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春花悼念恩师苏东水先生

　　导读 ：6月13日早晨，复旦大学首席教授，著名经济学家、管理学家，东方管理学派创始人，复旦大学东方管理研究院名誉院长苏东水教授因病辞世，享年91岁。陈春花老师谨以此文，悼念恩师。
　　从自己设定了研究中国企业管理目标开始，自己所能有的基础，就是对于哲学与企业文化的一些认识。那个时候国内以这个领域作为研究方向的人并不是很多，因为人们还在解决如何把西方的管理理论运用在中国企业的管理实践中，所以我能够寻求到的指引很少。
　　幸运的是，通过文献研究，让我发现复旦大学的苏东水教授正在开创＂ 东方管理学 ＂，而一切也许是机缘巧合，我在香港科技大学的一次组织行为学研讨会上，认识了来自新加坡国立大学的曾在本老师，我们一起研讨组织行为学中的话题，以及中国企业管理的问题，他也推荐苏东水教授给我，并热情地帮助我引见给苏老师。
　　我就带着这份运气，到上海去拜见苏东水教授。当时的苏老师已经是复旦大学的首席教授，在产业经济学领域奠定了泰斗级的影响力，我还是一个很普通的年轻老师，不知道我的问题和求教是否可以得到苏老师的帮助。一份运气、一份忐忑、还有一份未知，我就这样和苏老师见面了。
　　我们约好了在苏老师的家里见面，他很仔细地把家里地址告诉我，还担心我找不到，把公共汽车的站牌一并告诉我，并周到地等在院子门口接我，第一眼见到苏老师，就觉得很亲切。苏老师年轻的时候一定是个美男子，很有民国电影中知识分子的范儿，最让人印象深刻的是他说话的语速和语调，缓缓的又带着南方音，而每次开始讲话的时候，他总是先微笑一下，我所有的担心一下子就在这微笑中消失，很快我们就进入到研究的讨论中，完全没有陌生的感觉。
　　这一天下午，我们讨论了很久，从苏老师设立＂东方管理学＂讲起，讲到苏老师去参加世界管理年会所遭遇的冷落，讲到苏老师对于东方管理学核心价值观的梳理和确认。苏老师还讲到了他从教40多年的心得，以及对于中国改革开放之后国家发展的欣喜。更令我感动的是，苏老师也讲到了他的家乡泉州，讲到他对于泉州发展所倾注的情感。我也把自己对于企业文化的研究，以及在珠江三角洲企业实践研究的情况向苏老师汇报，他听到我所介绍的研究内容非常高兴，鼓励我一定要持续去做，认真去做。
　　我们就这样聊着，想不到就到晚饭时间，更想不到是苏老师嘱咐苏太太说，要留我吃饭，我忙着推脱，但是苏老师说＂已经到了吃饭时间，你上海不熟悉，不如就简单在家里吃吧＂。苏太太更是热情地邀请，我惦记着继续和苏老师讨论，也就接受了邀请，这餐饭在我看来极其丰盛，而且特别好吃，以至于我再到上海吃饭，一定会点一个炒虾仁。
　　吃晚饭时我们延续讨论的话题，我此时已经被苏老师热衷于研究东方管理学的激情和执着所感动，知道自己很幸运，得以面见苏老师，得以理解和了解苏老师的所思和所做，得以确定自己需要研究的核心命题。
　　我担心继续聊下去，苏老师会累，所以就向苏老师告辞，但是心里特别希望能够在未来的日子里，可以如这一次一样，能够跟随苏老师的步伐，倾听苏老师的教导，持续去做有关中国企业管理的研究。最让我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苏老师竟然问我，是否愿意做他的学生，我一下子就愣住了，我当然愿意了，但是在我来见苏老师之前，这个念头我连想都不敢想。我马上回答说愿意。他说刚好有一个论文博士的项目适合我选读，我毫不犹豫地接受了苏老师的推荐，因为我知道，这样我就可以成为真正的苏门弟子，就可以跟随苏老师去展开研究，就可以系统地梳理和理解苏老师的研究体系和研究方法， 最重要的是，可以向苏老师学习如何做人，如何做研究，如何做一个有价值的学者。
　　跟随苏老师学习对我而言，其重要性和关键性怎样描述都不为过，因为在1994年底我确认了自己研究的大目标，但是如何入手，如何体系化，如何让研究符合规范以及如何逐步完善，这些问题在遇到苏老师之前，还是未知和无解，我只是自己苦苦地探索，希望可以找到合适的研究方法和路径，正是跟随苏老师学习，让我清晰了自己的研究路径和框架，也明确了研究方法和研究风格。
　　倾听苏老师和复旦其他几位老教授的课程，让我从另外一个角度去看中国企业的管理，因为几位老师都是从经济学的角度诠释他们对于中国企业管理的认识，这使得我能够从更宏观的视角去理解企业所面对的环境， 苏老师的引领，让我具有更宽广、更前瞻的视角来理解企业管理，我很庆幸自己能够得到这个方面的训练，让我对于企业的理解，不会那么教条，也不会限于管理框架的约束，反而可以更加贴近环境，更加贴近变化。
　　当2004年 《领先之道》 出版时，我第一时间带给苏老师看，苏老师特别高兴，立即安排我在上海与上海的企业界朋友做分享。我还记得那是2004年底，上海天气让人觉得特别冷，但是苏老师记挂着这次交流，专门到会场和我一起吃饭，他说一是想亲自来祝贺我，一是想看看还有哪些细节需要注意。我内心被老师如此细致的爱和如此宏大的胸怀深深感动，此生可做苏门弟子，真是我莫大的福分。
　　2004年同时也是苏老师从教50周年的年份。苏门弟子齐聚黄浦江畔，为老师祝贺，更是多一次聆听老师智慧的相聚。我总是在与老师每一次的相聚中，汲取持续研究的力量。
　　到了2014年，自《领先之道》2004年出版之后10年过去了，人们逐渐对企业保持领先的问题有了更多的敏感性。因为在一个过度竞争、急剧变化、技术创新以及技术普及的速度如此之快的年代，保持领先的确成为一个非常困难的事情。
　　事实上，在这又一个10年中，中国企业经历了前所未有的发展，一方面因为中国经济持续发展驱动，另一方面因为全球经济危机带来的机遇。当以雷曼兄弟为代表的西方企业发展出现困境的时候，中国企业依然强劲增长，这是一幅令人印象深刻的景观。
　　历史也许总是惊人的相似。《领先之道》第一版出版时，我出任六和集团的总裁，而在10年后《领先之道》第二版出版时，我出任新希望六和股份有限公司的联席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而2014年是苏老师从教60周年， 这并不是一个简单的巧合，而是一个伴随成长的轨迹。
　　同样是在上海，苏门弟子再一次聚首，祝贺苏老师执教60周年，倾听老师对于过去这10年的总结和教导。看到老师依然精神矍铄地站在讲台上，全面地梳理＂东方管理学＂创立40年来取得的成果，内心很感动。
　　83岁的老师站在讲台上，依然才思敏捷、精神奕奕，老师在回顾＂东学＂研究四十年的整个研究历程；老师回顾当初提出创立中国管理研究无法被美国主导的世界管理论坛接受的过程；老师回顾坚持不懈，最终被接受的努力；老师回顾四十年＂东方管理学派＂的成果和对未来的期许，令人感动、鼓舞。
　　苏老师早在40年前就开始系统研究，持续构建并向世界传播，让我敬仰并追随。当我们齐聚在上海，为《苏东水文集》首发，再次倾听老师教诲的时候， 老师提出的＂以人为本，以德为先，人为为人＂核心思想，来到今天，能够让我们更深地体会到，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协同与和谐已是规律性的重大问题 ；而中国几千年历史所沉淀的璀璨而丰厚的人文基础，正可以推进中国管理研究贡献世界的价值，而这也是苏老师和中国管理研究学者的梦想。反问自己，是否如苏老师般，坚持、坚守呢？
　　从自己设定了研究中国企业管理目标开始，自己所能有的基础，就是对于哲学与企业文化的一些认识。那个时候国内以这个领域作为研究方向的人并不是很多，因为人们还在解决如何把西方的管理理论运用在中国企业的管理实践中，所以我能够寻求到的指引很少。
　　幸运的是，通过文献研究，让我发现复旦大学的苏东水教授正在开创＂ 东方管理学 ＂，而一切也许是机缘巧合，我在香港科技大学的一次组织行为学研讨会上，认识了来自新加坡国立大学的曾在本老师，我们一起研讨组织行为学中的话题，以及中国企业管理的问题，他也推荐苏东水教授给我，并热情地帮助我引见给苏老师。
　　我就带着这份运气，到上海去拜见苏东水教授。当时的苏老师已经是复旦大学的首席教授，在产业经济学领域奠定了泰斗级的影响力，我还是一个很普通的年轻老师，不知道我的问题和求教是否可以得到苏老师的帮助。一份运气、一份忐忑、还有一份未知，我就这样和苏老师见面了。
　　我们约好了在苏老师的家里见面，他很仔细地把家里地址告诉我，还担心我找不到，把公共汽车的站牌一并告诉我，并周到地等在院子门口接我，第一眼见到苏老师，就觉得很亲切。苏老师年轻的时候一定是个美男子，很有民国电影中知识分子的范儿，最让人印象深刻的是他说话的语速和语调，缓缓的又带着南方音，而每次开始讲话的时候，他总是先微笑一下，我所有的担心一下子就在这微笑中消失，很快我们就进入到研究的讨论中，完全没有陌生的感觉。
　　这一天下午，我们讨论了很久，从苏老师设立＂东方管理学＂讲起，讲到苏老师去参加世界管理年会所遭遇的冷落，讲到苏老师对于东方管理学核心价值观的梳理和确认。苏老师还讲到了他从教40多年的心得，以及对于中国改革开放之后国家发展的欣喜。更令我感动的是，苏老师也讲到了他的家乡泉州，讲到他对于泉州发展所倾注的情感。我也把自己对于企业文化的研究，以及在珠江三角洲企业实践研究的情况向苏老师汇报，他听到我所介绍的研究内容非常高兴，鼓励我一定要持续去做，认真去做。
　　我们就这样聊着，想不到就到晚饭时间，更想不到是苏老师嘱咐苏太太说，要留我吃饭，我忙着推脱，但是苏老师说＂已经到了吃饭时间，你上海不熟悉，不如就简单在家里吃吧＂。苏太太更是热情地邀请，我惦记着继续和苏老师讨论，也就接受了邀请，这餐饭在我看来极其丰盛，而且特别好吃，以至于我再到上海吃饭，一定会点一个炒虾仁。
　　吃晚饭时我们延续讨论的话题，我此时已经被苏老师热衷于研究东方管理学的激情和执着所感动，知道自己很幸运，得以面见苏老师，得以理解和了解苏老师的所思和所做，得以确定自己需要研究的核心命题。
　　我担心继续聊下去，苏老师会累，所以就向苏老师告辞，但是心里特别希望能够在未来的日子里，可以如这一次一样，能够跟随苏老师的步伐，倾听苏老师的教导，持续去做有关中国企业管理的研究。最让我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苏老师竟然问我，是否愿意做他的学生，我一下子就愣住了，我当然愿意了，但是在我来见苏老师之前，这个念头我连想都不敢想。我马上回答说愿意。他说刚好有一个论文博士的项目适合我选读，我毫不犹豫地接受了苏老师的推荐，因为我知道，这样我就可以成为真正的苏门弟子，就可以跟随苏老师去展开研究，就可以系统地梳理和理解苏老师的研究体系和研究方法， 最重要的是，可以向苏老师学习如何做人，如何做研究，如何做一个有价值的学者。
　　跟随苏老师学习对我而言，其重要性和关键性怎样描述都不为过，因为在1994年底我确认了自己研究的大目标，但是如何入手，如何体系化，如何让研究符合规范以及如何逐步完善，这些问题在遇到苏老师之前，还是未知和无解，我只是自己苦苦地探索，希望可以找到合适的研究方法和路径，正是跟随苏老师学习，让我清晰了自己的研究路径和框架，也明确了研究方法和研究风格。
　　倾听苏老师和复旦其他几位老教授的课程，让我从另外一个角度去看中国企业的管理，因为几位老师都是从经济学的角度诠释他们对于中国企业管理的认识，这使得我能够从更宏观的视角去理解企业所面对的环境， 苏老师的引领，让我具有更宽广、更前瞻的视角来理解企业管理，我很庆幸自己能够得到这个方面的训练，让我对于企业的理解，不会那么教条，也不会限于管理框架的约束，反而可以更加贴近环境，更加贴近变化。
　　当2004年 《领先之道》 出版时，我第一时间带给苏老师看，苏老师特别高兴，立即安排我在上海与上海的企业界朋友做分享。我还记得那是2004年底，上海天气让人觉得特别冷，但是苏老师记挂着这次交流，专门到会场和我一起吃饭，他说一是想亲自来祝贺我，一是想看看还有哪些细节需要注意。我内心被老师如此细致的爱和如此宏大的胸怀深深感动，此生可做苏门弟子，真是我莫大的福分。
　　2004年同时也是苏老师从教50周年的年份。苏门弟子齐聚黄浦江畔，为老师祝贺，更是多一次聆听老师智慧的相聚。我总是在与老师每一次的相聚中，汲取持续研究的力量。
　　到了2014年，自《领先之道》2004年出版之后10年过去了，人们逐渐对企业保持领先的问题有了更多的敏感性。因为在一个过度竞争、急剧变化、技术创新以及技术普及的速度如此之快的年代，保持领先的确成为一个非常困难的事情。
　　事实上，在这又一个10年中，中国企业经历了前所未有的发展，一方面因为中国经济持续发展驱动，另一方面因为全球经济危机带来的机遇。当以雷曼兄弟为代表的西方企业发展出现困境的时候，中国企业依然强劲增长，这是一幅令人印象深刻的景观。
　　历史也许总是惊人的相似。《领先之道》第一版出版时，我出任六和集团的总裁，而在10年后《领先之道》第二版出版时，我出任新希望六和股份有限公司的联席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而2014年是苏老师从教60周年， 这并不是一个简单的巧合，而是一个伴随成长的轨迹。
　　同样是在上海，苏门弟子再一次聚首，祝贺苏老师执教60周年，倾听老师对于过去这10年的总结和教导。看到老师依然精神矍铄地站在讲台上，全面地梳理＂东方管理学＂创立40年来取得的成果，内心很感动。
　　83岁的老师站在讲台上，依然才思敏捷、精神奕奕，老师在回顾＂东学＂研究四十年的整个研究历程；老师回顾当初提出创立中国管理研究无法被美国主导的世界管理论坛接受的过程；老师回顾坚持不懈，最终被接受的努力；老师回顾四十年＂东方管理学派＂的成果和对未来的期许，令人感动、鼓舞。
　　苏老师早在40年前就开始系统研究，持续构建并向世界传播，让我敬仰并追随。当我们齐聚在上海，为《苏东水文集》首发，再次倾听老师教诲的时候， 老师提出的＂以人为本，以德为先，人为为人＂核心思想，来到今天，能够让我们更深地体会到，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协同与和谐已是规律性的重大问题 ；而中国几千年历史所沉淀的璀璨而丰厚的人文基础，正可以推进中国管理研究贡献世界的价值，而这也是苏老师和中国管理研究学者的梦想。反问自己，是否如苏老师般，坚持、坚守呢？
　　疫情过后，和志阳一起去看老师，虽然老师刚从医院回到家中，但是见到我们两个来了，拉上宗伟，一起开心地和我们交流。老师特备细心地问我在北大工作的情况，问志阳孩子读书的情况，还和我们一起回顾过去几届东方管理论坛的话题。拜访要结束的时候，老师还招呼师母和我们一起照相，老师温暖的笑容就这样定格在我的心里。
　　老师，对学生而言是一生的际遇。 我因为人生中，遇到苏老师，开启了中国管理理论研究之旅，拥有了中国管理理论研究的情缘。我和苏门弟子一般的幸运，得遇良师，获致发展，得以继续创造价值。 而今思念老师，知道要做的就是，努力在教书育人、理论构建与实践探索上，沿着老师开创的东方管理学研究之路踏实前行。 （本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