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北宋只有王安石能发动大规模变法？

　　导语：世家贵族掌握实际权力，科举出身的寒门清流无力改变。迫于生存压力，寒门清流开始贪腐营私、大搞裙带。整个宋代官场人浮于事、推诿扯皮、机制失灵。
　　说起宋代的变法，我们最先想到的就是＂庆历新政＂和＂熙宁变法＂，前有范仲淹，后有王安石，给北宋的＂积贫积弱＂力挽了一把狂澜。
　　然而，无论深度还是广度，范仲淹的庆历新政都不能和王安石的熙宁变法相比。终其北宋甚至整个宋代，王安石变法就是规模最大、覆盖最广、触及阶级矛盾最深的。
　　那么，为什么只有王安石能发动起这场对宋王朝来说空前绝后的变法呢？
　　王安石像
　　一、王安石的个人特质:只有实干为民、基层经验丰富、不畏权贵的＂拗相公＂才能发起变法
　　王安石以一人之力翻起潮流剧变，与他的性格、价值观、基层经历是分不开的。王安石的家庭氛围和成长经历，塑造了他倔强不屈的性格和一心为民、积极实干的价值观。他在基层大半生的治理探索，积累了变法所需的经验要素。
　　1、明辨是非与仁爱亲民的家庭环境熏陶
　　·女性抚养者的言传身教
　　王安石的母亲吴氏，是王安石父亲的继室，即第二任妻子。先房留下两个孩子，王安石的母亲对待那两个孩子比对王安石还要好，十分仁慈。王安石耳濡目染，从小就习得了仁爱去私的品质。
　　吴氏是一位封建社会少有的知识女性，并且还是一位＂高知＂，十分富有见地。＂唐宋八大家＂之一的曾巩曾心悦诚服地称赞她：＂好学强记，老而不倦，其取舍是非，有人所不能及者＂。
　　意思是王安石的母亲勤奋好学，记忆力强，虽然上了年纪，但仍不知疲倦，对事物进行取舍、判断事情的对错，别人都比不上她。
　　＂勤奋好学、记忆力强＂，学习习惯好、智商高，这些显然都遗传给了王安石。＂取舍是非，有人所不能及者＂，可以看出，王安石的母亲是一个思路清晰、是非观正确、判断力强的人。王安石对社会每一项积弊的洞察与判断都是来源于此种特性。
　　此外，王安石的祖母黄氏，精通阴阳术数，也就是我们今天说的，理科好。王安石从小学习数术，锻炼了逻辑思维和辨析能力，使得他思维缜密，不仅在理学中独创一派＂新学＂，在解决行政问题的措施上也精准多样，屡出奇兵，让人意想不到。
　　故宫博物馆藏画
　　·基层干部父亲的＂传帮带＂
　　王安石的父亲王益，是一名基层官吏，历任知县、知州，每到一处都力图做出实绩，兴利除弊、除暴安良。
　　王益做官主张推行＂仁爱＂，据记载，他所治理的时期，长达一年没有责打过一个人。他对家中子弟也施以仁教，经常召集大家讲解仁义孝悌的道理。
　　王安石从小跟在父亲身边，随父亲上任，看父亲如何治理地方，如何为百姓造福。从这时起，做官应该＂为民实干＂的价值取向就在他心中埋藏下来了。
　　他的自叙诗《忆昨日》中明确体现了这一价值观形成的过程：······
　　此时少壮自负恃，意气与日争光辉。
　　乘闲弄笔戏春色，脱略不省旁人讥。
　　······
　　明年亲作建昌吏，四月挽船江上矶。
　　端居感慨忽自寤，青天闪烁无停晖。
　　男儿少壮不树立，挟此穷老将安归。
　　······
　　刻章琢句献天子，钓取薄禄欢庭闱。
　　身著青衫手持版，奔走卒岁官淮沂。
　　王安石年少时也曾悠游玩乐，恃才傲物意气风发，没有考虑过国计民生的事。后来随父亲出官上任，四处奔波，突然意识到自己没有建立功业，以何处为自己的心灵归宿呢？于是王安石开始立志建功立业，然而他希求的功业不是在庙堂上，而是为百姓做实务、造福一方。
　　诗中说：＂刻章琢句献天子，钓取薄禄欢庭闱＂，王安石认为，那些中央馆阁的虚职，写一些华丽文章谄媚帝王，获取一些微薄的俸禄，起到的只是娱乐宫闱的作用，发挥不了经邦济世的价值。
　　别人都想尽办法钻营，想获得中央的馆阁文职，因为这既能免受基层劳苦，又是接近帝王、出任高官的捷径，王安石独以此不齿，后来朝廷多次召他回中央馆阁任职，他都拒绝了。
　　王安石坚持要在地方任上做造福百姓的实事，这与他父亲王益早年对他的熏陶是分不开的。
　　五陵年少
　　2、基层治理经验的探索与积累
　　·扎根基层
　　王安石的大半生，也就是他五十岁之前，一直在基层轮岗。
　　王安石最初选调在扬州，任签判，从基层做起。签判任满后，便出任鄞县知县，正式成为一名父母官。王安石刚一上任就发现，当地农业发展不好是因为水患，于是奔走各乡劝大家疏通河道。当地人早就为水患所苦，积极响应，很快堤坝和水渠就修好了。
　　鄞县任满，王安石被派往安徽任舒州通判，舒州任满又出任常州，每到一处，他都兴修农田水利，开凿运河，着手解决民生问题。
　　为了缓解贫困农户的生存压力，王安石下令在青黄不接的春季，政府开仓把粮食借贷给百姓，百姓等秋收时再偿还，并且交纳少量的＂利息粮＂。这样既能避免放高利贷的人对穷人盘剥，又能每年更新政府粮仓的存粮。这也是后来新政中＂青苗法＂的雏形。
　　可以说，没有深入基层的实干经验，是搞不出行之有效的政策措施的。
　　同时，也正如前文所说，朝廷不断下诏要他进京应试，出任中央馆职，他都以＂先臣未葬、二妹当嫁、家贫口众、难住京师＂等各种各样的理由拒绝了。朝廷又为他开后门，说他可以不用考试就直接上任，他拒绝的慌不择路。朝廷又给他一个京城的实职，王安石特地上了一封奏折，要求调离京师。
　　他就是要在地方做一名实干的父母官。
　　水患
　　·对百姓苦难感同身受
　　王安石在地方任上，见多了百姓的苦难，他写了大量反映民生疾苦的诗歌。
　　在他的诗中，处处可见对百姓来说家常便饭、而读之令人不忍的情景。比如，即便在丰年，百姓也很少有人吃得饱饭，何况大多还是洪涝和干旱的灾年。他们不光要遭受盗贼的劫掠，还要承受官府的赋税与徭役，歉收之年不仅吃不饱饭，还会因为交不齐税粮而遭受官府的责打。冬春之际，年老体弱的就因冻饿而死，地方官大多尸位素餐，不把百姓的死活放在心上。百姓终年遭受痛苦与冤屈，却没有地方去申诉。
　　正是因为深入基层，亲眼见到、亲耳听到、亲身感受到百姓的处境，王安石才对穷人的苦难有更深切的感受和认知。他和那些身居馆阁没有挨过饿、没有受过冻、没有听过痛哭哀嚎、没有见过遍地饿殍的官员不一样，他长达四五十年的时间都在这些环境中浸染，耳之所闻，目之所及，全是穷人的苦难。
　　他被穷人的苦难泡透了。
　　于是，如何改变穷苦人的处境，让穷苦人过上像人一样的日子，就成为促使他发动变法的情感驱动，是支撑他信念的核心力量。
　　王安石在地方任上的轮岗，使他对社会积弊有了更为全面、更为深刻的认知。虽然变法在他五十岁之后，但变法的积累却是五十岁之前这三十多年的基层经验完成的。变法的很多具体措施，在他基层行政时就已经开始探索、施行了。
　　山水田园只是士大夫的美好臆想
　　3、倔强不屈、不怕困难、不畏权贵的性格
　　家庭氛围和成长经历不仅塑造了他的价值观，也塑造了他的性格。王安石是不会向任何人低头的，因此才有了他那震铄古今的＂三不足＂：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
　　王安石早在微时，就不会屈从于权势。他初入体制做扬州签判时，当时的扬州知州正是韩琦，就是那个和范仲淹一起镇守西北被人并称为＂韩范＂的韩琦。
　　王安石经常彻夜读书，来不及洗漱，韩琦见他容貌疲废，以为他晚上饮酒放纵，就委婉地提醒他：＂你正当少年，读书的事情不能荒废，不要自暴自弃。＂
　　王安石听后并没有辩解，然而回到自己的居处说：＂韩公不是知我者。＂后来韩琦了解到王安石的才能，想请他作自己的门下，王安石始终拒绝。
　　又比如他在常州，发现常州水利荒废，就计划开凿一条运河（王安石的爹就很喜欢挖水渠，这也是家传了），可是这个计划遭到了很多官员反对。他执意开凿，征调民夫时，又遭到上司和同僚的阻挠。可是他坚持认为开凿运河是一件利在千秋的事，当时的浙西转运使无奈，只好拨给他常州本地少量的民夫。倔强的王安石就带着这少量民夫开工了。
　　王安石的一生和经历，处处体现出不服与坚持己见的倔强，就多次拒绝中央馆职聘任这一项，恐怕就没有多少人做的出来。也正是倔强甚至固执的性格，和不畏权势的耿直，使得他敢冒天下之大不韪，敢不怕所有人都怕的天变，敢不信所有人都信的祖宗，敢不顾所有人都顾忌的舆论，站出来变法。
　　青年王安石
　　二、平庸的时代风气、权力黑洞效应与推诿扯皮、结党营私的官场陋习，使得无人敢站出来变法
　　之所以只有王安石敢站出来大刀阔斧变革，也是因为同行衬托。
　　在宋代，时代的风气由唐代的向外建立事功转向追求个人内心修养，社会秩序更加完善，人们的共存依赖程度加大，因此整个是温和内敛的。同时，宋代的文官体系庞大成熟，好好先生，推诿扯皮，人浮于事，职场老油条，这些官场的通用陋习，在宋代也一并成熟了，官员的为人处世更加圆滑。
　　世家掌握大部分资源和实际权力，形成权力黑洞效应，科举出身的寒门清流无力推动变革。迫于生存压力，清流官员也开始贪腐营私，大搞裙带关系。世家霸稳资源，清流结成利益共同体，当然没有人要站出来革自己的命。
　　1、时代风气温和、社会稳定，共存程度加大，人们更倾向适应而非改变
　　·崇文风气与科举推动，使人们的性格克制内敛
　　赵家王朝的始祖赵匡胤，靠兵变起家，陈桥驿兵变黄袍加身。因此，赵匡胤格外害怕也格外忌讳武将势力壮大，怕别人以他之道还他之身，于是制定了＂崇文抑武＂的治国策略。这是赵家天子世代谨遵的＂祖宗家法＂。
　　＂崇文抑武＂，顾名思义，推崇读书的文化风气，抑制武将的权力地位。宰相须用读书人，带兵打仗也用读书人做主官，整个宋王朝没有杀过一个士大夫，都是为了抬高文人和文化的地位。
　　科举取士在宋代得到长足发展，录取人数和考试规模空前扩大。赵匡胤的弟弟，也就是宋代第二任皇帝——赵光义曾经说：＂这些科举选拔出的人，十个里面有一两个能用的，就够我治理国家了。＂宋代的皇帝不惜冗官，也要海选，撒大网，捕大鱼，着力通过科举选拔有用的人才。
　　＂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早上还是田间种地的平民，一旦通过科举考试，就能站在天子的朝堂上，荣禄加身，光耀门楣。
　　于是，读书考试做文官，成了社会上大部分普通人最好的出路。一时间满城闾巷尽皆读书，人们不再像唐代那样渴望以武力建功立业，而是转向大脑的较量，用知识去改变命运。
　　科场
　　·经济发展与社会秩序稳定，使人们的相互依赖程度加大、妥协共生
　　我们都知道，宋代的经济发展在中国经济史上也是一个巅峰。
　　宋代出现了市民文化，街头说唱，瓦舍游戏，都极大丰富了市民生活。川蜀一带最先出现了＂交子＂，这是纸质货币的雏形，加速了交易与货币的流通。同时，宋代的海上贸易发展，茶、丝绸、瓷器等出口海外，外汇收入甚至比国家税收还要高。
　　经济与社会生活的发展，意味着各行各业的成熟，各行各业进一步成熟，就意味着行业之间的联结与依赖性增强。也就是说，在这个社会里，谁都离不开谁了。
　　今天打翻包子铺，明早上就可能半条街的人吃不上早饭，洛阳铁匠铺关张了，杭州剪刀店就可能半个月不能供货。社会这张网络织的越密集，人与人之间的联结程度越高，打破其中任何一环，受影响的面积都可能牵连甚广。
　　因此，社会秩序的稳定像一场循环，既是起因，又是目的，催动着人们更加注重合作与共存，时代崇尚的风气就日渐平和。
　　综合以上两点可以看出，宋代的时代风气趋于温和。我们读《宋史》，能鲜明地感受到，相较于五代之前历史的震撼传奇，宋史就显得气质平庸甚至乏味。这个时代不再有奇迹般的可能性，不再有奔突的血气之勇，取而代之的是稳定秩序中的按部就班与妥协共生，和在硬性框架下的投机取巧与心计谋略。
　　宋·货郎担
　　·理学援禅入儒与追求内化修养，士大夫寄情志于想象
　　时代所感，作为封建王朝意识形态话语体系的儒家文化，又迎来了新的生机。
　　随着汉唐佛教传入与在本土的发展，佛教思想中形成一派独具中国特色的＂禅学＂，最著名的就是赵州＂吃茶去＂的禅机，不着一字，尽得风流，不讲经义，单拼境界。
　　同时，佛学中的一部分倾向和儒家稳定社会的需求是同质的，比如劝人忍耐受苦，正好能弥补儒学在当下时代在社会治理中的不足。
　　国人青睐、儒学亟待更新，于是一批文人就把时下最流行的禅学引入儒学，即＂援禅入儒＂，成为宋代新的思想潮流——理学。
　　理学的核心，可以用周敦颐和朱熹的＂通、復＂来概括，＂通＂是人先天获得的动物性，＂復＂是回归到太极的人性，理学就是教人如何成为与太极合一的真正的人。而具体的操作方法，就是朱熹那句非常著名的＂存天理，灭人欲＂。
　　其实一直以来人们对这两句话存在断章取义式的误读，认为它是封建思想残害人性的毒流。其实恰恰相反，这两句话中的＂人欲＂指人本性中那些不好的欲望，什么是不好的欲望呢？就是为了满足个人享乐而伤害到他人的欲望。朱熹说，只有不断地自我省视，自我磨砺，自我革除，去除掉不好的欲望，才能成为一个真正的符合天理要求的人。
　　于是，宋代的文人士大夫都把精力放在格物致知，内在省察自身，在儒家温柔敦厚的基础上更加含蓄内敛。另一方面，外部秩序下的个人无力感也促使宋代的文人士大夫更加着力于追求精神世界，因为只有在看不见摸不着的精神世界中，他们才是自由的。
　　我们看宋代的文学艺术，处处流露着这种冲淡清减，＂贵无＂之雅雅到了极致，甚至有时显得苍白无力。
　　这种思想与文化氛围下培养出的人，怎么还会动不动就热血上头、具有雄强刚硬的性格和勇气呢？
　　宋·梅花图
　　2、世家掌控资源权力与寒门清流的贪腐营私
　　·世家对清流的掣肘，权力黑洞效应
　　世家，或说世族，是每个朝代都存在的问题。一个朝代起于世家，导致灭亡的根本问题往往也出于世家。
　　世家掌握着最多的生产资料，掌握着国家的经济命脉，掌握着军事、人事等实际权力，世家们往往联合起来与最大的世家——皇家分庭抗礼，这时皇家的最高话语权就出现了危机。
　　世家们世代把控生产资料与实权，不断地把后代填充进权力队伍，而有些没有经过历练的世家子弟是不适合军政事务的，于是整个统治机制就失灵了，变成一具行尸走肉。世家们攫取走了实际利益，而国家的治理却走向末路，这就是＂权力黑洞效应＂。
　　每一代皇帝都着力抑制世家权力，从某种程度上说，科举制也是皇家利用庶族抑制世族的工具。科举出身的寒门士子就被称为＂清流＂。
　　然而想象很美好，清流进入官场，很难获得与世家同等的话语权，或者只是代皇帝发言，成为皇帝放在世家面前的＂出头鸟＂。
　　我们读流传下来的很多士大夫的作品，其中处处充满处境的艰辛与掣肘的无奈，在皇家与世家间的夹缝中生存，维持立足不倒、全身而退就已经精疲力尽了，又怎么还有更多的勇气和能量中流砥柱、振臂一呼呢？
　　赵佶·文会图
　　·寒门清流的贪腐与裙带，导致推诿扯皮等官场陋习
　　贪腐现象是官场中错综复杂的难题，正像贵州那位痛骂贪官的耿直干部所说，当官的贪污不难，不贪才难。
　　除去惯常因素，北宋时期还有个特殊背景，加剧了没有背景的寒门出身的清流官员的贪腐。
　　宋真宗时期，物价飞涨，官员们光靠俸禄入不敷出，甚至＂鲜不穷窘，男不得婚、女不得嫁、丧不得葬者，比比有之＂。很多官员家庭娶不上媳妇，嫁不出去女儿，办丧事没有钱下葬，这种情况还不少见，比比皆是。
　　同时，官员在候补期间，因为没有收入，只能借贷，出任官职后，为了还贷不得不贪赃枉法，因此形成恶性循环。
　　宋真宗为解决这些问题恢复＂职田＂制，即官员可以一边当官一边种地（当然是开玩笑，收租为主），然而也还是杯水车薪。
　　除去贪腐，宋代的＂恩荫制＂和保举制还造成了裙带现象。
　　恩荫制，指一人做官，全家封荫。如任学士以上官职二十年，其家族获得恩荫做官的就可达二十多人。保举制是但凡要升任京官的人，必须有五位官员担保。以清廉耿直著称的杨万里，在他现存书信中，有三百多封为家族子弟求取推荐的书信，当时保举的人情关系可想而知。
　　这两项使得官员之间建立起千丝万缕的联系，盘根错节，大家都陷入一张大的关系网中，牵一发而动全身，无论改革还是整顿吏治，就更不好推行了。
　　北宋时期的官员升迁主要采取＂磨勘＂制，用今天的话说就是论资排辈，只要不出问题，熬够年限就能升迁。同样，哪怕你再能干，资历和关系不够，还是升不上去，并且干得越多错的越多。
　　于是整个北宋的官场就形成一种人浮于事、推诿扯皮的风气，疲废懈怠，没有人愿意实干，更别说出头做些冒风险的事了。
　　《清平乐》剧照 宋代官员
　　三、社会矛盾激化与新皇执意授命，把王安石推上变革的风口浪尖
　　宋代建国一百年积累了很多问题和弊病，＂冗官、冗兵、冗费＂直接导致朝廷的＂积贫积弱＂。土地兼并日趋严重，贫富差距加大，社会矛盾冲突呼之欲出。时代需要英雄，于是宋神宗上位后，执意启用王安石变法，王安石推脱无果，最终＂临危受命＂，站上了时代的风口浪尖。
　　1、王朝弊病与社会矛盾
　　·＂冗官、冗兵、冗费＂，朝廷积贫积弱
　　前文提到，宋代大兴科举，扩大招录人数，同时，恩荫制度盛行，一人可以恩荫几十人，这就造成官僚队伍格外庞大。
　　赵匡胤为了防止臣属专权，一方面设三司分权，一方面设立监察，对监察不放心，就又设立＂监察的监察＂。不断增加官职，缺乏合理优化，这也一定程度上加重了冗官现象。
　　由于宋代推行＂强干弱枝＂理念，一半的精兵都在拱卫京师，导致边防虚弱，于是边防地区就大量招募地方兵勇。同时为了防止武将专权，实行＂更戍法＂，将军和士兵三年一轮替，无论训练还是作战都不能得心应手。
　　这种扩充地方兵勇数量又有欠精悍的现象造成了冗兵。
　　冗官和冗兵加在一起，国家财政不得不支付庞大的文官与军队费用开支，就是冗费。
　　＂澶渊之盟＂后，宋真宗沉溺于＂祥瑞兴国＂，谄臣王钦若假造＂天书＂，与术士往来密切，东封西祀，大造宫观。宋仁宗年幼时，刘太后垂帘听政，热衷于建造宫殿、兴修塔庙。
　　以上种种都导致宋朝廷国库空虚，建国以来积累的财富消耗殆尽，于是形成北宋中期＂积贫积弱＂的局面。
　　《孤城闭》剧照 宋仁宗
　　·土地兼并严重，贫富差距拉大，社会矛盾激化
　　北宋初期，统治者曾有意扶持大地主阶层，允许他们土地买卖与兼并，并辅以各种优惠政策。这一方面是为了拉拢大地主阶级，获得他们的支持，另一方面皇家就是土地兼并的直接获利者。
　　然而，经过一百多年的兼并，贫富之间的差距已经大到令人发指的地步，所谓＂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不少农民流离失所，成为社会安定的隐患。
　　流民是农民起义或者暴乱的主力军，每个朝代的末期，失去土地的流民和天灾之下突然吃不上的灾民，出于生存的危机往往会暴力反抗，把矛头直指统治者。这也就是前文说的＂权力黑洞效应＂，攫取利益的是大地主阶层，为后果买单的却是国家政权。
　　王安石意识到了这种恶性兼并的严重后果，很可能激化阶级矛盾，他专门做有《兼并》一诗：······
　　赋予皆自我，兼并乃奸回。
　　奸回法有诛，势亦无自来。
　　后世始倒持，黔首遂难裁。
　　秦王不知此，更筑怀清台。
　　······
　　俗儒不知变，兼并可无摧。
　　利孔至百出，小人私阖开。
　　有司与之争，民愈可怜哉。
　　农民起义
　　2、神宗皇帝的执意授命
　　王安石做官的大半生主要在仁宗时期，他那个时候就给仁宗上过《万言书》，然而仁宗兴趣缺缺，并没有对他做什么理会。仁宗之后是英宗，英宗只做了短短四年皇帝就去世了。英宗之后，年仅十九岁的神宗赵顼即位。
　　·君臣渊源
　　早在神宗赵顼还是淮阳郡王的时候，就对王安石十分倾慕。当时赵顼的记事参军是韩维，韩维与王安石交往甚密，赵顼经常称赞韩维见解独到，韩维就说这是一个名叫王安石的人的观点。
　　赵顼升为颍王，韩维继续做颍王的记事参军，赵顼被立为太子后，韩维就升任太子右庶子。可以说，韩维是赵顼十分信任的心腹，他早早就在素未谋面的一对君臣之间搭建起了桥梁。
　　熙宁元年，也就是神宗皇帝登基的这一年，他诏令王安石越次入对。越次，就是本没有资格觐见皇帝，却超越等级去觐见。这对神交已久、情投意合的君臣终于见面了。
　　神宗皇帝事王安石甚恭谨，以学生侍奉老师的礼数对待他。王安石也尽到了一名老臣的职责，喁喁规劝，苦口婆心。神宗问王安石治国最要紧的是什么，王安石回答是选择正确的方针策略。神宗又问唐太宗是一位什么样的君主，王安石说皇帝您千万不要学唐太宗，他的谋略并不深远，做事情也不合法度，只不过是在前后乱世昏聩的对比中，显得贤德罢了，皇上您还是要以尧舜为准绳。最后神宗问王安石，祖宗守天下，百年太平，用的是什么方法？王安石没有当场回答。
　　回到居所后，王安石写了一封《本朝百年无事札子》，递呈宋神宗。札子历述了从太宗到英宗五朝的施政策略，详细分析了政治、军事、赋税、理财、农业生产等各方面的利弊（写到这里好感动），尤其对吏治问题提出意见。他说宋朝能百年无事，完全是赖于夷狄尚不强大、水旱也尚不频繁，一旦夷狄发展壮大，遇上大的水旱灾害，太平就保不住了。
　　在札子的最后，王安石对小皇帝发出了殷切期待：＂伏惟陛下，躬上圣之治，承无穷之绪，知天助之不可常侍，知人事之不可怠终，则大有为之时正在今日。＂他对小皇帝说，您一定要奉行尧舜之道，不要像仁宗皇帝那样迷信祥瑞，天和神仙是靠不住的，人的努力一时一刻都不能懈怠，您励精图治，大有可为的时候就在今天。
　　可以看出，王安石对神宗皇帝是寄予了殷切厚望的。
　　宋代的君臣
　　·执意授命
　　神宗皇帝拿到札子反复阅读，对里面的观点十分赞许，多次召见王安石，询问解决对策。然而王安石只是说，您听我教学就好，听多了，对策自然就知道了。小皇帝反复追问，王安石总是顾左右而言他。
　　其实王安石对变革是有顾虑的，他通读经史，又在官场摸爬滚打多年，历史上那些变法者是什么下场，在官场要推行一项新政策有多难，他比谁都清楚。王安石是希望新皇能有所作为中兴大宋的，然而他不想使用这么激烈的方式，徐徐图之，不失为一种和缓的长期见效的稳妥途径。
　　然而小皇帝年轻气盛，目睹两任先皇在内外局势中受窝囊气，他一天都等不了了。熙宁二年春，神宗再次召见王安石，态度坚决地请求他进行变革。王安石仍反复推脱，说您可以先听我讲学，觉得确实可信可行，再施行也不迟。
　　小皇帝说，我了解您已经很久了，并不只是今天，别人都以为您只会讲经术，但我知道，您是会经理世务的贤才。
　　可以看出，王安石在当时的官场中是颇受微词的，他是一位经学大家，人们承认他的经学成就，但是诟病他不会从政，说他的政见脱离实际。
　　对此，王安石有些自嘲地说：＂经术就是用来理世的，如果不能经邦济世，那经术还有什么用呢？＂
　　最后，小皇帝再次发出恳切请求：＂我太感慕您的道德了，只有您可以帮我，请不要再吝惜您的言论。＂
　　王安石在这场对话中彻底放下心防（牧羊犬就是不一样，虽然只有十九岁，却也把羊驯的服服帖帖的），安排好全家和自己的后事，舍身酬君主。
　　王安石画像
　　3、王安石变法
　　·＂三不足＂：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
　　神宗任命王安石为参知政事，设立了专门指导变法的机构＂制置三司条例司＂，并且组建了工作班子。
　　然而，变法刚一提上日程，就遭受到了阻力，这个阻力还是来自工作班子的内部。
　　王安石是个积极进取的人，他认为改善经济最重要的是＂开源＂，即扩大生产。而一些保守的大臣则认为天下的物资是固定的，开源无法长期维持，还是得＂节流＂。原本支持变革的吕惠卿、苏辙、程颢等人都纷纷从变法队伍中撤出，站到了反对派的队伍当中。
　　同时，个人利益受到侵害的那些贵族和官僚，纷纷对王安石进行攻讦，当时全国各地发生的日食、地震、山崩等自然现象都被作为天怒人怨的证据来反对变更＂祖宗之法＂。
　　面对盟友的背叛和反对派的攻讦，王安石没有动摇退缩，反而激起了更强的斗志和更坚定的决心，冒天下之大不韪，提出＂三不足＂：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
　　天没有意志，天是我们改造的对象，而不是畏惧的对象；祖宗已经逝去百年，时代在发展，方法也要随着时代进步；人的攻讦议论，是他们的事，对我来说不重要，不足以扰乱我的内心。
　　就这样，王安石一力发起熙宁变法，均输、青苗、农田水利、募役、保甲、市易、方田均税、保马、免行、将兵，深入土地、赋税、市易、徭役、水利、乡治、军队、教育、法制等方方面面，掀起了世族地主阶层的大震动。
　　·变法失败
　　王安石变法牵动到了太多人的利益，究其根本，他是为社会贫富公平发声的，既得利益者当然不会允许自己的蛋糕分出去一部分。
　　新法遭到了朝野上下保守派的猛烈攻击，一些皇亲国戚也跑到神宗面前去哭诉，导致神宗再也没有执意请王安石出来主持变法时的决心。之后的十年间，王安石先后两次罢相，朝政和法度拉锯在新旧两派的党争之中。
　　元丰八年，宋神宗病危，年仅十岁的哲宗即位，神宗的母亲高太后垂帘听政。
　　高太后异常反对新法，她重新启用变法期间被贬谪的保守派司马光、文彦博、范纯仁等人，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元祐更化＂。元祐更化之后，新法彻底废除。
　　司马光画像
　　结语：
　　关于王安石变法的评价，历来褒贬不一。中国古代推崇＂治大国如烹小鲜＂，慢慢翻慢慢炖，动作太大就把鱼翻烂了。高层官员，尤其宰相，讲究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船，不动声色，调和各方面的问题和矛盾。
　　一个政令发布，层层下达，传达到基层再运用于各种不同的实践，受影响的是千千万万鲜活的个体，其反作用力就可能对整个国体造成冲击。王安石大刀阔斧的激烈变法，和对高层稳中求胜的要求是不相符的。
　　王安石新法在推行过程中，有些也产成了一些恶劣的后果，有些政令没有经过试行，衍生出很多问题，甚至形成很多后遗症。然而即便贤明如范仲淹，他的新政也加剧了冗官局面。文官制是中国古代历经几千年慢慢摸索出来的东西，不断地发展、调试、完善，没有绝对完美的政策，一切都是双刃剑，如何使执政与行政更加优化，我们始终在路上。
　　王安石的伟大之处在于，他明知变法者不会有好结果的前提下，仍然敢站出来为国家政体、为天下苍生振臂一呼！他已过知天命之年，官位、俸禄、名望、学术成就，全都够他颐养天年。他早年上书意图改变社会现实的激情，已经被多年官场的磨砺冲淡了，然而神宗皇帝三翻四次的恳求，他那为民革除弊病的心中之火又重新燃烧起来。
　　不顾了！什么都不顾了！白发苍苍、齿牙动摇、年迈体衰的老人又重新站在激流之中，他面对枪林箭雨，面对诼谣诟啐，一力扭过天下的巨舵，向尧舜的治世之道进发！
　　若士大夫皆如此，我泱泱华夏何得不兴盛？孳孳百姓何得不富足？
　　清明上河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