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到母亲的电话，已是晚上十一点，我刚散步回家。电话中，母亲显得有些焦急，说今个早上想冼窗帘，便让父亲踩在椅子上取，结果不小心一滑，父亲就从椅子上摔了下来，疼的不能动。我说是啥时候的事，母亲说是早上的事。我说为什么不告诉我，怎么现在才说。母亲说，父亲以为只是挫伤，不碍事，不让给我说，结果现在疼的动不了。 我知道父母虽然年龄大了，但很要强，大半辈子过着贫寒的生活，形成的节省习惯改不了，买一份白菜，也要比较好几个菜铺的价格。同时，怕花钱，凡事都不想给我们增添负担。有时，我们给他们带去一点日用品或是给一点钱，本来是我们兄妹几个应该尽到的义务，在他们那里却常常视为一种额外的馈赠一样。 五分钟后，我下楼叫了一辆出租车，来到父母所在的小区，看到躺在沙发上的父亲，脸色惨白，身体蜷缩，像一个孩子。于是我搀扶着父亲缓慢地往楼下走，母亲佝偻着腰身，蹒跚着脚步，手扶着栏杆，迟缓地慢慢跟在后面。上车时，父亲侧着身，很是艰难，我知道他的疼痛我们无法体会，更无法代替。我和母亲将父亲送到了离家较近的中医院，挂号、会诊、拍X光片。 主治医师是一个文质彬彬的年轻人，姓韩，是河东人，戴一副眼镜，看上去很干练。拍片时，父亲按大夫的要求，站立不同姿势，拍了二张腰部的片子。我和母亲则徘徊在医院X光室的走廊里，每一分钟都那么难熬，那么揪心。经过近40分钟的等待，片子和诊断报告终于出来了，父亲有4根肋骨骨折，并伴有胸膜积水。医生说，先住院输几天液，消消炎再说。于是奔波于住院楼的各个楼道，找医生，护士，办好住院手续，已是凌晨一时，不大的病房里，竟然置放了五张病床，一个糖尿病患者，一个是阑尾切除术者，另外二个分别是胆结石和痔疮患者。那个阑尾切除术者是一个来自农村的50多岁的妇女，已住了好几天，看上去面黄肌瘦，气喘吁吁，由于伤口不愈合，不断地呻吟、挣扎…… 下楼，打的将母亲送回家中。回到 病房，躺在床上的父亲一直在输液，大瓶小瓶，消炎的、止疼的、降压的……都是一些叫不上名字的药。由于疼痛，不能平躺，他一会儿侧睡，一会儿半卧，一会儿又要坐起来斜靠在被子上，但还是睡不着，只好静静的坐着。我坐在父亲的病床前，看静滴的液体，看白色的天花板，看漆黑的窗外，眼神迷离的父亲，眼眶红红，嘴唇干裂，原本棱角分明的嘴巴，平时总是抿得很紧的，这时却瘪了下去，半张着。不曾这么长时间地端详过父亲，而此刻，就坐在病床边，默默地看着父亲，蓬乱的头发，白的多，黑的少——夜色中布满刺眼的闪电。对于生命的衰老，我们从来都是无能为力的。 这些年，不知不觉中，角色对换了。似乎是一转身之间，世相颠倒，人事错错，他们成了需要我惦记照料的对象。看到他们迟缓的动作，就需要不时地提醒，过马路时注意两边的车辆，或者留意商场的转门，小心脚下的电梯，就像儿时被他们不停地照料一样。也许这样一个缓慢的过程，每年，都在一点点地累积，这儿或者那儿。因都在古城，去得多，对这种变化不是特别敏感罢了。 我一向熬不起夜，下半夜，终于眯眯糊糊的睡着了，但一会儿这个病人咳嗽，那个病人又要上卫生间，始终处于似睡非睡之中。父亲因为疼痛，压根儿就没有睡着。因为肺部发炎有痰，但不能咳嗽，我只好将他的腰部按住，慢慢的让他把痰咳出来，但几次都没有成功，反而加剧了他的疼痛。于是我坐在父亲旁边，轻轻地按摩着他的背。希望能带给她些许安慰、些许力量。一阵阵，又一阵阵，他的嗓子里咕噜咕噜，像是在拉锯一样。我的手掌滑过父亲的背脊，轻轻按住，让父亲慢慢使劲，终于咳了出来，等到他气缓过来之后，整个人瘫软了，满脸是汗，连头发都湿了。早上四点，有护士进来给父亲量体温，测血压，然后拔出输液针管，给父亲绑上了一个皮制的护带。漫长的一夜终于过去了，起身烧水，给父亲洗完脸、吃过药后，天光放亮，医院嘈杂，查房的医生，就诊的患者……进来和出去的……。拿着X光片，找到科室缳姓主任，他和主治医生韩大夫将片子夹在显示屏上，一处处指给我看：那些骨骼，淡墨描画出来的一样，黑白相间，清晰可见，断开的部位，积液的胸腔，蚀伤的肺部。可以想像想出父亲的疼，当然内心也稍微有了一点轻松，因为这样的伤情，虽然疼痛，但不至于危及生命。 姐姐和二叔以及我的同事和朋友来医院探视，他总是不厌其烦的向他们说那天发生的事故，说那天不该去摘帘子，不该去踩凳子，结果就发生了这样的事。他语气平淡，但看得出内心挺后悔的，后悔自己行为，自己遭罪受不说，还累赘别人，给亲人增添负担和麻烦。有时，我也会和父亲回忆起小时候的事情，谈论故乡的人、故乡的事，以便让父亲减轻疼痛，说到高兴时，父亲兴奋地像个孩子，满面春风。也有父亲当年的同事故旧来看他，我就坐在一旁默默的听着他们交谈，谁得了病，谁去世了，谁的境况不济，都会让他唏嘘半天。 母亲有时也会过来看父亲，我都极力的反对她，不到一公里的距离，她因为腿疼，会在风中走上半个多小时。去年以来，她的身体每况愈下，每天都要大把大把吃各种各样的药片，对付身上各种各样的病。可以说，她的生命完全靠药物维持着。每次来到医院，她都大口喘气，面色蜡黄。我就埋怨她，但她还是照常来。我知道，是那份相濡以沫几十年的亲情，让他们彼此依靠，彼此埋怨，彼此牵念，也让母亲忘记了自己的病痛，更忘记了冬日的寒冷。坐在病床上，阳光很温暖，狂风在窗外呼啸，母亲的皱纹袒露在光线下。看着父母亲那一个个慢镜头般的迟缓动作，那些孩子气的举止，感动溢满心间，心跳就会莫名地加快，眼框里，湿湿的，若春天的地气。 父亲住院，我的生活节奏全乱了。家里的事，母亲的病，儿子的学业，单位上的工作哪样都要兼顾一点，七忙八乱的，让人晕晕沉沉，如一个被掏空灵魂的躯壳，完全不能自己控制自己，也完全不能自己照顾自己。人到中年，上有老、下有小，肩上压担子，头上顶日子，这事儿只有到那份上才明白，也才能深切感受到了生活中的许多无奈。 随后的几天里，母亲叫来了侄女和弟弟，我们轮流护理或在家做饭、送饭，虽然辛苦，但见父亲伤有所好转，晚上也能平躺着睡了，而且睡得很香甚至打起了鼾声，我心里也就不觉得辛苦了。父亲刚住院时交了1600块钱，前后不到五天，医生说，父亲的预付款账上没钱了，要补交了。生病住院，医生说了算，我只好去补交。父亲却显得愧疚和不安，那样子是他不应该花我们那么多钱，不应该拖累我们，这让我难受极了。想到自己只是一名普通的公务员，做不了生意，当不了官，挣不了很多的钱，真是惭愧。 卧床六天后，我带父亲到X光室拍片复检。拿着X光片，我仔细的看，除了清晰的肋骨折线外，那些胸膜积水已不见了。父亲想出院，但主治医生说蚀肺还很严重，还需继续治疗。但好在父亲能自如地上下床了，中午上卫生间，吃饭，洗手都坚持一个人完成绝不用我们搀扶，晚上也不要我再陪床。而且哥哥也放假回来了，我心里有一丝宽慰。 从住院部出来时，都是夜幕笼罩。来往的车辆川流不息，汽笛声和各种车辆高速行驶与地面的摩擦声充斥着耳膜，让人感知着这个城市的喧嚣与繁华。走在街上，冷风吹过，让我愈加清醒的感知这个世界，感知我的父亲，并祈盼他早日康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