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年4月2日,廖文凯和十多名北京知青满怀热情地踏上了陕北的黄土地,他俩一行十二人来到了陕北的三道峁大队,这十二名北京知青是来这插队落户的。 资料图片来源网络 陕北的贫穷与落后比他们想象的还要惨,苍茫的原野,起伏的丘陵和沟沟壑壑的黄土地,给人一种荒凉的感觉。当地百姓的生活水平很差,社员们一年中要吃两三个月的菜团子充饥。 三道峁大队有两个生产小队,廖文凯他们到来之前,已有十二名北京知青来到了三道峁大队,他们十二人统一安排在了第一生产小队。廖文凯他们正好也是十二人,大队郭书记直接把他们安排在了第二生产小队。 第二生产小队一共二百六十多人,队长叫马明顺,刚四十岁,为人朴实厚道,说话瓮声瓮气的,他最爱说的一句话就是:勤劳的人家有馍吃。马队长家一个闺女一个小子,大的是闺女,十九岁,二的是小子,十七岁。他家四口人四个劳动力,可惜的是那时的工分不值钱,一个工分只有一毛钱。 廖文凯是六八届高中毕业生,他们一行十二人中有七男五女,都被安置在了二队队部的土窑里,七名男知青住一孔土窑,五名女知青住一孔土窑,这十二名北京知青为一个知青集体户,在一个锅里搅马勺。女知青就赵桂芹是高中毕业生,其他的都是初中毕业生。男知青除了廖文凯是高中毕业生以外,还有贺凤翔和于洋是高中毕业生。 安排好知青们居住的地方,马队长赶着毛驴车到公社粮站给知青们领回了当月的国库供应粮,还到公社供销社买了两只水桶和一个水瓮。 起初是马队长家的大女子马豆花帮着知青们烧炕做饭,等知青们学会了点火烧炕,学会了蒸玉米馍熬玉米糊,学会了炖菜熬菜汤,马豆花也就不天天到知青集体户来了。偶尔空闲了,就到女知青的窑洞里啦啦呱,她愿意听女知青们讲北京的生活故事。在她心中,北京是她可望不可及的地方,是人间天堂,就像北京知青没来陕北之前一样,陕北就是他们向往的革命老区,是最神圣的地方。 知青们虽然吃的是国库供应粮,可那个季节,没有蔬菜,只能靠老乡们给一点酸菜和一点咸菜当菜吃。知青们起初都不习惯吃陕北的那种酸菜,可等大家都习惯了,酸菜也没得吃了。 生活的苦比起劳动的苦也就不叫苦了,廖文凯他们第一天跟着社员们参加劳动,马队长看知青们都没有多少劳动经验,就让他们在队部牲口棚的前院给社员们往车上和土筐里装土杂肥,相对来说,装筐要比拉车和挑担轻松一些。可那五名女知青只干了一天双手都磨起了水泡,男知青们手上也磨起了水泡。看看知青们红肿的手掌,马队长也很心疼知青们,就根据他们个人的能力,自行选择,能挑担的挑担,能拉车的拉车,能装车的就继续装车。 熬过了湿冷的春天和春耕春播,知青们以为苦难就熬过去了,可夏日的酷热和跳蚤蚊子也让他们吃尽了苦头,跳蚤还不像蚊子,蚊子还有嗡嗡的声响,挨咬之前能够觉察到,还可以驱赶一下。跳蚤咬人事前没有任何征兆,等觉察到已经咬完了,浑身奇痒难耐,还有一个个包,用手一挠,又红又肿。幸亏赵桂芹从北京带了了几盒万金油,大伙可都跟着借了光。 转眼就到了中秋节,来陕北半年了,这半年的时间里,几乎没见过肉腥,就连鸡蛋廖文凯他们也没吃上几回。用贺凤翔的话说,他们知青简直就是苦行僧,只吃素不吃荤了,连素也吃不好。 中秋节的前一天,知青们听说二道峁大队有一户社员家里杀了羊卖羊肉,廖文凯他们早就嘴馋了,集体户一合计,决定派廖文凯、贺凤翔和赵桂芹去二道峁大队买羊肉。 三道峁大队离二道峁大队五里路,翻一座山梁,路还算好走,能走架子车,就是崎岖不平,除了上坡就是下坡。廖文凯他们三人用了大约半个小时,就汗津津地来到了二道峁大队。一打听,卖羊肉的是一队社员刘玉明大伯家,他家养了一只羊,有四五十斤,就趁着过节把羊杀了换几个零花钱。只是乡亲们的生活都不富裕,根本没人买羊肉吃。 新杀的羊肉一斤一块两角钱,刘大伯一听是北京知青来买羊肉,五斤羊肉他就收五元钱,多一分也不收。刘大妈说北京娃娃来这插队,远离爹娘,真是受苦了,非要留廖文凯他仨吃罢午饭再走。买完羊肉,廖文凯看刘大伯家里有几只母鸡,就问他:"大伯,你家有鸡蛋吗?""有,有,攒下半筐了。"刘玉明大伯笑着说。 刘大妈把鸡蛋从屋里端出来,看了看刘大伯,笑着对知青们说:"这筐里三十个鸡蛋,就两元钱吧。"赵桂芹把鸡蛋一个一个小心翼翼装到了她的军用挎包里,鸡蛋是四十个,不是三十个,她没吱声,赶忙掏出两元钱,塞给了刘大妈。刘大妈推让了一下,笑着接过了赵桂芹递过来的两元钱,还一个劲说不该收北京娃娃的钱。 看刘大伯和刘大妈都有六十多岁的年龄了,贺凤翔就笑着问刘大妈:"大妈,鸡蛋卖给我们了,你和大伯咋吃呀?""养鸡下蛋就是为了换个零花钱,我们平头老百姓,咋能吃这。"刘大妈说得很自然,三个知青听了刘大妈的话,心里怪难受的。特别是赵桂芹,她的心里像无数只蚂蚁在叮咬,脸上也火辣辣的。 和刘大伯刘大妈打过告别,廖文凯他仨就匆匆往回走,他仨就请了一上午的假,过晌还要出山劳动哩。 刘大伯看知青们执意要走,他急忙把那个羊脑袋用茅草绳拴上,撵到院门外,硬塞给廖文凯说:"你们是北京的贵客,我老汉一点心意,这个羊头,你们拿回去熬羊汤。"实在是盛情难却,廖文凯只好收下了刘大伯送的羊头。和刘大伯刘大妈素不相识,两位老人这样热情好客,三位知青心里很温暖很感动。 回到家,赵桂芹心里一直不安生,六十多岁的大伯大妈连一个鸡蛋都不舍得吃,她明明知道刘大妈数错了鸡蛋,自己却因为一己私利将错就错。再想想刘大伯撵到院门外把那个羊脑袋硬塞给廖文凯的那一幕,赵桂芹心里就隐隐作痛。 赵桂芹原打算以后有机会一定去二道峁大队一趟,不去看望一下刘大伯和刘大妈,她心里就永远不会踏实。可直到1974赵桂芹被推荐上了大学离开了三道峁大队,也没能去看望过刘大妈和刘大伯。 1990年的春天,在杂志社做副主编的赵桂芹总算等来了机会,单位派她和一名摄影记者去陕北采风。 赵桂芹赶到陕北后,在县城的马豆花家待了半天,就匆匆去了三道峁大队。走访慰问了乡亲们,在马队长家吃了一顿饭,赵桂芹就去了二道峁村。可到那一打听,刘大伯和刘大妈在一九八九年的春天和冬天就相继去世了。再也没有机会跟两位老人说声谢谢了,她为两位老人买的北京糕点和北京特产,两位老人再也没有机会享用了。那一刻,赵桂芹心如刀绞,泪如雨下。 时隔这么多年,赵桂芹一直在为当年的行为感到愧疚,一想到那十个鸡蛋,想想自己的所作所为,她心里就有一种说不出的难受滋味,多么朴实善良的两位老人呀,当年自己的日子那么苦,还要留知青们在他家吃饭。这件事,成了赵桂芹老师心里永远的愧疚,她至今难以释怀。 作者:草根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