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知青岁月上川纪事（七）工分事件

　　自打一开春，满山开始泛绿，山沟里一天一个样。
　　柏树台边有一片竹林，一场春雨，娇嫩的竹笋争相拱出了地面。竹林是鸟儿的世界，各种不知名的鸟儿在竹林的枝头上叽叽喳喳地嬉戏，竹林深处偶尔还会扑棱扑棱飞出一只五彩斑斓的锦鸡。
　　一天，我们在竹林旁的坡地上背糞备耕。在明媚的春光下，人们褪下了冬日里臃肿的棉衣，变得更加精神抖擞。几个月下来，一般的农活不敢说‘把式’，也干得有模有样。就拿背糞来说，背篓上肩，到了地头，低头耸肩，一提劲，满篓的粪就麻溜地倒到地里，背篓仍在肩上。
　　‘老刘，干得不赖’，听到老队长表扬，嘴上不言传，心里美扎咧。那时候有点‘人来疯’，架不住大伙煽惑。我和一个叫东有的强壮汉子卯上了劲，你一篓，我一篓，等到老队长叫歇息会儿时候一数，我还比他多背了好几背篓粪呢。
　　休息的时候，听到大伙你一言我一语地夸我。我偷眼看了一下东来，他满脸不服气，坐在地头一声不吭。年轻的时候我这个人有个毛病，就是经不住夸奖，几句好话，我就好像神仙一样飘起来。人得意过了头，嘴也就把不住门了：‘背球个粪算个啥，不是吹，想当年……’
　　我话还没说完，那边东有腾地站了起来，乖乖，眼睛瞪得像鸡蛋，叉腰叫板，‘老刘，都说跤摞得好，来，比试比试，咋样？’没想到，平日里挺随和的东有今天像换了个人似的。我心理暗自偷笑：要说比犁地，我准输，东有干农活是队里的几个好把式之一；但是论摔跤，他这下撞到了枪口上了（下乡前在三机电，我们哥几个和我们班的冯政杰、初三的谭老四还练过一阵摔跤，学过几招）。
　　‘能成’，我们俩叫起了阵，大伙一边起着哄，一边呼呼啦啦地围成了一圈。
　　‘开始！’一声令下，双方都摆开架式，你看我，我看你，谁也不敢贸然出手，一直僵持着。
　　这个时候，‘好事之徒们’早已按捺不住了，‘东有上！’‘刘军给他来个先下手为强！’双方的‘粉丝’也跟着叫板。
　　一句话提醒了我，对，诱敌深入。于是我卖出了破绽，故意往后退了一步，东有以为机会来了，猛地往上一蹿，想靠蛮力来个饿虎扑食，一下子解决战斗。说时迟，那时快，我飞身一闪，顺势抓住了他的右肩，一伸右腿，东有嘴啃泥趴倒在地上。不知道是因为摔得比较重还是其他原因，竟半天没起来。
　　‘老刘，增松得很咧’，有人说，‘再来，这次不算数，东有是自己跌倒的，三局两胜’，有人又起哄。
　　这时候我心里倒有些歉意，正想上去拉东有一把，没想到东有甩开了我的手，想起来冲我来了句：‘你增松能咋！再增松挣的也是女人分。’好一个‘女人分’，一句话说得我血直往脑门冲。我早对评工分有意见，干的都是一样的活，凭什么给我们知青和妇女记一样的工分。再加上那时候年轻气盛。我冲上去一把揪住东有的脖领子，‘咋咧，不服气，不服气再来。’当时也不知道哪儿来的那么大力气，还没等东有回话，就像扛粮食桩子一样，把东有扛到肩上，又摔在地上。大伙都愣住了，嘈杂的人群一下子静了下来。
　　老队长黑着脸：‘耍得好好的，这是咋咧！’
　　我立刻顶了一句：‘谁叫他说无是女人！’
　　‘娘娘呀娘娘，打人咧’，东有哭天喊地。东有的婆娘从远处跑过来一八抱住我的腿，又哭又闹地撒起泼来，周围一片混乱。姐们哥们几个见状，拉的拉，推的推，把我弄回了知青点。
　　这下子闯祸了，家族的势力再次显现。‘知青打贫下中农咧’，走了样的消息很快到了山外。
　　第二天，公社传话叫老队长和老毕到公社去，‘好汉做事好汉当’我也要去，哥几个硬是按住了我不让去。
　　下午老毕急匆匆地回来说，晁峪街上都贴出了‘严惩知青打人凶手’的大标语，听说公社某领导大发雷霆，正在调动某干民兵要上山来捉人，他连公社的门都未进，扔下老队长先跑回来报信。
　　老毕一席话，说得哥们群情激愤，葛条往腰上一缠，每个人捡起一根‘羊奶奶’做的打狗棍，准备要和前来捉人的基干民兵打一场‘柏树台阻击战’。
　　大概喝汤的时候，老队长也从公社回来了，直接到了我们知青屋里。老队长蹲在地上，咳嗽了一声，抽着烟袋传达了公社某领导的指示。大意是由上川六队负责组织批判会，知青要做深刻检查，向贫下中农道歉并赔偿损失，然后根据认罪态度再严肃处理。我还相争辩，老队长说：‘老刘，鳖言传。’老队长停了一下，抽了口烟：‘会嘛，开不开再说。’紧接着又说：‘耍的事，又没咋，损失个球，和老婆睡一觉啥都好咧。’老队长的一席话，使刚才还沉闷的气氛一下子缓和了许多。老队长临走时还拍了拍我肩膀，朔：‘知识青年嘛，写几个字算球啥。你明儿就在屋里写坚持，给你算半个分。’并再三叮咛：‘一定要写得厚厚的。’送走老队长，我的心情也慢慢平静下来。
　　为写检查，知青们还产生了分歧，多数不赞同写，看他公社能咋办。老毕劝我糊弄一下算了，并许诺替我写，我只要签名就行。我们队那位‘博士’哥们出了个主意，先不写，拖着看。‘你没看老队长的态度，只要公社不追查，过不了几天就会不了了之。’还说：‘公社实在要追查，到时大家轮流抄报纸，抄得厚厚的。’‘高！高！实在是高！’艺术家惟妙惟肖的表演把大家都逗笑了。
　　有幸被‘博士’言中，既没开会，也没写检查，公社也再没有追问。至于和东有的关系，慢慢地就像忘了一样，不敢说和好如初，至少见面都装着没事。后来听说，那天‘事件’传到大队，有架子背景的大队干部给公社汇报时夸大了事实。是老队长向公司某领导如实解释后，才有了上面的结果。
　　上川六队恢复了往日的平静。日子一天一天地过去，人们几乎已经将这件事淡忘了。突然有一天，大队传话说县知青办来人点名找我，麻利去。大家本已平静的心情又忐忑起来。我去的时候，我们几位老大姐千叮咛万嘱咐，生怕我再惹事。
　　我赶到大队部后，陪我去的哥们在外面等着。我直接进到屋里，那位大队干部见面后表情有些尴尬。招呼我坐下后，给我介绍屋里的其他人，没带眼镜的那个是县知青办派来的干部，带眼镜的那个是新华社陕西分社的记者。县知青办的干部让大队干部先出去，屋里就剩下我们三个人。
　　县知青办的干部先开的口，记得大意是：领导说这件事没什么，叫知青不要背思想包袱；还说领导说了，刷大标语和想动用基干民兵抓人的做法是非常错误的，已经严厉批评了；对这种做法造成的影响，代表县上和公社道歉等等。接着又说了，知青下乡劳动，同工不同酬的问题各地都有发生，上面很重视，目前正在调研，知道晁峪发生这种事情后，派他们来了解详细的情况和经过，并征求知青们的意见。交谈中，县上的干部很温和，一句批评我的话都没说，临了，还说知识青年同工同酬的问题，早就应该向他们知青办反映。那位新华分社的记者一直没说话，只是不停地在采访本上记录。据说不久就发了一个关于知青应该同工同酬的红头文件。
　　烟云散去，回队的路上，我和陪我一同去的哥们有说有笑，山路好像也变短了，很快就回到了柏树台。
　　县知青办是怎么知道的这件事，我当时不便问，成了我心中的一个谜。直到七八年以后我当了记者，一次偶然的机会，才弄明白了其中的原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