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继我与书的因缘故事

　　七十年代初，在当时的商县中学读书时，和现在的作家 侯占良 是同学。他是我们班级的团支部书记，整日在＂政坛＂上忙乱，又会吹一口好笛，悠悠扬扬，引得些女同学侧目，更何况数学成绩了得。而我只会偏坐一隅，埋头读不知从哪儿弄来的《诗刊》——自然是＂文革＂前出的。看着看着，心中一热，便信笔涂鸦，诸如＂满江红＂之类，一次竟然出现在了州城十字路口的宣传栏中（商中办的），心中自是得意，见了人也不时斜着眼睛。想，你侯占良吹笛又能怎样？你能＂满江红＂？你能＂赤环宇＂？
　　侯占良今日成了正果，自是后话。
　　谁又能料到，七一年高中毕业，我便径直去了丹江南岸的一个村子插队，十几岁的半大小子，面对沉甸甸的生活一时茫然无措，再加上贫下中农同志们编歌唱道：＂高中生担起了大粪桶……＂，愈加愤然焦虑，很快瘦了几圈。正在这时，侯占良一天晚上仿佛从天而降，神神秘秘地从怀中掏出一本五十年代的《人民文学》，上边竟有 高信 读了徐怀中一篇小说的眉批。忽忽悠悠的煤油灯下，我们一篇篇读下去，不落一个字、一个标点。半夜了，终于熬干了煤油，我们挤在窄窄的铺了稻草的床上兴奋地一夜没有合眼。
　　我问他从哪儿弄到的《人民文学》，他说是李波偷他哥高信的……
　　记得七二年吧，我试着写了一首长长的叙事诗，胡乱编了一段故事：地主分子妄想破坏队里的拖拉机，贫协主席发现，作生死博斗，终于把地主分子抓捕归案云云，现在想来自是汗颜。但当时却麻着胆子寄给了新创办的《陕西青年》，虽然没发表，可他们却给我寄了很长时间的刊物。
　　好像是七三年，高信从镇旬公路指挥部调到商洛地区文化馆，我极想认识他，便央求父亲写了一封信（他们在一个县工作过），一天晚上便贸然去找他。高信和 全政 住在州城南大街的一座大庙里，窗外古树遮月，房内两张床铺，见了我极热情，教导一番，鼓励一番，我一阵窃喜，半夜回家，眼前满是阳光。
　　以后高信又介绍我认识了 田涧菁 ，认识了 宁有志 ，认识了 京夫 ……田涧菁背诵郭小川的诗作，激情难耐，在房中走来走去，惹得我也热泪盈眶。在田涧菁和 何丹萌 编的《商洛山》文学小报上，我羞羞怯怯的亮相了，以后是《群众艺术》《长安》《绿风》《星星》《飞天》《诗刊》……
　　终于开禁了。外国的中国的现代的古典的等等等等名著们呼呼隆隆出现在我们面前。新华书店购书的人们排起了长队，图书馆借书要走＂后门＂，商洛图书馆的 刘波 ，商县图书馆的 孟谋立 ，他们可没少照顾我。就这样，在栲胶厂我们三名青工合住的简陋宿舍里，硬是放下了我的一个书架，密密地挤着我购回的书刊，那时候，一个月才十八元的生活费。
　　因了工作关系，整天东奔西跑，虽然忙累，却正合我意。书架上不断增添着我从昆明从成都从北京从武汉从长沙等地背回的书籍。记得一次已近年关了，在成都好不容易买得回程车票，我身上挂了几个旅行袋，在车站的人流中左冲右突。眼看列车就要开了，可一个包的带子突然断了，里面的书哗啦一下散落一地，我那个急啊，眼泪都要下来了。正在这时，车站的一名工人急忙冲过来，把我同书一起从车窗推了进去，没容我道一声谢谢，车已开了。从此，我对从成都买回的那些书倍加珍惜，南迁广东时，把它们全带来了。
　　记不得何年何月什么情况下认识了 鱼在洋 ，认识了 方英文 ，认识了 慧玮 ，认识了黄昏（ 周刚 ），认识了 王卫民 ，认识了龙泉（ 郭涛 ），认识了 温申武 ，认识了 田家声 ，野牛角（ 牛维平 ）， 郝忠锋 ，还有 刘小平 ， 张正建 ， 骆经济 ……从此州城的文友们有事没事串来串去，嘴里不离文学，眼睛盯着别人的书架。一时间，我拿了你的书没还，你拿了我的书赖帐，很有些纠缠不清的意思。就是去商洛的几个县出差，也要千方百计去找当地的文友，去洛南就找 王盛华 ，去山阳便是 程玉宇 ，到镇安直奔 赵波 的办公室，目的有些急功近利：找书。
　　八二年初春，去西安参加《长安》举办的一次笔会（那次笔会上有许多现今成了大气候的诗人，如 沈奇 、 刁永泉 、 马合省 、 商子秦 ……，让人思念回味），老诗人 沙陵 见天晚了，便让我在编辑部将就一宿。没想到是 平凹 的办公室，见到许多刊物，便读了半夜。见有《长安》，实在想拿一本，装到包里又拿出来，拿出来又装进去，最终还是忍不住，偷了一本。第二天一早在饭堂吃饭，喝的包谷糊糊，大头菜就蒸馍，沙陵给我介绍平凹，说这是你们老乡，我红了脸，皆因包里有偷他的一本刊物啊。以后见了几次，我竟不敢打招呼了。
　　有一年回商州返广东途经西安已是晚上十一点了，硬是敲开 孙见喜 大兄的房门，索走几本他的新作，第二天才心安理得上了飞机。
　　（作者原题为《书痴·书友》）
　　郝晓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