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知青生活点滴曾经的一件小事，却成了她心中永远的愧疚

　　1969年4月2日，廖文凯和十多名北京知青满怀热情地踏上了陕北的黄土地，他俩一行十二人来到了陕北的三道峁大队，这十二名北京知青是来这插队落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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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陕北的贫穷与落后比他们想象的还要惨，苍茫的原野，起伏的丘陵和沟沟壑壑的黄土地，给人一种荒凉的感觉。当地百姓的生活水平很差，社员们一年中要吃两三个月的菜团子充饥。
　　三道峁大队有两个生产小队，廖文凯他们到来之前，已有十二名北京知青来到了三道峁大队，他们十二人统一安排在了第一生产小队。廖文凯他们正好也是十二人，大队郭书记直接把他们安排在了第二生产小队。
　　第二生产小队一共二百六十多人，队长叫马明顺，刚四十岁，为人朴实厚道，说话瓮声瓮气的，他最爱说的一句话就是：勤劳的人家有馍吃。马队长家一个闺女一个小子，大的是闺女，十九岁，二的是小子，十七岁。他家四口人四个劳动力，可惜的是那时的工分不值钱，一个工分只有一毛钱。
　　廖文凯是六八届高中毕业生，他们一行十二人中有七男五女，都被安置在了二队队部的土窑里，七名男知青住一孔土窑，五名女知青住一孔土窑，这十二名北京知青为一个知青集体户，在一个锅里搅马勺。女知青就赵桂芹是高中毕业生，其他的都是初中毕业生。男知青除了廖文凯是高中毕业生以外，还有贺凤翔和于洋是高中毕业生。
　　安排好知青们居住的地方，马队长赶着毛驴车到公社粮站给知青们领回了当月的国库供应粮，还到公社供销社买了两只水桶和一个水瓮。
　　起初是马队长家的大女子马豆花帮着知青们烧炕做饭，等知青们学会了点火烧炕，学会了蒸玉米馍熬玉米糊，学会了炖菜熬菜汤，马豆花也就不天天到知青集体户来了。偶尔空闲了，就到女知青的窑洞里啦啦呱，她愿意听女知青们讲北京的生活故事。在她心中，北京是她可望不可及的地方，是人间天堂，就像北京知青没来陕北之前一样，陕北就是他们向往的革命老区，是最神圣的地方。
　　知青们虽然吃的是国库供应粮，可那个季节，没有蔬菜，只能靠老乡们给一点酸菜和一点咸菜当菜吃。知青们起初都不习惯吃陕北的那种酸菜，可等大家都习惯了，酸菜也没得吃了。
　　生活的苦比起劳动的苦也就不叫苦了，廖文凯他们第一天跟着社员们参加劳动，马队长看知青们都没有多少劳动经验，就让他们在队部牲口棚的前院给社员们往车上和土筐里装土杂肥，相对来说，装筐要比拉车和挑担轻松一些。可那五名女知青只干了一天双手都磨起了水泡，男知青们手上也磨起了水泡。看看知青们红肿的手掌，马队长也很心疼知青们，就根据他们个人的能力，自行选择，能挑担的挑担，能拉车的拉车，能装车的就继续装车。
　　熬过了湿冷的春天和春耕春播，知青们以为苦难就熬过去了，可夏日的酷热和跳蚤蚊子也让他们吃尽了苦头，跳蚤还不像蚊子，蚊子还有嗡嗡的声响，挨咬之前能够觉察到，还可以驱赶一下。跳蚤咬人事前没有任何征兆，等觉察到已经咬完了，浑身奇痒难耐，还有一个个包，用手一挠，又红又肿。幸亏赵桂芹从北京带了了几盒万金油，大伙可都跟着借了光。
　　转眼就到了中秋节，来陕北半年了，这半年的时间里，几乎没见过肉腥，就连鸡蛋廖文凯他们也没吃上几回。用贺凤翔的话说，他们知青简直就是苦行僧，只吃素不吃荤了，连素也吃不好。
　　中秋节的前一天，知青们听说二道峁大队有一户社员家里杀了羊卖羊肉，廖文凯他们早就嘴馋了，集体户一合计，决定派廖文凯、贺凤翔和赵桂芹去二道峁大队买羊肉。
　　三道峁大队离二道峁大队五里路，翻一座山梁，路还算好走，能走架子车，就是崎岖不平，除了上坡就是下坡。廖文凯他们三人用了大约半个小时，就汗津津地来到了二道峁大队。一打听，卖羊肉的是一队社员刘玉明大伯家，他家养了一只羊，有四五十斤，就趁着过节把羊杀了换几个零花钱。只是乡亲们的生活都不富裕，根本没人买羊肉吃。
　　新杀的羊肉一斤一块两角钱，刘大伯一听是北京知青来买羊肉，五斤羊肉他就收五元钱，多一分也不收。刘大妈说北京娃娃来这插队，远离爹娘，真是受苦了，非要留廖文凯他仨吃罢午饭再走。买完羊肉，廖文凯看刘大伯家里有几只母鸡，就问他：大伯，你家有鸡蛋吗？有，有，攒下半筐了。刘玉明大伯笑着说。
　　刘大妈把鸡蛋从屋里端出来，看了看刘大伯，笑着对知青们说：这筐里三十个鸡蛋，就两元钱吧。赵桂芹把鸡蛋一个一个小心翼翼装到了她的军用挎包里，鸡蛋是四十个，不是三十个，她没吱声，赶忙掏出两元钱，塞给了刘大妈。刘大妈推让了一下，笑着接过了赵桂芹递过来的两元钱，还一个劲说不该收北京娃娃的钱。
　　看刘大伯和刘大妈都有六十多岁的年龄了，贺凤翔就笑着问刘大妈：大妈，鸡蛋卖给我们了，你和大伯咋吃呀？养鸡下蛋就是为了换个零花钱，我们平头老百姓，咋能吃这。刘大妈说得很自然，三个知青听了刘大妈的话，心里怪难受的。特别是赵桂芹，她的心里像无数只蚂蚁在叮咬，脸上也火辣辣的。
　　和刘大伯刘大妈打过告别，廖文凯他仨就匆匆往回走，他仨就请了一上午的假，过晌还要出山劳动哩。
　　刘大伯看知青们执意要走，他急忙把那个羊脑袋用茅草绳拴上，撵到院门外，硬塞给廖文凯说：你们是北京的贵客，我老汉一点心意，这个羊头，你们拿回去熬羊汤。实在是盛情难却，廖文凯只好收下了刘大伯送的羊头。和刘大伯刘大妈素不相识，两位老人这样热情好客，三位知青心里很温暖很感动。
　　回到家，赵桂芹心里一直不安生，六十多岁的大伯大妈连一个鸡蛋都不舍得吃，她明明知道刘大妈数错了鸡蛋，自己却因为一己私利将错就错。再想想刘大伯撵到院门外把那个羊脑袋硬塞给廖文凯的那一幕，赵桂芹心里就隐隐作痛。
　　赵桂芹原打算以后有机会一定去二道峁大队一趟，不去看望一下刘大伯和刘大妈，她心里就永远不会踏实。可直到1974赵桂芹被推荐上了大学离开了三道峁大队，也没能去看望过刘大妈和刘大伯。
　　1990年的春天，在杂志社做副主编的赵桂芹总算等来了机会，单位派她和一名摄影记者去陕北采风。
　　赵桂芹赶到陕北后，在县城的马豆花家待了半天，就匆匆去了三道峁大队。走访慰问了乡亲们，在马队长家吃了一顿饭，赵桂芹就去了二道峁村。可到那一打听，刘大伯和刘大妈在一九八九年的春天和冬天就相继去世了。再也没有机会跟两位老人说声谢谢了，她为两位老人买的北京糕点和北京特产，两位老人再也没有机会享用了。那一刻，赵桂芹心如刀绞，泪如雨下。
　　时隔这么多年，赵桂芹一直在为当年的行为感到愧疚，一想到那十个鸡蛋，想想自己的所作所为，她心里就有一种说不出的难受滋味，多么朴实善良的两位老人呀，当年自己的日子那么苦，还要留知青们在他家吃饭。这件事，成了赵桂芹老师心里永远的愧疚，她至今难以释怀。
　　作者：草根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