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伯的糕点小作坊一年只开两次门，日夜不息的打糕点

　　在我儿时，生活在农村的大伯有着强烈的＂发财＂欲望，这里的发财加引号，是指它并非如现在人们所求的豪车豪宅，而是能够在种田之外多一份收入，让家人过得宽裕一些。
　　我曾细究过大伯的想法，可能是因为他身为长兄，却因种种原因未曾跳出农门，无可奈何之下回到乡间种地，眼看着一个个兄弟进城学习工作，做了那城里人，心中有些焦虑。当时大伯已经年过四十，没有了年轻时的雄心壮志，只想着在乡间搞些副业，多赚些钱，不至于让村里人拿他和其他兄弟对比，做了那反面＂教材＂。
　　有了如此念头的大伯，当真是不知疲倦地开始了折腾。养羊、养牛、榨油，凡是大伯能想到的法子，他都会去尝试，几番折腾下来，还真让大伯有了余财，可惜，有了余财的大伯依然保持着艰苦朴素的生活态度，不舍得为自己多花一分钱。
　　大伯开糕点小作坊实属意外。那时候的农民们，想要吃烤制的糕点，都是自己带着材料去加工，彼时我们村没有加工点，乡亲们只能走上十几里路，到旁村打糕点。多走些路不算什么，最让乡亲们受不了的，是作为外村人的他们，无论去得多早，总要排在自己村民的后面，合情，不合理。
　　大伯是个有心人，他默默忍受着别村人的不合理待遇，一点点地看着人家打糕点的过程，忽悠一天，他给父亲打了个电话，让父亲帮忙买个两项电的烤箱，不用太大，三层的足以。
　　父亲求人买烤箱，求着厂子里的司机把烤箱帮忙运回村子。烤箱到村的那一刻，村里人跟大伯一样眉开眼笑，七手八脚地帮忙搬烤箱，接电线，他们知道，从今往后，在自己村就可以打糕点，无需再看别人眼色。
　　我们的方言里，做糕点叫做打糕点。这个＂打＂字，说明了它是一个力气活。大伯的第一炉糕点做的是月饼，我们叫冷坨。它是用胡麻油和面，馅料里加满了白糖、葡萄干、青红丝，出炉后不能马上吃，需要放凉变硬后食用。冷坨皮脆多油，馅儿甜且有嚼劲，容易保存，很符合塞外坝上人的口味。
　　大伯的初次尝试很成功，冷坨受到了全村人的一致好评。接着大伯又试着打制了饼干，那种大大的，脆脆的，甜甜的白饼干，也大获成功。就当我以为大伯还要接着试做新品类时，大伯大手一挥：＂够了，有这两种就能开张了。＂从此，大伯的糕点作坊制作范围固定了下来，冷坨和饼干，再无它物。
　　大伯的所谓开张，不是立刻开张，而是需等待中秋节和过年。说实话，就算大伯立刻开张也不会有人光顾，村里人对冷坨和饼干的看法是：它们只属于过年过节，谁要是平时打来吃，那就是好吃懒做，不务正业。
　　这就是当时农民们有意思的地方，普遍性的贫穷，让大家以道德上的约束来统一衣食上的节约，哪怕你家庭的经济状况允许天天吃冷坨，顿顿吃饼干，也没人愿意冒天下之大不韪犯了大家的触头，让全村人孤立你。
　　中秋节是大节日，是冷坨月饼的正式上市时间。中秋节前十天左右，大伯老两口就开始忙活起来。那时候来打糕点的乡亲们需要自带材料，油、盐、面提前按自己所要打制糕点的斤数备好，大伯收取加工费。其中的白糖、葡萄干和青红丝一般人家不会常备，直接从大伯处购买，大伯让班车司机老张从县城捎回来一整袋子的糖、葡萄干和青红丝，自己分份儿搞了三套＂方案＂：标准的、加量的和少量的。每种方案酌情收费，并不以赚钱为目的。
　　打糕点的加工费是以面和油的斤数来计算，我现在怎么也想不起来大伯当年的收费标准，应该是不高，高的话他也不可能一做二三十年。我当时的注意力，全部集中在冷坨和饼干上面，没事干去抓一把葡萄干塞进嘴里，美其名曰替大伯尝尝味儿。一天几次＂尝味儿＂下来，腻的我胃里直泛酸水。
　　不只是我，来打糕点的乡亲们都带着孩子，或者说，此时的孩子们一个比一个懂事，都主动要求来帮父母的忙。来＂帮忙＂的孩子和我一样，其实就是为了吃口葡萄干、捏几根青红丝，大伯时不时得盯着他们，不是怕他们吃，是怕他们吃坏了肚子。那时候的葡萄干等物需要长时间运输，无论卫生程度还是坏果的比例都很堪忧，大伯母的一项重要工作就是摘除坏果，以防它们坏了糕点的味道，坏了乡亲们的肚子。
　　乡亲们打糕点，是需要自己动手的。和面下料等活计是大伯亲自操持，剩下的搬东西，放烤盘，收烤盘，在大笸箩里晾冷坨和饼干等打下手的活，乡亲们主动承揽了过来。没办法，排队的人太多，大伯大伯母几乎是昼夜不歇，也是供不应求，只能大家齐动手，可以节省时间。
　　由于大伯打糕点的手法好，人随和，白糖等馅儿料下的足，很多外村人也来找他打制。一时间，村子里出现很多驮着白面胡麻油的自行车，早早地到大伯家门口排队。许是大伯想起了自己曾经在外村受的气，他对别村来的人一视同仁，先到先排，不分里外。有趣的是，本村的乡亲们对大伯如此安排没有任何意见，在他们看来，自己村人做事公道，是能拿出去宣扬的好事。
　　大伯打糕点的时间段，我是定然不离左右的，干点力所能及的活，村民们打好糕点后也会给我留下几块冷坨和饼干作为礼物。一个打糕点季下来，我能攒下好多冷坨，饼干是攒不下的，那玩意现做现吃才好吃。
　　大伯打糕点一直要忙碌到中秋节前夜才会停歇，下一次的开工就是过年。过年时，乡亲们对糕点的需求量大，大伯会提前一个月开始制作，反正家乡的冬天零下二三十度，不怕放久了会坏掉。
　　过年打糕点更是忙碌，连我奶奶也会亲自出马帮忙。奶奶的任务是做饭，大伯大伯母和来打糕点的乡亲一起吃。奶奶做饭舍得放油放肉，帮忙打糕点的、排队等待的乡亲们一起吃饭，热乎乎的熬菜散发着阵阵肉香，土豆绵乎粉条筋道，大家一人捧个大海碗，吃的不亦乐乎。那场面，不比婚丧嫁娶的场面小。这下好了，大伯家的打糕点买卖愈发兴隆，慢慢地好多人自己连白面和胡麻油也不带，全部从大伯这里购买，虽然辛苦，但大伯能多赚一些。
　　大伯的打糕点生意一直持续到他年老体衰方告结束。有意思的是，后来来打糕点的，几乎全是年轻人，甚至有从县城开车过来的，他们说，大伯这样的制作方式，有味道，吃着放心。当得知大伯歇业后，大家不无遗憾地感慨，此后再难吃到农村的味道，再难吃到儿时的快乐。
　　如今，大伯去世多年，家乡县城周边的农村，打糕点的人家却没有消失，反而多了起来。他们秉承着传统的做法，足油足面足料，也不桎梏于中秋和过年两节，随时去随时可加工。每到过年，我都会去乡间寻个家庭作坊制作一些冷坨饼干，拿回家放在冰箱里慢慢吃。
　　我儿子也喜欢吃这些没有任何花样的、土土的糕点，可惜，他体会不到制作的乐趣，或许，那时独属于我们的童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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