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青生活故事在陕北插队时村支书家的女子向他表白，他却装糊涂

　　1969年10月29日，北京知青薛忠军和他的十几名同班同学一起来到了陕北延安地区的前刘家山大队第一生产小队插队落户，是大队书记兼第一生产小队队长的刘玉明亲自带领社员，赶着队里所有的毛驴车，把薛忠军他们从公社驻地接回来的。
　　前刘家山大队的自然条件还是不错的，村前有一片平坦的川地，村东是一条通往公社驻地和县城的简易公路，离公社驻地十里路，到县城二十三里地，道路还算好走，交通还算便利。村子西边是一座不高的山丘，山坡平缓，山顶平坦，山坡山顶都能种庄稼。
　　因为头一年就有北京知青来插队，刘玉明支书早有准备，早就在队部院子里为知青们准备下了居住的地方，就连锅碗瓢盆一应生活用品也提前准备下了。两孔宽敞的窑洞，一孔窑洞住七名女知青，另一孔窑洞住八名男知青，一队队部就成了一队的知青点，薛忠军被刘书记任命为知青点的小组长。虽然两孔窑洞里都能做饭，男知青还是争先发扬了风格，主动要求在他们居住的窑洞里做饭，吃饭也在他们居住的窑洞里，男知青把方便尽量都让给了女知青。
　　陕北的10月末，秋收基本结束了，秋收后的田野里略显空旷和荒凉，早晚的天气也有些寒冷，地里没有什么要紧的农活，刘支书就带领薛忠军他们一边适应生活一边熟悉农活，他还安排一位生活经验丰富的老社员帮教知青们学习烧炕做饭，给知青们讲陕北的风俗习惯，帮助知青们解决生活中的难题。在刘支书眼中，北京来的这些娃娃，就像他的孩子，他要尽到做家长的责任，尽量少让自己的娃娃受苦。
　　队里给社员们分萝卜和白菜的时候，尽管知青们之前没有工分（之前没参加过生产劳动），刘支书还是为知青们分了萝卜（水萝卜和胡萝卜）和白菜，还有一点大葱，冬季很漫长，娃娃们没菜吃咋行呀。
　　给知青们分了秫秸和玉米秸秆，为知青们分了蔬菜，刘支书还让他婆姨到知青点帮着知青们挑不太好的蔬菜腌了酸菜，把好的蔬菜都储存起来。刘支书的婆姨还为知青们送来了她亲手做的辣酱和咸菜。刘支书一家就像他们的亲人，比亲人还亲，知青们发自内心地感激和感动。
　　刘玉明支书当年四十三岁，他家四口人，有两个娃，大的是个男娃，叫刘树义，21岁，在县铁木联合厂当工人。二的是个女娃，叫刘树枝，当年十六岁，十五岁就开始参加生产劳动了。刘支书家两个娃娃都没多少学问，刘树义小学三年级文化，刘树枝小学二年级的文化。
　　转眼间到了1973年的春天，知青们在前刘家山大队已经生活了两年多。那天刚吃过早饭，薛忠军扛起老镢头正要和大家一起出山劳动，刘支书突然来到了知青点，他叫住薛忠军说：＂忠军，你过来一下，哦（我）跟你商量个事情。＂
　　薛忠军来到刘书记身边，刘书记等大家都走出了院子，他笑着对薛忠军说：＂忠军，是这，咱前刘家山小学（前刘家山大队和后刘家山大队合办小学）需要增加一名民办教师，哦想让你去学校教书，你有意见没？。＂＂谢谢刘书记，谢谢刘书记！我没意见。＂听了刘书记的话，薛忠军激动又感动，他连声道谢。
　　民办小学教师虽然不是正式工作，可教师这个职业不用出山劳动，风不吹日不晒雨不淋，，每月有三块钱的教师补贴，星期天还能歇一天，一年按全勤算工分。教师和出山劳动的农民相比，还是有很大差别的，当时不光是当地农民羡慕这个职业，就连北京来的知青，也很羡慕民办教师这个职业。
　　当上了民办教师，薛忠军就不用出山劳动了，星期天他就在家挑水做饭，有时还帮着大家洗衣服，只要有空闲，他就尽量多干一些力所能及的零活，毕竟自己的营生比大家轻快。
　　当年年末，薛忠军和四名知青一起回北京探亲过春节，他父母得知儿子当了教师，很高兴，就拿出家里的积蓄，为薛忠军买了一块手表。那年从北京回来，薛忠军为刘支书带回了不少北京特产，还有桃酥和饼干，刘书记一家人都很高兴，还请薛忠军到他们家吃了一顿好吃的。
　　在刘书记家吃罢饭，刘书记家的女子刘树枝跟薛忠军提出了一个要求，她让薛忠军教她学习三年级的文化知识。薛忠军转头看了刘书记一眼，看刘书记也在看他，薛忠军就笑着答应了。
　　从那之后，只要有时间，刘树枝就去找薛忠军学习。薛忠军还专门给刘树枝弄了三年级的语文和算术课本，也像教学生一样给刘树枝布置作业。刘树枝记忆力很好，薛忠军教过一遍她就能记住，学习进度很快。一次刘书记问薛忠军：＂忠军，你是咋打算的？要是打算在咱前刘家山成家，哦就给你介绍一个对象。＂＂刘书记，谢谢您关心，我还没考虑过这个问题。＂薛忠军红着脸谢绝了刘支书的美意。
　　到了1975年春天，刘树枝已经学完了三年级的全部课程，她认识的字比四年级学生认识的字还多。那年初夏，前刘家山小学的一名女老师要生娃，刘书记就安排她家女子刘树枝去学校给三年级学生代课。还别说，刘树枝教学很是那么回事，学生娃都说刘老师水平高。就这样，刘树枝成了前刘家山小学的代课老师，后来取代了那名女教师，这是后话。
　　那年秋天，刘树枝开始教四年级的学生了。教三年级的学生娃时，刘树枝感觉还可以，可教四年级的学生，她就感觉到了吃力，幸亏有薛忠军帮助，刘树枝现学现卖（一边学习一边教学生），倒也不误事。
　　一天放学后，刘树枝和薛忠军一起回家，刘树枝对薛忠军说：＂薛老师，哦二妈给哦介绍了一个对象，是煤矿工人，端的是公家饭碗。哦妈说让哦去相看一下，哦不想去。＂＂既然是正式工，就去看看嘛，说不定还是个好后生哩。＂薛忠军学说起了陕北话，刘树枝还没笑，他自己倒先笑了。
　　刘树枝仰起她那俊美的脸庞看了一眼薛忠军，红着脸说：＂哦不想找个掏碳的，哦想找个民办小学教师。＂刘树枝说完，快步往家跑去。薛忠军用手摸了摸后脑勺，苦笑着摇了摇头。他明白刘树枝的意思，却揣着明白装糊涂，因为他不想扎根农村一辈子。
　　秋后的一天上午，那天是1975年11月2日（那一天薛忠军记忆很深刻），星期天，薛忠军在知青点洗完衣服，他要去公社供销社买咸盐和信纸（知青们写信用），还要顺手往家里寄三封信（帮其他知青寄两封）。薛忠军穿好衣服，背上那个草绿色帆布军用挎包，快步走出了知青点大院。
　　上午十点多的太阳很温暖，瓦蓝的天空不见一丝云彩，微微的西南风断断续续，路面上也没有了往日的黄尘。薛忠军心情很好，他望望天空，看看空旷的原野，感觉脚步很轻松，很快就来到了村口。薛忠军刚拐出川道，正好和骑着自行车的刘书记打了个照面。
　　刘书记停住自行车，一听薛忠军要去公社供销社，赶忙笑着说：＂忠军，把哦（我）的自行车骑上，快去快回。＂刘书记说完，调转自行车头，就把自行车撑在了薛忠军身边。薛忠军原本不想骑刘书记的自行车，可刘书记已转身往村子里走去，薛忠军只好骑上自行车去了公社供销社。
　　在前刘家山大队，就刘书记家有一辆自行车，听说是刘书记家的大小子攒了半年多的工资托人才买到了这辆自行车。当时社员家都没有自行车，一个原因是买不起，再一个原因是购买自行车要凭票购买，普通老百姓很难弄到那张自行车供应票。
　　很快，薛忠军就来到了公社邮电所，他先把他的信件和别人的信件寄了出去，又骑上自行车来到了供销社，把自行车撑在门外，进去买了几斤咸盐，买了一本信纸，还买了一包味精。结完账走出供销社，薛忠军突然发现刘书记家的自行车不见了。他在供销社附近找了个遍，也没找到自行车，问了好多人，都摇头说没看见。这下可把薛忠军吓坏了，他蹲在路上呜呜哭了起来。
　　哭够了，他才想到了公安派出所，急忙小跑着去了派出所。公安人员为薛忠军做了笔录，留下了薛忠军的地址，就让薛忠军回家等消息。
　　在回家的路上，薛忠军心里七上八下的，自己闯下了这么大的祸，可咋办啊？一辆自行车要一百多块钱，别说自己没有这么多钱，就算有钱，也没办法购买自行车啊，自行车要凭票购买，没有关系上哪去弄供应票啊。
　　太阳还有一竿子高的时候，薛忠军才失魂落魄地回到了前刘家河大队，刘书记正站在村头等候薛忠军。看薛忠军垂头丧气地回来了，刘书记感觉到了事情的不妙，他正要问薛忠军，薛忠军突然哭了起来。哭了一会子，他才哽咽着说：＂刘书记，我把你家的自行车弄丢了。＂＂丢就丢了嘛，你哭个甚？＂刘书记嘴上虽是这么说，可他的脸色突然大变，表情很不自然，脸上装出的那点笑容比哭还难看。
　　薛忠军回到知青点，把丢自行车的事情告诉了大家，大家也都替薛忠军着急，可着急也没啥用，因为大家都没啥好办法。最后，薛忠军说把自己的手表卖掉，再凑点钱，哪怕砸锅卖铁，也要包赔刘书记家的自行车。
　　那个年代的手表虽然也是紧俏商品，可当时能买得起手表的人也不多。薛忠军想卖掉自己的手表，马上还找不到买主。最后，大家为薛忠军凑了二十块钱，薛忠军拿着那二十块钱和自己的手表，去了刘书记家。
　　刚走进刘书记家的院子，只听窑里传出了刘树枝说话的声音：＂妈，你不要哭嘛，自行车丢了哭也没用，这个事情先不要告诉哦（我）哥，哦慢慢跟他说。还有薛老师，丢了自行车，他心里也一定很难受，你和哦爸不要责怪他。这辆自行车就当给哦的嫁妆嘛，到时哦和薛老师结婚，就不要家里的嫁妆了。＂＂你个死女子，这辆自行车可是咱家的全部家当，哦有多心疼你咋会知道哩。你和忠军的事情八字还没一撇，就算你俩能成，咋能摊到这么大的干粮，你嫂子娘家是城里的，也没给你嫂子陪嫁自行车呀。＂刘书记的婆姨哽咽着说。
　　听了刘树枝和她母亲的对话，薛忠军心里很难受，他虽然喜欢善良漂亮的刘树枝，可他根本就没打算在前刘家山成家，更没打算在农村生活一辈子，他时时都在寻找离开前刘家山的机会。薛忠军故意咳嗽了一声，敲响了刘书记家的房门。
　　刘书记不在家，刘树枝说她爸去了公社，公社张书记和她爸关系好得很，也许能帮忙把自行车找回来。薛忠军愣怔了一下，把自己的手表和那二十块钱放在炕桌上，不好意思地说：＂我暂时没钱给你家买自行车，就用这块手表和二十元钱顶上吧，还差多少，我慢慢再补上。＂薛忠军说完，转身走出了刘书记家的土窑。
　　第二天刚要吃早饭，刘书记来到了知青点，把薛忠军的手表和那二十块钱放在土炕上对薛忠军说：＂忠军，咋能这么做哩，不就一辆自行车嘛，公社张书记跟公安人员打了招呼，自行车能找回来，这个你不用担心。你好好教你的书，多帮帮哦家树枝，他需要你的帮助。＂刘书记说完，转身离开。薛忠军拿着手表和那二十块钱追了出去，刘书记已经走远了。
　　1976年，前刘家山大队得到了一个工农兵学员名额，刘书记把薛忠军叫到他家，问薛忠军：＂忠军，你给哦（我）说句实话，你到底喜不喜欢哦家树枝？你到底想不想在咱这生活一辈子？＂＂刘书记，我爸我妈不想让我在农村找对象，我也不想在这生活一辈子。＂薛忠军鼓起勇气，说出了实话。刘书记没再说啥，他把那张工农兵学员招生表给了薛忠军，并给他盖上了大队的公章。
　　薛忠军去学校报到之前，先回了北京一趟，把丢自行车的事情告诉了他父母。没两天，薛忠军的母亲把二百三十块钱给了薛忠军，让薛忠军给人家刘书记寄去了二百块钱，又给刘书记买了一些北京特产寄了过去，还写了一封充满感激之情的信寄给了刘书记。薛忠军的母亲说，人家刘书记一家人这么好，咱不能让人家吃亏。
　　自那以后，薛忠军就断了和刘书记家的联系，他后来又给刘书记家写过几封信，一封回信也没收到过。
　　时隔这么多年，每当想起在陕北插队落户的日子，薛忠军心里就不平静，特别是想起刘书记一家，想起丢自行车的事情，薛忠军心里就难受，刘书记那么好的一家人，他总感觉愧对人家。薛忠军早就想回陕北看看，可他又觉得有些难为情，当初为了父母，他选择了返城，放弃了真爱，现在想想，心里就如打翻了五味瓶，真的说不是是个啥滋味。
　　作者：草根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