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屠杀对近代苦难的回应（译）

　　大屠杀：对近代苦难的回应（译）
　　大屠杀事件把苦难的问题摆在了犹太神学家的面前。
　　————By RabbiOr N. Rose
　　认识到邪恶和苦难的现实性就像人类意识本身一样古老。
　　在每一个时代，人们都在深思这些问题，急切地想要搞清楚痛苦、残忍、以及生命中非正义因素的意义。然而，对很多当代的犹太人来说，大屠杀的悲惨事件成为人类有史以来邪恶和苦难的最令人忧虑的例子。
　　大屠杀前对邪恶和苦难的一些回应
　　近代思想家在大屠杀之前很久，就面临着邪恶和苦难的问题。像大屠杀后的神学家一样，思想家——如亚伯拉罕•以撒•库克（AbrahamIsaac Kook）和末底改•卡普兰（MordecaiKaplan）——在传统犹太神学与现代世界所面临的具体挑战之间斡旋调解。
　　库克（Kook）（1865-1935），杰出的神秘思想家和第一位德裔以色列首席拉比，认为生命包括两种宇宙力量：善与恶，两者都直接发源于圣神。库克摒弃了中世纪的哲学主张：恶就是匮乏——缺乏善——或者是在别的适宜之领域中一个偶然的力量。然而，这并没有使他彻底丧失信心。像他的卡巴拉派和哈西德派的先祖一样，库克认为：人的一生就是追求完善，这种完善最终会包括恶的转化（而不是恶的毁灭）以及恶向圣神的提升。
　　大约在同一时间，卡普兰（Kaplan）（1881-1983）——重造犹太教的创始人——开始系统地阐述他的自然主义宗教观。卡普兰把＂上帝＂诠释为宇宙中的＂救赎力量＂——自然界中的推动力，而且在人类的心灵里，并将充分施展其潜能（一个与库克全然不同的概念）。
　　卡普兰非常乐观的断言：事实上，人类一直在向前发展，同时越来越多的人欣然接受了民主和理性的现代价值观。在涉及恶的话题时，卡普兰强调：我们对通常所指的＂天灾＂或＂自然灾害＂不承担道义责任。它们不过是在世界上运作的有机过程，正如其演变并力争实现一样。
　　鉴于人类的认知水平，卡普兰坚决地为采纳＂伦理的固有性＂而辩护。按照这种伦理观，人类摆脱有神论（信仰一个超然的个人的上帝）宗教的束缚，并运用他们的理性思维来创建一个公正文明的社会。
　　正如库克和卡普兰论证的一样，大屠杀前期以强烈的神学乐观态度为特征。随着纳粹主义的兴起，所抱的乐观希望迅速丧失。
　　二十年的沉默：1945-1965
　　关于北美一个值得注意的事实是，在浩劫结束后的二十多年里，大屠杀后的神学代表人物没有开始解决大屠杀所提出的关键问题。在紧接着浩劫之后的几年期间，犹太人的注意力主要集中在报道暴行和受害者、幸存者以及犯罪者创造的准确记录上。直到上世纪60年代中期，神学家们开始真诚的讨论大屠杀对宗教的影响。
　　然而，在东欧国家的极端正统派世界里有人当即作出声明。其中一个重要人物是拉比约耳•泰特尔鲍姆（YoelTeitlebaum）（撒塔玛派的拉比），匈牙利的哈西德派社区的领袖。
　　在他的书《约耳•摩西》（Va＂Yoel Moshe）中，泰特尔鲍姆清楚地阐明：大屠杀是对世俗犹太复国主义尝试在以色列的土地上建立一个现代化犹太国家的一个神圣的惩罚。他谴责这种在弥赛亚来临之前，贸然回到应许之地的亵渎神明的尝试。因此，泰特尔鲍姆认为：从传统圣约神学的角度讲，大屠杀是对犹太人罪孽的一种惩罚。
　　应对挑战
　　备受赞誉的新闻记者和作家，埃利•维塞尔（ElieWeisel）被认为在西方开启了大屠杀后的神学讨论。在他的令人难以忘怀的自传《夜》中，威塞尔与读者一起经历了从虔诚的哈西德派教徒，到奥斯威辛集中营，最后到解放的旅程。这本书的重要内容之一就是威塞尔提出了关键性的神学问题。
　　奥斯威辛集中营是犹太人历史上罕见的事件，它需要现代神学的答复吗？它是一座现代的＂西奈山＂吗？要是这样，它揭示了什么？上帝在死亡集中营中已经死了吗？尽管小说家威塞尔提出了这些关键性的问题，他却把问题留给了神学家去拼凑出完整的神学解决办法。
　　上帝之死
　　在大屠杀后促成北美洲犹太思想兴起的一个重要的社会学因素，是新教的＂上帝之死＂运动。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几个受人尊敬的新教神学家开始重新评估他们的核心信条和承诺。＂上帝之死＂的作者声称：鉴于最近发生的事件，相信一个私人的幸运之神是荒谬的。然而，这些宗教的叛逆者没有放弃宗教生活，相反，他们选择了重建教会，＂仿佛没有上帝＂（迪特里希•霍费尔）。
　　理查德•鲁宾斯坦（RichardRubenstein）——大学教师和任命的保守派拉比——被认为是犹太人＂上帝之死＂的神学家。在他的颇有争议的书《在奥斯维辛之后》中，他声称：传统形式的神义论——尽管邪恶存在，信仰一个全能的、仁慈的上帝——在大屠杀之后是站不住脚的。鲁宾斯坦认为：奥斯维辛的恐怖应该使我们同意法国哲学家阿尔贝•加缪（AlbertCamus）的观点，＂我们站在一个冰冷、沉默而无情的宇宙中，借助任何坚强的力量都无助于超越我们自身的环境。＂
　　受到心理学领域发展的影响，他认为：犹太教必须重新设想为一种深奥的仪式和神话系统，帮助信徒应对生活中不可避免的创伤。鲁宾斯坦把这一系统称作为一种新的犹太人的＂异教＂，因为他觉得：犹太人必须与以色列的主重新建立一种独特的关系，这样他们可以安全而自由地生活。
　　为了回应鲁宾斯坦，现代正统的思想家以利以谢•柏科维茨（EliezerBerkovits）坚决主张：在奥斯维辛之后重建传统的犹太教信仰。他声称：在纳粹德国上帝的＂缺席＂，可以通过传统观念＂上帝掩面不顾他们＂给予解释。柏科维茨认为：一般来说，上帝为了维护他的尊严并照料人类，他必然要抽身隐退并任凭人类——甚至是最残忍，最恶毒的——去行使他们的自由意志。
　　大屠杀事件带来的启示
　　在1940年初，埃米尔•法肯海姆（Emil Fackenheim）成为犹太哲学界的领军人物。作为马丁•布伯（MartinBuber）的人文主义神学的忠实崇拜者，大屠杀迫使法肯海姆重新思考他的基本神学立场。他是德国最后任命的开明拉比之一，在逃往加拿大之前他被关押在一个劳改营中。
　　法肯海姆主张：大屠杀因两个原因而成为历史上的一个独特事件：（1）纳粹迫害犹太人，不是像前几次那样因为他们的宗教信仰和习俗，严格说来，是因为他们的天生性格（或基因构成）。（2）迫害者的邪恶意图是消灭犹太人以便赢得这场战争。
　　像维塞尔一样，法肯海姆从奥斯威辛集中营得到新的启示。启示并非来自死亡集中营本身，而是来自犹太人民对大屠杀的回应。不是放弃，正如人们所料，他们重建他们的生活。法肯海姆说：犹太人听到一个威严的声音，不可追授希特勒＂死后胜利＂。
　　正如他所言，＂第六百一十四条诫命＂要求犹太人为他们自己的生存积极地工作，他们永远不会忘记受害者，而且对上帝的存在他们不会丧失信心。他还声称：在经过奥斯威辛之后，世俗的和宗教的犹太人之间的传统差异已经没有意义。现在，他们必须以幸存者的名义联合在一起。
　　像鲁宾斯坦一样，法肯海姆也为以色列国赢得了新的尊敬。他把以色列国看作是对奥斯维辛集中营的终极回应——建立一个强大而独立的犹太社会。
　　最后，法肯海姆要求非犹太人——尤其是天主教教会的领袖——为他们自己在大屠杀中扮演的角色承担责任。
　　人去哪儿了？
　　在维塞尔，鲁宾斯坦，柏科维茨，以及法肯海姆把大屠杀当作一件大事，要求神学界郑重再思考之际，有人认为：尽管事件极度令人震惊，神学不需要此类修订。
　　例如，神学家亚伯拉罕•约书亚•赫舍尔（Abraham JoshuaHeschel）（1907-1972）主张：大屠杀应该促使人们检点自己的行为，而不是审视上帝的作为，＂关于奥斯威辛集中营的问题，不是上帝在哪里的问题，而是人去哪里了?＂在这个世界上，男人和女人被赋予了自由意志（正是希伯来圣经所强调的），我们对我们自己道德的过失负责。赫舍尔强调：现在是时候了，听从上帝的召唤，在完成他的创造工作中成为他的合作伙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