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家，人人都有它，我不一样的老家

　　昨天上午回家看望老母亲，没想到她老人家没在家，打手机也没人接，问了嫂子也没听说串亲戚，很有可能串门子去了。于是我根据她可能去的人家寻找，这样三找两找就找到我生人的宅子那儿，回到了真正的老家。看着眼前杂草丛生，一片废墟的曾经的家，心里激动不已。
　　我的老家，位于村子核心小街西头的南侧胡同从北往南数第二家，门口朝西。跟母亲现在住的和我在县城的小院门口朝东都截然相反。这个家很小，东西小三间，南北两间一门楼，占地面积一分八厘。除了三间北房，两间西屋、街门口和靠近东南部的厕所、粪坑以外，几乎没有了院子。再加上北屋窗台外的一棵不知道何年何月何人种植的老枣树，我们几乎没有了活动空间。夏天里，我们就在老枣树下吃饭、乘凉，冬天里就在老枣树附近挖个地窖存放地瓜之类的东西。幼小的我们每每小心翼翼的下去上来，手提肩扛地搬运着我们的裹腹口食之物，描绘着我们的艰难岁月。在提倡养猪积肥的年代，我们家就以粪坑为核心垒个猪圈，把本来就不大的院子再蚕食鲸吞一部分。养了猪，我们就有了割草的任务，从晚春开始直到晚秋，星期天节假日割草都是我们的必修课。赶上母猪生猪仔的时候，我们就用刚学会的数学知识数着个数，一只、两只……一直数完一窝小猪仔，心里就兴奋不已。在学校里，和小伙伴们分享着这一喜讯，大家奔走相告，有的还跟着我看稀罕。遗憾的是，这些这些小猪仔不久就会被卖掉，家里再次失去了热闹和生机。当然也有例外，1978年春天，我家的老母猪从猪圈里跳出来跑出家门，被人用铁掀给铲死了，小猪仔收到很大影响。长的很缓慢，最后是别人论斤卖，我们家论个卖的。卖之前，我和哥哥放学后，往往双手把小猪崽举过头顶，进行着农家小院版的＂举重运动＂。
　　我的老家尽管很小，但是很有年头，据说是汉朝时侯就有人在这儿居住生活，当然我的家只是他们的一部分。抛开这些无凭无据的东西不说，1956年和1963年两次上河水，村里大部分人家都进水了，我们家附近安然无恙。当时四邻八家都挤到我们家躲灾避难，我们家俨然成了收容所，更成了风水宝地。别看现在不住人了，宅院里长满了杂草甚至还有树木，但是小时候，却是＂寸草不生＂。好多年春天我们在院子里见缝插针地种树，不过基本上年年种树却不见树。只有一年在院子东南角粪坑与厕所交界处种活了一棵榆树，就是这棵树在1978年底被刨下来，打成了地排车排，成了我们家脱贫致富的大功臣。父亲用这俩由自家榆树打成的地排车带着全家人的寄托，从武安一带拉煤到临清卖，不舍得住店、不舍得下饭店，没黑没白地赶路，一路上自炊自饮地解决着一日三餐问题。夏天的时候，带去的窝窝头都发霉，长满了醭子，扣掉醭子，熥一熥照样充饥。冬天里夜里牵着驴在公路上行走，饿了就啃着从家里带来的窝窝头。天寒地冻，窝窝头自然也是小石头似的。因为生活条件差，掉了好多牙齿的父亲，每每费尽九牛二虎之力才能啃完一个窝窝头。就这样，父亲省吃俭用，依靠着这辆由自家榆树打成的地排车给我们进行着脱贫致富的原始积累。1982年农历六月初八我们家在村南盖起了四间北房，1985年举家搬迁离开了这个生我养我的老家。
　　就在这个一分八厘的老家里，父母二人养育了我们姊妹五个。那时候四邻八家的院子都不大，但是家里人口都很多。一到农闲季节，胡同里到处都是你追我赶的小孩子。白天里打四角、刚钟（地排车轴承圈子在墙上使劲砸）、滑冰、跳间，晚上捉迷藏，也有时候聚到一起玩打仗搞得有声有色。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先后都上了学。白天里在学校里不必说了，晚上老师们把我们分成组，几个人凑到一个人家里集体做作业，而且老师每天晚上还逐个小组地检查。我就把母亲、姐姐做鞋的家什拾掇拾掇，腾出地方招呼小伙伴完成老师安排的任务。煤油灯下，几个小学生踏上了攀登知识高峰的神圣之旅。就在这个家里，度过了小学时代，上完了初中。1984年6月7日傍晚，跟母亲说明明天要到临西二中报考高中，母亲从邻居家借来了报名费，预备好了路上吃的干粮。经过考试、加试体育、来回看榜，折腾了六、七趟，直到农历六月十八那天，我从王八郎寨看会回来，才收到录取通知书。作为准临西县最高学府的学生，一下子在村里出了名，邻居带着祝贺的目光，络绎不绝地到我家串门子，同伴们则是直接找我玩。值得大书特书的是，家族里曾经的总理百成二爷也不顾年迈，不断拄着拐棍到我家里来鼓励我。＂小小村落，袅袅炊烟＂，我的小家，充满了无限生机和活力。
　　举家离开35年之久的老家，遥闻着我们家的发展变化，欣慰着捷报频传、累累硕果。尽管很少有人再光顾这里，但是作为我们的摇篮、作为生养我们的地方，多少次出现在梦魂中。
　　＂星星还是那颗星星，月亮还是那个月亮……＂毛阿敏演唱的《篱笆女人与狗》在我耳边响起。无论走到哪里，无论搬迁了多少次家，梦魂中出现的却永远是这个老家，是那可爱的＂她＂！越到现在越念旧，梦醒时分，大有＂明镜悲白发＂之感，更是遥望着家乡的方向，回想着过去的过去，思念着家的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