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知青生活往事多年后再回第二故乡，老乡还能叫出他们的名字

　　2019年8月30日上午，东北边陲的桦树岭村来了七位穿着朴实的陌生人，这七位陌生人三位男士四位女士，年龄有六七十岁的样子，他们在村子周边转悠了大半天，才走进村来。
　　在村委会值班的赵明义赵大爷看一帮人走进了村委会大院，他赶忙从办公室迎了出来，走在前面的一位女士打量了一下赵大爷，笑着说：这不是明义大哥吗？哎哟！哎哟！李淑红、张美兰、王、王宝山赵大爷愣怔了一下，突然认出了他们，原来这些人都是当年来桦树岭插队落户的上海知青。
　　一阵寒暄之后，赵大爷把上海的客人请进会议室，赶紧给村主任和老支书打电话。上海来的这几位老知青看着头发花白的赵大爷，当年来这插队落户的生活情景又浮现在了他们眼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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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1969年的4月1日上午，五六十名上海知青乘坐一辆解放牌敞篷车来到公社驻地，在公社大院举行了简单的欢迎仪式，公社书记和知青办主任讲完话，就把这些上海来的知青分派到各个大队或生产队，由各生产队负责到公社接人。
　　李淑红、张美兰他们一行七人被分派到了桦树岭二队，来接他们的就是生产队副队长赵明义。当年赵明义二十四岁，刚结婚两年，生了个丫头还不到一周岁。
　　生产队派来的两辆牛车一辆拉行李，一辆牛车拉知青。那天天气不好，空中飘着雪花，不大不小的西北风刮的人们喘不过气来，冻的知青们双手不停地搓动。这七名上海知青三男四女，三名男知青中杨桂生年龄最大，十九岁，他是六八届高中毕业生。王宝山十七岁，刘浦东十六岁，他们都是虹口区的。四名女知青李淑红和张美兰她俩十八岁，是高中毕业生。周瑞瑛和董玉玲她俩十六岁，初中毕业。
　　从公社驻地到桦树岭二队二十五里路，崎岖的山路坎坷不平，再加上路面湿滑，两辆牛车足足行驶了三个小时，下午两点才到达桦树岭二队。知青们来到村头的时候，二队队长陶顺生已带领社员们迎候在村头了。一阵稀稀拉拉的掌声过后，社员们喊了几声欢迎的口号，就都各自回家去了。有几个孩子和一些妇女跟在牛车后面，一直跟到知青们住的地方（知青点）。
　　知青们的居住地（知青点）在村子的最东边，紧挨着队里的牛棚和场院，四间低矮的泥草房在寒风中瑟瑟发抖。这四间泥草房有两个房门，两间房子为一个独立空间，里有一铺火炕和单独的锅灶，说是两间房子，实际上也就一间半的面积，厨房的面积不大。男知青们住东边的两间房子，女知青们住西边的两间房子。
　　晚饭（那时一天两顿饭）是陶队长的老婆和赵队长的老婆帮忙做的，饭桌摆在了男知青的房间里。饭菜还算丰富，有白菜炖豆腐，有酸菜炖兔肉，有炒木耳，有咸菜，还有一锅萝卜豆腐菜汤，主食是二米饭（高粱米和大米，还有一点玉米碴子，应该不叫二米饭）。
　　看到这样丰盛的饭菜，知青们心里总算踏实了一些，来东北插队之前，他们听说东北的生活很苦，一年四季基本上见不到大米和白面。看样子桦树岭的生活水平能好一些，他们也就能少遭一点罪。
　　吃饭的时候，陶队长说：咱桦树岭条件差一些，这顿接风饭就算咱队里的一点心意吧，大家都要吃饱了。你们知青的口粮，明天队里派人到公社粮站领取，现在基本都是苞米，可能也有一点高粱。咱们这里是山区林区，夏天秋天林子里有蘑菇木耳山野菜，自留地种的青菜也能可劲吃。只是冬春季节，秋天储备的白菜萝卜基本吃光了，我明天挨家挨户告诉一声，让大家都匀出一点酸菜和咸菜来，看谁家还有白菜萝卜啥的，我也叫大家给你们送一些。
　　听了陶队长的话，知青们心里凉了半截，胃口也没有了，这里的生活条件并不好，看样子吃苦受罪的日子在后头呢。
　　当晚，知青们躺在热乎乎的炕上睡的并不踏实，想想以后就要在这里扎根落户，他们心里都有一种说不出的恐惧和悲伤。屋里没有电灯，漆黑一团，外面山林中野兽的吼叫声不绝于耳，特别是女知青们，吓得都用被子蒙住了头。
　　第二天一早，李淑红起床后打开了房门，往外一看，院子里趴着一头像刺猬一样的大黑猪，她吓得大叫一声，又关上了房门。听到李淑红的惊叫声，其他三名女知青慌忙穿上衣服来到厨房，透过门缝往外一看，院子里趴着的那头大黑猪一动不动，好像是死了一样。
　　张美兰胆子大，她打开房门跑到男知青们的门前，用力敲打房门，王宝山趿拉着鞋打开了房门，张美兰侧身闯了进来。她指着院子里趴着的那头大黑猪让王宝山看。王宝山看了一下，认定那是一头猪，他在厨房拿起一块劈柴，用力扔向了那头猪。不偏不斜，那块劈柴正好打在猪身上，趴在地上的猪竟然纹丝不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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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杨桂生和刘浦东都起来了，大家一人拿起一块劈柴，胆战心惊地来到院子里。走在前面的杨桂生往猪身上踹了一脚，那头猪没有任何反应，原来是一头死猪。大家围着看了一下，只见那头猪嘴巴又长又尖，呲嘴獠牙的，后腿上有一个铁夹子，脖子上有伤，院门口还有血迹。
　　就在这时，赵明义和他老婆来到了知青点，他上前一看，惊讶地说：这么大一头野猪啊，一准是中枪了。这下好了，有肉吃了，你们上海知青真有口福。
　　不一会功夫，陶队长和他老婆也来了，陶队长拎着一个荆条筐，筐里有几棵酸菜，有几个萝卜和一些土豆，还有一摞用笼屉布包着的煎饼。
　　那头野猪被赵队长和社员们抬到牛棚，褪了猪毛，全队的社员都分到了猪肉，但还是知青们分的最多，最好的肉都分给了知青们。
　　繁重的春耕春播生产结束后，赵队长领着知青们在村东的那片草甸子上开了两亩荒地，让知青们种菜吃。茄子、辣椒、大葱、白菜、萝卜等种子，都是赵队长在社员家要来的，也是赵队长帮知青们撒的种子，浇水、施肥和管理，都是赵队长手把手教会的知青们。那两亩菜地，不光解决了知青们夏天和秋天的吃菜问题，秋天储存的白菜和萝卜，也解决了知青们冬季和春季的吃菜问题。
　　第二年的春天，杨桂生让上海乡下的亲戚寄来了西红柿黄瓜种子，还有一些青菜种子，这些南方蔬菜在桦树岭都试种成功了，社员们都跟着借光受益了。
　　1971年秋收结束后，杨桂生和王宝山经过多次目测和实地测量，他俩都觉得能能把沟里的溪水引到村东的那片草甸子上来，若把那十几亩草甸子开垦出来变成水田，栽种水稻，社员们一年也能吃上几顿大米干饭。
　　他俩把这个想法告诉了陶队长和赵队长，没想到陶队长和赵队长也有这个想法，四个人一拍即合，一个冬春，十亩草甸子变成了良田，山溪的上游筑起了一道十多米长两米高的拦水坝，一道三百米长的引水渠也有了雏形。当年春季虽没能栽种水稻，可那十亩地的玉米长势喜人，收成很不错。
　　1972年秋后，刘浦东应征入伍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张美兰被招聘到县里，当了一名文教干部。七名上海知青有两人离开了桦树岭，其他五名知青心里都有一种说不出的失落和高兴。失落的是别人离开了贫穷的桦树岭，自己却没有离开。高兴的是他们看到了希望，以后也会有离开的机会。
　　直到1974年春天，知青和社员们开垦的那片荒地才栽上水稻，那年虽然遭遇了低温天气，十几亩水稻的收成还算可以，家家户户都分到了几十斤稻谷，社员们总算吃上了自己种植的大米。那年秋后，李淑红和杨桂生准备办一个农民识字班，陶队长专程到县城买了一盏汽灯，还买了粉笔和墨汁等学习用品，赵队长亲自做了一块像两扇门板大小的黑板，还腾出了队部的一间房子，一切都准备就绪了，县里突然给公社下发了一份招工信函，李淑红、杨桂生和王宝山同时被招聘到县里，统一分配到县里的小学当老师。因为当时各学校都在积极复课，教师缺口较大。带着愧疚和无奈，他们三人离开桦树岭去了县城。
　　看农民识字班已万事俱备，周瑞瑛和董玉玲主动承担了教农民识字的义务，这个识字班一直坚持到1978年秋天，周瑞瑛和董玉玲通过招工返回了上海，才结束了它的使命。到了1984年，曾经在桦树岭插队落户的七名知青都陆续调回了上海。
　　去年的这次第二故乡行，李淑红他们在桦树岭待了三天，赵大爷（赵明义）带领知青们挨家挨户看望了乡亲们，村里六十岁以上的村民，大多数都认识上海来的客人，好多乡亲还能叫出知青们的名字。说起村东那片水田，村里人都说那是知青田，是上海知青让桦树岭的乡亲们吃上了自己种的大米。离开桦树岭的时候，七名上海知青给村委会留下了七万块钱，他们说让村干部把这点钱送给村里有需要的老人或困难家庭。
　　时隔这么多年，说起在桦树岭插队落户的那段岁月，李淑红说她最大的遗憾就是在农民识字班开班之前离开了桦树岭，她说一辈子也忘不了桦树岭的乡亲们，一辈子也忘不了那段青葱岁月。
　　作者：草根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