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青岁月为了一个带着孩子的女人，他放弃了接班返城的机会

　　1969年3月上旬，蒋益明在彭浦火车站告别父母，和他的七名同班同学还有一名社会青年一起坐上了上海开往云南方向的火车，去云南插队落户，是他们犹豫很久才下定的决心。
　　蒋益明是六八届初中毕业生，他是班里的班长，他们同班同学有近半数人去东北插队落户了，蒋益明最要好的同班同学王月明说他怕冷，不喜欢东北的气候，听说云南四季如春，他提议去云南下乡插队。得到响应的只有八名男同学，包括蒋益明在内。
　　就在蒋益明他们报名准备去云南插队落户时，蒋益明的姑姑找到他，说她儿子因为打架斗殴被单位开除了，怕他在家无所事事学坏了，希望蒋益明把她儿子也带上一起去云南插队落户。尽管蒋益明对他这个表哥很厌恶，可姑妈发话了，他也不好意思拒绝啊。就这样，蒋益明二十一岁的表哥王宝山也跟着去了云南。
　　一路风尘仆仆，坐了火车坐汽车，然后又换乘马车，最后翻山越岭又步行了大半天，历时十多天的时间，总算到达了插队落户的目的地，云南临沧境内一个叫杨家山寨的小山村。
　　蒋益明他们九人被安排在杨家山寨一队插队落户，队长姓杨，是一位退伍军人，他算是寨子里见过世面的人。幸好那个山寨多数社员是汉族，再加上杨队长做翻译，交流基本上没有多大障碍。
　　蒋益明他们住的地方是队里的公房，像竹楼一样，上面住人，下面是生产队的牛棚，养了好几头牛，还有一匹马。做饭的地方是一间泥土墙的草房，杨队长安排一名叫红英的女社员（她有一个两岁的女儿，她丈夫一年前在赶集回来的途中遭遇山洪暴发不幸身亡）临时给蒋益明他们做饭。
　　九名上海知青中，蒋益明的表哥年龄最大，他也参加过工作，有一定的生活经验，也很有力气。王宝山虽然是因为打架斗殴被单位开除的，但他这个人本性不坏，就是为了哥们义气一时冲动，打伤了三个社会青年，最终他也被归类为社会青年。
　　看一个女人帮着做饭还挑水，王宝山不忍心，每次红英去坡下的泉井挑水，他就抢着去，稍微重一点的活，王宝山也抢着干，红英对他的印象很好，知青们也很喜欢这个大哥哥，都热情地叫他宝山哥。只是红英的普通话说不好，大家跟他交流很困难，有时需要求助杨队长帮忙翻译一下。
　　杨家山寨大队有三个生产小队，一百多户人家的房子东一户西一户地散落在山脚下，给人一种很萧疏的感觉。那里的自然条件很差，基本都是山坡地，很少一点水田，一年收获的水稻只够老乡们隔三差五喝顿大米粥的。平时的饮食以瓜菜为主，红薯玉米最多能占三分之一。村子里的环境很差，小路上随处可见牛羊粪，打赤脚的老乡很多，就连几岁的孩子也习惯光脚走路。看看老乡们的破衣烂衫，看看杨家山寨的吃住条件，王宝山说简直就像解放前的样子。
　　那年端午节，蒋益明他们收工回来吃午饭，每人的饭碗里都多了一个扒掉鸡蛋皮的煮鸡蛋。原来是红英把她家积攒的鸡蛋给知青们拿来了。眼尖的王月明发现王宝山碗里有两个煮鸡蛋，就故作生气地说：＂红英姐，你也太偏向了，为啥多给宝山哥一个鸡蛋？＂
　　红英脸红了，她用不流利的普通话说：＂他、他挑水受累，他干活多，应该多吃一个。＂这下王宝山倒不好意思了，他把饭碗里的鸡蛋拨到一个空碗里，红着脸说：＂我吃一个就行，这个鸡蛋给你家孩子吃。＂
　　之后的日子里，王宝山照样帮着红英挑水干重活，红英家里有什么活需要帮忙，王宝山也会主动去帮忙。红英对王宝山也很照顾，王宝山穿脏了的衣服，她会帮着洗，衣服破了，她也帮着缝补。红英对其他知青也很照顾，但明显不如对王宝山好，王宝山感受到了红英对他的关爱。
　　秋收前，地里的农活要忙了，蒋益明他们也都学会了做饭，杨队长就不让红英帮知青做饭了，红英又和以前一样，回到队里参加生产劳动去了。
　　秋收季节还是比较忙碌的，山上收的玉米和红薯要靠肩挑和背篓运往队里的场院，秋收后的土地要翻耕，队里就那几头牛和一匹马，蒋益明他们也要和社员们一样背犁（像纤夫一样用绳子拉犁）耕地，四个人拉一副犁杖，就等于四个人要顶一头大水牛或两头小牛的力量。一天下来，肩膀被绳子勒得又红又肿，火辣辣得疼，碰都不敢碰。唯独王宝山的肩膀没被绳子勒肿，因为红英提前用旧布给他缝制了一个拉犁的襻带。看王宝山有人关爱，其他知青说不出是嫉妒还是羡慕，他们都觉得王宝山不该跟孤儿寡母（红英母女）走这么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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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眼就到了1975年的春天，蒋益明他们在云南经历了四季的酷暑寒热，饱尝了劳动的艰辛和生活的苦难。在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能填饱肚子，蒋益明他们就心满意足了，其他奢求想也不敢想。那年秋天，王月明被推荐上了大学，成了昆明师范学院的一名专科生。据蒋益明回忆，他在云南插队落户生活了九年，杨家山寨大队就得到了一个工农兵学员名额。那次推荐上大学原本推荐的蒋益明，蒋益明却把这个珍贵的名额让给了王月明，一是因为他俩是最要好的同学，二是蒋益明放心不下他那个和红英打得火热的表哥。
　　王月明上大学走了以后，王宝山时常半夜才回到知青点，蒋益明问他：＂表哥，你天天大半夜回来，去谁家了？人家不睡觉啊？＂＂我在红英家教江花（红英的女儿）学习认字了。＂王宝山说得很坦然，一点也不脸红。一个七八岁的孩子学习到半夜十二点，不光是蒋益明不信，其他知青也没人信。一位叫范胜利的知青笑着反驳：＂是不是教红英姐学习了？还教江花，半夜十二点，人家江花早就睡到梦乡里去了。＂对于这样的反驳，王宝山也不恼，他只是用傻笑做回应。
　　那年年末，蒋益明回上海探亲过年了，王宝山没回去，他一个人自愿留下来为大家值守（看家）。回到上海，蒋益明把表哥跟红英的事情告诉了他姑妈，他姑妈却说：＂宝山也这么大了，我和你姑父也没能力把他调回上海，实在不行，在云南结婚安家也未尝不可。＂听了姑妈的话，蒋益明也无话可说。
　　1978年，蒋益明被同济大学录取，在云南插队落户生活了九年多，他终于通过自己的努力，回到了上海，圆了他的大学梦。恢复高考的第一年，蒋益明就劝王宝山：＂表哥，你也是优秀的初中毕业生，抽时间多看看书，参加高考试试，说不定能考上呢。＂＂以前学的知识差不多都忘光了，我都三十岁的人了，早就没这个想法了，娶个媳妇成个家，踏心过日子算了。＂王宝山的回答，让蒋益明很失望，他对这个不求上进的表哥也不抱什么希望。
　　蒋益明离开杨家山寨之前的那几天，王宝山干脆夜不归宿了。蒋益明问他：＂表哥，你晚上去哪了？咋不回来睡觉？＂＂我找红英去了，是她留我在那过夜的。＂王宝山直言不讳。蒋益明总觉得这样不妥当，他就提醒王宝山：＂表哥，这样你要犯错误的，咱们可是上海知青。＂＂她情我愿，犯什么错误，大不了我娶她就完了，反正我也该结婚了，再不结婚就该打光棍了。再说了，你能考大学能离开这里，我也没办法离开这里呀。＂王宝山说出了自己的打算。
　　就这样，蒋益明带着对表哥的担心和牵挂，含泪告别了一起劳动一起生活了多年的乡亲们，告别了淳朴善良的杨队长，回到上海，迈进了大学的校门。
　　1979年10月上旬，就在王宝山准备和红英登记结婚时，王宝山突然接到了他母亲发来的加急电报，让他速回上海办理顶替接班手续。
　　知道了电报的内容，红英哭红了眼睛，哭哑了嗓子，她不舍得让王宝山走。可人家回上海是接替母亲的工作，是回去吃国库粮端铁饭碗，再不舍得，也不能耽误人家的好前程啊。淳朴善良的红英虽然心里难受，她还是答应让王宝山回上海。
　　王宝山离开杨家山寨那天，红英为王宝山煮了鸡蛋，煮了红薯，还烙了油饼。前两天就把王宝山换洗了衣服全都洗干净了。王宝山离开时，眼含泪水对红英水：＂我舍不得你……＂＂我也舍不得你走，可我是农村人，还有一个孩子，我配不上你。你走吧，到了上海，找一个疼你的女人好好过日子，把我忘了吧。＂红英说完，拿起擦脸的手巾堵住嘴，她不想在王宝山面前哭出声来。
　　回到上海，看看和弟弟弟媳挤在一起居住的父母，王宝山心里说不出是啥滋味，他家就那一所不足三十平米的房子，哪里还有他的安身之地。再说了，一想起红英娘俩，他心里就像刀割一样疼痛，勤劳善良的红英知冷知热，三十岁的他还上哪去去找这么好的女人？
　　在上海待了三天，王宝山毅然决然离开了上海，他背着自己的行李，又回到了他插队落户生活了十年的第二故乡，回到了红英身边。
　　回到杨家山寨的那天傍晚，空中落着小雨，还没到村头，王宝山远远就看到村头站着一个人，在朝村外张望。多么熟悉的身影。王宝山一溜小跑，来到红英身边，一下子把红英抱了起来。红英双手勾住王宝山的脖子，嚎啕大哭。她一边哭一边说：＂我知道你会回来的，我知道你不会不要我的……＂
　　时光荏苒，日月如梭，一晃就是四十年。
　　2021年3月份，蒋益明和范胜利重返第二故乡看望了乡亲们，他们在杨家山寨待了两天，给村里的老人送了礼物，第三天他俩又回到了昆明。退休后的王宝山和红英都在昆明居住，和他们的女儿江花一起生活，一家人生活的幸福又快乐。看到自己的表弟和一同下乡插队的范胜利，王宝山搂着他俩泣不成声，他说插队生活锻炼了他，也让他找到了一个善良温柔知冷知热的好老婆，他说他们的女儿很孝顺，他们的闺女婿就像亲儿子，比亲儿子还孝顺，他的生活不比别人差，就是非常想念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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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起当年回上海顶替母亲接班的事情，王宝山羞愧地说：＂幸亏我及时醒悟，不然就错失了这么好的一个女人，我差点辜负了红英她娘俩。虽然失去了接班返城的机会，我不后悔。＂
　　看着幸福快乐的一家人，蒋益明和范胜利都替王宝山高兴。
　　作者：草根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