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知青生活往事回想起在东北插队的日子，她心里就隐隐作痛

　　最近一直在写有关知青生活题材的纪实文章，好多热心读者朋友通过私信留言，讲述了他们下乡时的亲身经历，讲述了很多插队落户时的趣闻轶事，源源不断为我提供了真实的写作素材，再次向热心的读者朋友们致以最诚挚的感谢！
　　昨天下午，和上海的张惠娣老师语音聊天，她用标准的普通话给我讲述了她在东北插队落户时的那段令人难忘的青葱往事。
　　资料图片来源网络
　　张惠娣老师是六八届初中毕业生，一九六九年三月二十一日，她和十九名上海知青一同来到了东北边陲的头道沟大队，到这来插队落户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二十名上海知青分在了两个生产小队，张惠娣老师和另外九名上海知青分在了第一生产小队。
　　分在第一生产小队的这十名上海知青八人是男生，两名是女生。这十名知青中数张惠娣老师的年龄最小，她刚满十六周岁。另一名女知青叫杨浦英，十九岁，她是六八届高中毕业生。因当时一队队部就有一间房子里有火炕，一队队长孙健全就把八名男知青安置在队部那间有火炕的房子里，两名女知青临时住在他家，和他家的闺女同睡一铺火炕。这两名女知青只在孙队长家睡觉，吃饭要回到队部，和那八名男知青一个锅里吃饭。
　　孙队长家有两个孩子，大的是男孩，19岁，叫孙大春。小的是女孩，16岁，叫孙冬梅。他家的这两个孩子都没念几年书，孙大春三年级都没念完。
　　孙队长家有三间正房两间厢房，三间正房中间那间是厨房，东间屋和西间屋里都搭了火炕，厨房里有两个锅灶，分别烧两铺火炕。那两间西厢房外间是厨房，里间是火炕。孙队长两口子住正房的东间屋，两名女知青和孙冬梅住西间屋，孙大春一个人住西厢房。
　　安顿好了知青们的吃住等生活问题，让他们休息了两天，知青们就投入到紧张的生产劳动中去了。
　　东北的三月下旬天气还不暖和，山上的残雪和河沟的冰冻足以说明天气的寒冷，光秃秃的树枝随风摇曳，还看不出一丁点儿春天的迹象。农田里虽没有要紧的农活，可社员们都没闲着，村东的山沟正在筑拦水坝，兴修水利，社员们已经大干两个冬季了。
　　水利工地上可真没有轻松活，放炮采石，拉车抬筐，挑土砌坝，一样比一样累，一样比一样苦。在水利工地干了一天，八名男知青都累趴了，两名女知青累哭了，来头道沟插队落户之前大家虽都做好了吃苦受累的心理准备，可谁也没想到，劳动强度会这么大，比他们想象的要苦若干倍。
　　第二天出工劳动的路上，孙大春看张惠娣和杨浦英抬着一个大土筐，他就把自己的垫肩（用布和棉花做的棉垫，保护肩膀）递给张惠娣说：＂我这个垫肩你俩轮换着用吧，回头再让我妹妹给我做一个。＂接过垫肩的那一刻，张惠娣心里暖暖的。
　　到了工地，张惠娣把垫肩给杨浦英，让她垫在肩上，杨浦英做了个鬼脸笑着说：＂人家明明是给你的，心疼你，我咋好意思用。＂＂浦英姐，人家大春哥说让咱俩轮换着用，你咋说是给我的？＂张惠娣有些不好意思了，脸也红了。
　　＂给我用为什么递到你手里？你是揣着明白装糊涂啊还是真不明白呀。＂杨浦英又回了一句。＂浦英姐，你是狗咬吕洞宾，不识好人心，你不戴我戴。＂张惠娣笑着回了一句，将垫肩戴在了自己的肩膀上。
　　第三天中午要收工的时候，杨浦英和张惠娣抬着一筐土从沟底正往坝上走，山坡上突然滚下一块石头，张惠娣躲闪不及，跌倒在地，那块西瓜大的石头从她的腿上滚了过去，张惠娣疼得嗷嗷大哭。
　　大家围了过来，只见张惠娣脚腿上流血了，杨浦英和孙冬梅想扶她站起来，她说腿疼得厉害，不敢站立。孙队长担心张惠娣骨头受伤，赶紧让孙大春把张惠娣背上坝顶，放到一辆架子车（地排车）上，让孙大春和队会计还有杨浦英，一起拉着架子车去了公社卫生院。
　　经过检查诊断，张惠娣的两条小腿都是皮外伤，左脚踝错位，万幸的是没有伤着骨头。医生给张惠娣捋正了脚踝，开了一些药，就让她回家休息。检查费和药费是小队会计和孙大春垫付的，一共花了两块三，会计兜里钱不够，孙大春掏了一块钱。
　　虽没伤着骨头，可张惠娣却疼得揪心。回到家吃了消炎止痛药，伤口抹了紫药水，张惠娣连晚饭也没吃就躺下了，疼得她一夜都没合眼。第二天早上，张惠娣的左脚脖子肿得很厉害，腿上也有两片淤青，根本就不能下地。看张惠娣伤成这样，孙队长的老婆心疼地只抹眼泪。为了尽快让张惠娣好起来，孙大春步行三十五里路，到县城找到一个老中医，给张惠娣讨来了治疗跌打损伤的祖传秘方。
　　过了四五天，张惠娣的脚脖子才消肿，走起路来还是一瘸一拐的。受伤的这几天，可给孙队长一家添了不少麻烦，特别是孙队长的老婆，又是给张惠娣端水端药，还要想着办法给她做好吃的，最难为情的是大小便。可孙队长的老婆一点都没嫌弃，感动的张惠娣哭了好几次。
　　刘孔喜老师油画作品（资料图片来源网络）
　　张惠娣的伤痊愈以后，孙队长就安排张惠娣装车（往架子车上装土）装筐，再也没让她抬筐挑担。孙大春负责驾辕拉车，每当张惠娣给他装车时，孙大春就抢过张惠娣手中的铁锨替她装车，让张惠娣休息一下。社员们都说张惠娣命好，孙大春就像她的亲哥哥。
　　八月初的时候，一连下了两天雨，社员们不能下地干活，就都在家里歇息。那天吃过早饭，孙大春突然听到张惠娣在小声哭泣，他让冬梅去问张惠娣，是不是遇到了什么难心事。原来，张惠娣想家了。孙大春忙让冬梅把张惠娣和杨浦英都叫上，他拿了自己织的那个抬网（一米见方的网片，两边绑了木棍）带着他们到村东的河沟里去抓鱼。
　　到了村东的河沟边，孙大春一边在河沟用抬网抓鱼，一边给大家讲笑话讲故事，笑得
　　她仨眼泪都出来了。那一上午，孙大春抓了两脸盆小鱼，为知青们改善了伙食，还排解了张惠娣想家的愁绪。
　　转眼就到了一九七一年的夏天，经过两年多的劳动锻炼，张惠娣他们已经熟悉了各种农活，也适应了农村的生活环境。经过两年多的朝夕相处，张惠娣和杨浦英对孙队长一家的感情已经很深厚，她俩已把孙队长一家当成了自己的亲人。
　　那天晚饭后，张惠娣和杨浦英从知青点回来，刚走到孙队长家门口，只听孙队长的老婆对孙大春说：＂大春，你也不小了，听说二道沟老马家的二丫头长得挺好看，个子也高，明天就让你大姨领你去相看相看吧。你总说喜欢惠娣，我也喜欢惠娣，可人家是上海大城市来的，早晚要回去的。再说了，人家有文化，咱也配不上人家。＂＂以后再说吧，我不想去相看对象。＂孙大春说完，从屋里走了出来，差点没撞到杨浦英身上。
　　之后的日子里，张惠娣多了一块心病。说句实话，她从心里也喜欢善良勤劳的孙大春，孙大春虽然文化程度不高，可他长得很结实也很帅气，庄稼活样样精通，还会开拖拉机。可一想到上海的父母和弟弟妹妹，张惠娣心里就乱成了一锅粥。
　　1973年的秋天，杨浦英被推荐上了大学，她成了第一个离开头道沟的上海知青。杨浦英离开头道沟大队后，张惠娣心里就像少了什么，她天天都闷闷不乐，也很少说话。说句实话，她也想爹娘，她也想离开这个穷山沟回到上海去。可并不是人人都像杨浦英一样幸运，想离开农村回到上海谈何容易？
　　知道张惠娣的心事，孙队长的老婆就不让张惠娣再回知青点吃饭，她想方设法为张惠娣做好吃。为了让张惠娣开心快乐，孙大春还领着她妹妹和张惠娣到公社看了一次电影。那次看完电影，孙大春在公社供销社为张惠娣买了一条红纱巾和雪花膏，也给他妹妹买了纱巾和雪花膏。
　　孙大春对张惠娣好，社员们也都看在了眼里。孙大春对自己好，张惠娣也心知肚明。乡亲们也都觉得张惠娣和孙大春很般配，他俩可说是天生的一对。可张惠娣心里很纠结，嫁给孙大春，她还心有不甘。想离开头道沟，还找不到门路。要是真扎根农村一辈子在农村结婚成家，还真找不出比孙大春更优秀的合适人选。张惠娣之所以接受了孙大春送的红纱巾，她心里也拿不定主意了。
　　1975年的春天，张惠娣还在犹豫到底要不要嫁给孙大春，她突然接到了上海父母的来信，说上海知青办已经为她联系好了工作单位，招工审批和相关手续正在办理中。
　　两个月后，张惠娣通过招工离开了她插队落户生活了六年的头道沟大队。离开头道沟大队那天，孙队长的老婆为张惠娣煮了二十个鸡蛋，还给了她十块钱。孙冬梅一直把她送回到公社汽车站，才抹着眼泪和她挥手道别。那天，张惠娣没看到孙大春的身影，她也没好意思问孙冬梅。
　　1977年春天，张惠娣和上海的一名中学老师结婚了，她写信把自己结婚的消息告诉了孙冬梅，孙冬梅给她回信说，她哥都二十七岁了，还是不去相看对象。亲戚们问他：大春，你到底想找什么样的对象？他就一句话：找像张惠娣一样的。
　　2019年秋天，张惠娣和杨浦英回到了她们曾经插队落户的第二故乡头道沟，看望了乡亲们，可惜曾经关心疼爱她们的老队长和老婶子都不在了，孙冬梅去省城照看外孙子去了。孙大春还生活在头道沟，他四十岁那年娶了村里的寡妇刘玉芬，刘玉芬还带着一个十三岁的女孩。孙大春的生活条件倒是不错，他养了不少猪，一年就挣了七十五万。
　　张惠娣和杨浦英给孙大春和孙冬梅买了不少礼品，她俩原本要给孙大春留下五万块钱，孙大春却笑着说：我还想给你们钱呢。
　　在头道沟待了一天，张惠娣和杨浦英去了省城，看望了孙冬梅。孙冬梅搂着张惠娣哭了半天才哽咽着说：我哥当时不要对象，害得我也到了三十多才找对象……
　　张惠娣老师给我讲述完她的故事后，她哽咽着说：每当想起在东北插队落户的日子，她心里就隐隐作痛。她说自己最后悔的事情，就是没早一天回去看看老队长和老婶子，这将是她心中永远的愧疚和遗憾。
　　作者：草根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