。然而随着他的资金的增长，经营范围的扩大，既在本地从事购消活动，又行长途贩运，将中原地区的牲畜运送到江浙一带，这就必须选聘一些人来为自已从事经营活动。范蠡认为＂天地之间，人最为贵＂，而且更重要的是＂知保人之身者，可以王天下；不知保人之身者，失天下者也＂他明确地把能否＂保人之身＂视为＂王天下＂或＂失天下＂的＂载舟覆舟＂的决定因素。
　　人为立国之本。范蠡在＂治国＂时，面对越国危急存亡的严峻形势，以人为本，＂抚民保教＂，等待时机，其基本策略是＂去末取实＂。越王勾践曾向范蠡询问＂古之贤主圣王之治＂的谋略，范蠡告之以＂圣主之治，左道右术，去末取实＂。＂末者，名也。故名过实，则百姓不附亲，贤士不为用。＂＂实者，谷也，得人心，任贤士也。＂他认为圣贤之王治理国家只能顺天意，根据自然法则办事，而且要名副其实，那样人心安定，贤明之土也会来归附，国家就兴旺发达了。
　　范蠡伴随勾践人吴为奴，回国后为雪耻制订的＂十年生聚，十年教训＂大战略的核心就是以人为本：生育人，抚养人，教育人。因为只有人才是立国之本。＂且夫广天下尊万乘之主，使百姓安其居，乐其业者，唯兵。兵之要在于人，人之要在于谷，故民众，则主安；谷多，则兵强。＂围绕这个大战略，他还制订了一整套爱民、富民、顺民的政策和措施，最终实现了富国强兵、兴越灭吴、争霸天下的宏图大业。
　　人也是立家之本。＂择人任时＂是他治家始终不变的基本策略，也是他治生的方式。＂择人＂就是善于发现选拔经商的人才，唯才是用，作为自己的助手，共同参与经营。只有这样才能立于不败之地。范蠡迁居定陶后，＂乃治产积居，与时逐而不责于人＂，因而取得了＂十九年之中，三致千金＂ 的巨大成就。＂与时逐＂即随时逐利，＂不责于人＂就是用人不求全责备，而用其所长避其所短，随时观变，运用＂智断＂与＂时断＂方法，靠人力经营去取得财富。司马迁深有感触地提示这一治生规则：＂故善治生者，能择人而任时。＂
　　以人为本，不拘一格用人，既是范蠡治家的基本策略，也是他的一贯作风。公元前473年，勾践大功告成之际，范蠡不为利诱威胁所动，决心泛舟五湖另谋生路之时，他不是只顾自己，而是周密细心地考虑到曾与他一起赴汤蹈火、出生入死、同甘共苦的亲随。他不顾危险，＂自与其私徒属乘舟浮海以行，终不反＂。他能与身边人荣辱与共，祸福同当，更多地凝聚了人心和人气，从而保证了家业兴盛和事业发展。这在今天仍有重要的借鉴意义。顺时而为，应机而动
　　大道自然，顺势而为，应机而动，成为范蠡治家思想的一大特点。春秋以来，一些进步思想家已发现了一些自然现象的规律性，并企图用它们来解释社会现象，指导社会实践。范蠡认为社会活动必须与自然界的变化相适应：＂夫人事必将与天地相参，然后乃可以成功。＂所以，＂必有以知天地之恒制，乃可以有天下之成利＂，即必须先知道＂天地之恒制＂，即先掌握永恒的自然规律来有效指导人们的各种活动，然后才＂可以有天下之成利＂取得最大成功；如果不顺应客观规律而妄自有所作为，就会＂逆于天而不和于人＂，对国家对个人都是有害的。
　　范蠡说：＂凡举百事，必顺天地四时，参以阴阳，用之不审，举事有殃。春种八谷，夏长而养，秋成而聚，冬畜而藏。夫天时有生而不敷种，是一死也。夏长无苗，二死也。秋成无聚，三死也。冬藏无畜，四死也。虽有尧、舜之德，无如之何。夫天时有生，劝者老，作者少，反气应数，不知厥理，一生也。留意省察，谨除苗秽，秽除苗盛，二生也。前时设备，物至则收，国无逋税，民无失穗，三生也。仓已封涂，除陈入新，君乐臣欢，男女及信，四生也。＂
　　范蠡进一步提出，凡事要＂因阴阳之恒，顺天地之常＂，并以此作为亘古不变的法则。＂阴阳之恒＂、＂天地之常＂就是客观世界的规律，而＂顺＂就是对于客观规律的顺应与遵循。＂他不仅肯定了自然规律对人们活动的决意意义，指出阴阳万物各有纲纪，顺应有德，逆之有殃，这样就产生了他对经济现象变化和价值规律的基本认识。范蠡治家以经商致富，除了他的勤劳和智慧，更为重要的就是他对于自然规律和经济规律的认识和把握。
　　治生必须事先有所准备，既要掌握天地变化，又要了解商品的动态。怎样才能掌握天地的变化?范蠡发展了他著名的经济循环论：将天地的变化总结为有规律的农业经济循环，并运用＂五行＂学说，把农业的丰、歉，饥、旱与金、水、木、土的相生相克联系起来找出规律；特别是把＂天道循环＂所引起的年岁丰歉现象与整个社会经济情况联系，用天道的变化来解释社会经济的变化。范蠡总结中国农业生产的周期性规律，提出：＂岁在金时，能够丰收；岁在水，就有水灾之害，可能欠收；岁在木时，就可能出现饥馑；岁在火时，则要出现旱灾＂。这是一个划时代的发现。按照这一规律推算，他运用计然关于农业丰歉循环论，六年一次丰收，六年一次旱灾，十二年一次大饥荒，提出＂八谷贵贱之法＂，大败之年，八谷皆贵。美之年，八保皆贱。八谷亦一贵一贱，极而复反。
　　尽管这种以天文学为基础的农业经济循环理论并非十分符合科学规律，但范蠡能把社会经济现象作为一个整体去把握，承认社会经济的发展有规律可循，却为我们认识、掌握这一规律提供了依据。如范蠡对物之贵贱的观点——＂贵出如粪土，贱取如珠玉＂、货物＂无敢居贵＂、＂论其有余不足，则知贵贱。贵上极则反贱，贱下极则反贵。＂精辟地揭示了商品价格与市场需求之间的平衡关系，商品价格上涨，生产者们就会将资源集中到这里，供给自然增加，增加到一定程度，供大于求，价格则会大跌，反之亦如此。在商情＂预测＂的基础上，范蠡又提出了他著名的贸易理论，可称之为＂待乏＂原则：＂夏则资皮，冬则资稀，旱则资舟，水则资车，以待乏也＂，也即贸易的物资以将来迫切需要者最有利可图。
　　范蠡深谙事物相互对待、相互依存、相互消长、相互转化的阴阳之道，把事物放在自然环境、社会生活以及经济系统的圜道循环中来认识，把天道循环所引起的年岁丰歉与整个社会的经济发展有机地结合起来，注重研究事物内部阴阳两极运动与外部自然环境中各要素的相互影响，准确把握事物发展的规律，这就自然成就了他对社会以及经济规律准确有效的预见性，从而牢牢地把握商机，获得巨大的经济效益。激流勇退，晓利害知进退
　　苏轼《论范蠡》说：＂春秋以来，用舍进退未有如范蠡之全者也。＂ 范蠡一生出将入相位高权重，富甲天下伟业烈功，无人能比；虽三次迁徙而能全身避祸，＂卒老死于陶＂得以善终，确实是个奇迹。究其根本原因，在于范蠡终其一生均能做到居安思危，明知进退。正如《易经·乾卦》所言：＂知进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惟圣人乎?＂
　　范蠡治家思想的显著特点之一就是居安思危，善于虑患，敢于正视严酷的现实，因势利导，稳中行险，转危为安，转弱为强。范蠡原本是＂楚宛三户人＂，年少时＂佯狂倜傥负俗＂，与文种结交后，一起来到越国，辅助勾践，官拜上将军。他在处理政治事务时，特别强调＂天道盈而不溢，盛而不骄，劳而不矜其功。夫圣人随时以行，是谓守时。天时不作，弗为人客；人事不起，弗为之始＂。用今天通行的言语方式来表述，就是要看清形势，依据形势的发展而采取相应的措施，千万不可＂未盈而溢，未盛而骄，不劳而矜其功，天时不作而先为人客，人事不起而创为之始＂。
　　勾践灭吴后，大摆庆功宴，席间群臣尽情欢乐，唯独勾践默默无言，且有忧色。善于洞察一切的范蠡深知＂大名之下，难以久居＂。经过深思熟虑后，范蠡决定谢绝封赏，他向勾践请辞，正中勾践下怀，然勾践却又假惺惺潸然泪下，说：＂我以前说过，要和您共享国家，如果您不接受，我就杀了您的妻子儿子。＂这就更坚定了范蠡出走的决心，激流勇退，于是连夜乘扁舟离开，涉三江入五湖，表现出了冷静和明智。临行之前致书于友人文种曰：狡兔死，走狗烹，敌国破，谋臣亡。越王可与共之患难，不可与之共安乐，劝文种辞官离去，文种犹未深信，不久越王果借故让他自杀。
　　范蠡＂浮海出齐＂，在齐国＂致产数十万＂后，＂齐人闻其贤，以为相＂。对此际遇，他始终保持头脑清醒，＂居家则致千金，居官则至卿相，此布衣之极也。久受尊名，不祥＂。一旦出现＂未盈而溢，未盛而骄，不劳而矜其功＂的局面，范蠡低调行事的处世原则就起作用了，他＂归相印，尽散其财，以分与知友乡党＂。这是他商业活动中的一次＂泛舟五湖＂，其意义不亚于政治漩涡里的全身而退。
　　范蠡两次居高官而弃，两次成大名而隐，多次聚巨财而散财，说明他均认识到＂危生于安＂，＂福兮祸之所伏＂而能急流勇退避害全身。西汉刘向称：＂范蠡去越而更名，⋯ ⋯见远识微，而仁能去富势，以避萌生之祸者也。＂＂司马迁对此也极为赞赏：＂范蠡⋯⋯名传后世，万岁不忘，岂可及哉!后进者慎戒之。＂富行其德，散财于贫
　　范蠡的经商是以求富为目标的，与众不同的是，他不以富贾天下自恃，而是以＂富好行德，泽及乡里＂作为自已人生的价值。诚如司马迁所说：＂诸称富者，非贵其身得志也，乃贵恩覆子孙，泽及乡也。⋯⋯ 范蠡行十术之计，二十一年问，三致千万，再散于贫。＂
　　范蠡富好行德，轻财好施，周济贫贱，其高风亮节，堪为万世楷模。《史记》的《越王勾践世家》和《货殖列传》记载，范蠡不为金钱所累，离开齐时，便＂尽散其财，以分与知友乡党＂。居陶经商，＂十九年之中三致千金，再分散于贫友昆弟＂。还有一点，值得提出的是，范蠡在商业经营中，重视市场预测，但不搞垄断，相传他曾经指导齐国国君在后苑治池养鱼，一年得钱二十万；他又指导鲁之穷士猗赴西河经营牧业、盐业与珠宝玉器，＂十年之间其息不可计，富王公，驰名天下。＂可见，范蠡还注重＂智力扶贫＂，＂授人以渔＂，承担起更大更广泛的社会责任。
　　范蠡忠以治国、勇以克敌、智以保身、商以致富，成名天下。无怪乎司马迁赞扬范蠡说：＂故范蠡三徙，成名于天下，非苟去而已，所止则成名。＂唐代诗人汪遵也曾写诗赞道：＂已立平吴霸越功，片帆高扬五湖风。不知战国官荣者，谁似陶朱得始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