鉴古知今6阿富汗空中楼阁的现代化城市和工业

　　很多人在讨论阿富汗问题时，不可避免的提到王国时期，那时候的喀布尔一片繁荣，经济发达，妇女解放，城市现代，车水马龙，真可以和欧洲美国相媲美。
　　20 世纪 70 年代末，妇女在喀布尔参加集会
　　喀布尔街头场景，1979年
　　科学文化中心是苏联人民送给喀布尔的礼物
　　为什么那时候的喀布尔就有这样的景象？
　　一、虚假繁荣的城市现代化
　　当时繁荣、开放的景象一来局限于上流社会和城市精英，二来极度依赖美苏两大霸主的慷慨援助。位于亚洲心脏的阿富汗在地缘战略上相当重要，在19世纪英俄＂大博弈＂中便成为列强角逐之地，铁幕落下后，美国与苏联再次试图争夺这处十字路口——只是以和平的手段。
　　美国于1949年开始的＂第四点项目（Point Four Program）＂是冷战期间的首个列强援助，虽然援助金额只有约95万美元，但其专家团帮助建设了电力、煤矿、教育和公共卫生等基础设施。同一时期美国进出口银行还给阿富汗提供了2100万美元贷款。
　　紧接着苏联也不甘示弱，赫鲁晓夫于1955年亲自访问阿富汗，这一时期中苏决裂，苏联将大批原打算援助中国的资金拨给了对阿富汗的援助项目，接下来的十年间共给阿富汗提供了5亿美元贷款与1.5亿美元无偿援助，苏联工程师也修筑了输油管道和首都喀布尔的高速公路。
　　恐惧赫鲁晓夫的慷慨将让阿富汗彻底倒向莫斯科，美国在同一时期（1955-65年）又提供了5.5亿美元的援助。
　　对这个1965年时人口才刚接近一千万的小国，十年间两大超级大国的银弹攻势便已经相当于当时阿富汗一整年的国内生产总值，五十年代末到七十年代初外国援助长期构成阿政府开支的40%上下。
　　这一时期主政的首相穆罕默德·达乌德汉建立了＂指导经济＂的经济模式，通过中央政府的直接干预将巨额援助投资于国民经济，发起了一系列旨在建立现代工业和基础设施的工程。
　　然而，制定这些经济政策的统治精英大多是＂食利者＂而非＂收租者＂。
　　一项五十年代对阿富汗国民经济的研究指出，阿富汗的上层阶级往往＂从商业贸易、而非从矿产开采或土地所有权中获得收入＂。
　　由于阿富汗农村根深蒂固的部落土地所有制，地主多居于乡下的土地中，城市精英则由商人阶级构成，旅行商人（powindah）和其他从事移动性的经济活动的职业都拥有较高社会地位，而到现代国家逐渐形成时，行政官员又大都招募自这些原本的社会精英、尤其是城市精英。
　　如此形成的近代阿富汗的官僚阶级，与斯考切波研究的一般近代国家由地主阶级构成的官僚阶级大相径庭：后者会依旧眷恋土地贵族的农村利益而试图朝这一方向影响国家政策，但阿富汗负责国民经济的官员则会竭力将政府投资集中于城市。
　　本就向城市倾斜的发展政策，再加上地方部族对现代化的天然抵触，让大笔外国援助直接转化成了在大城市中拔地而起的王室控制的官办企业与电气等基础设施。
　　凭援助展开的大规模政府投资养肥了商人阶级的城市精英，又雇佣了大批城市平民、使其生活条件也迅速提高，而城市的医疗与教育也得到了重点建设。
　　这就形成了所谓＂黄金时代＂的美好画面：喀布尔的街头灯火通明，女性的时髦穿着与欧美相差无几，摇滚音乐同样流行于城市青年中；但与此同时阿富汗的农村依旧贫穷、传统而保守，只是繁荣景象中并不存在农村的戏份。
　　然而与此同时，美苏持续的慷慨援助又让城市经济，尤其是王室控制下、处于垄断地位的大企业无需考虑利润，仅依政府补贴过活即可。
　　以五十年代时贾拉拉巴德的制糖工业为例：阿富汗官员在建厂时只追求产能，但连当地能供给多少甘蔗原料都不知道，结果是该地制糖产能远超全省的甘蔗产量，全省一年产出的甘蔗竟只能供给工厂开工25天所需的原料。为了保证制糖厂的正常生产，官员们不得不想方设法在本省和周围省份收购甘蔗，但农村依旧保持着自给自足的农业经济，当地人有将甘蔗自行加工成粗黄糖（ghur）或直接食用的传统，政府收购价必须远高于市场价才能从农民手中买到甘蔗。如此，现代化的制糖厂反而成为了国民经济的负担，政府必须年复一年地投入大笔补贴，才能支付虚高的原料与雇员成本。
　　二、牢不可破的既得利益集团
　　这种赔本却坐享补贴的官办工业就像吸血的寄生虫，一旦扎根，便会试图榨取越来越多的养料。
　　即便这一时期查希尔国王正试图推动宪政改革，但其君主专权的地位并无动摇，经济政策并非由民选政府制定，而依旧由国王（及其任命的首相）所委派的技术官僚、所信赖的精英亲信们负责。于是，经济部门的技术官僚、享受投资红利的城市精英、从对外贸易中渔利的买办阶级以及受雇佣而摇身一变成了职工阶层的城市平民，都紧紧抱住外国援助的摇钱树不放，竭力影响经济政策的制定、将援助向大城市和官办工业倾斜，恶性循环形成了：低效腐败的官办工业催生既得利益集团，而既得利益集团又影响决策而将更多资源注入官办工业。
　　阿富汗的进出口贸易同样成为了超级大国扶持下的温室花朵：在农村的发展水平并无长足提升的情况下，阿富汗的粮食、设备和消费品愈发依赖外国供给；而阿富汗出口的水果、燃气、矿产等资源即便与国际上的同类商品并无比较优势，依旧会被一心争夺阿富汗的苏联等国高价进口。
　　这种扭曲的经济结构在1969-72年的饥荒中充分体现：以中西部的古尔省为中心的大片农村地区大范围歉收，据估计五十万灾民挨饿而死，上百万农民流入邻近的伊朗。但是这一时期的喀布尔、坎大哈等大城市完全没有出现灾荒的迹象，而阿富汗政府的官员们也没有及时上报灾情、更未及时作出反应。
　　这说明了两个问题：阿富汗的大城市此时已高度依赖外国进口的粮食，而与贫穷但自给自足的农村日益脱钩；阿富汗的官僚与买办阶级不仅在经济政策的制定上，就连当灾情来时也不顾农村人民的死活。
　　1973年，前首相穆罕默德·达乌德汉在苏联顾问训练的军官团的支持下，发动政变废黜国王，宣布建立阿富汗共和国。
　　野心勃勃的达乌德汉认为阿富汗的基础设施与工业已足以自力更生，试图摆脱苏联毫不遮掩的经济与政治渗透，陆续请离了苏联顾问和工程师们，制定＂七年计划＂以推进国家现代化，并同印度、伊朗和一些中东国家展开经济合作。
　　但这些新朋友们显然没有超级大国财大气粗，娇生惯养的阿富汗工业也无法适应平等互惠的正常经贸往来。
　　七年计划被证明失败：直到1978年被四月革命推翻前夕，达乌德汉的共和国在任何一个经济部门都没有实现当初计划的目标，与大国脱钩的阿富汗经济陷入停滞、反对势力滋长。
　　苏联入侵后，各地叛军和地方武装很快让苏联扶持的阿富汗民主共和国的实际控制区仅剩下几座大城市及周围地区。
　　慷慨的苏联人再次带来了巨额援助，但也只有大城市能从中受惠。在苏联受益的大规模国有化与指令式的计划经济之下，先前王室控制的官办工业摇身一变成了巨型国有企业，其吸血外国援助的本质却没什么改变。
　　为了稳定民心，苏联人还自作聪明地带来了与本国相同的职工福利体系，国企与政府雇员的家庭可以领取免费配给的面粉、食用油，甚至剃须刀片，到八十年代晚期约三十四万个家庭受惠于这种福利。
　　苏联入侵的十年间，阿富汗政府的开支翻了五倍有余，其中三分之一长期依赖苏联补贴，还有四分之一依赖苏联高价收购油气等出口商品。
　　官僚-买办-资本家的联盟一经形成，就难以从国民经济中彻底剔除了，更不必说他们还与同样依赖补贴生存的城市职工阶级的利益相同而非对立。
　　1996至2001年塔利班政权的掠夺经济也没能摧毁这个牢不可破的既得利益集团。
　　2002年美国扶持的新政府成立后，西方经济顾问们为振兴阿富汗经济开出了自由市场的药方，这部分也是由于苏东剧变的历史背景下西方对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信心空前高涨。
　　新政府的首要经济政策便是将昔日遗留的巨型国企全面私有化，但既得利益者们显然各有自己的想法：工商业与农业部门的中底层公务员（mamurin）消极抵制私有化与市场经济，甚至时常试图恢复福利体系，如今最大的电信运营商萨莱穆电信（Salaam Telecom）就是阿富汗工商部不顾西方顾问劝阻、自行其是新建的国有企业；而政治与社会精英们则发挥人脉，巧取豪夺了那些成功私有化的国企的资产，成为了石油、燃气、运输业等部门的寡头。
　　如此不伦不类的城市经济既无法实现自由市场设想的经济活力，也失去了旧日计划经济的充分就业。
　　但是在西方盟国源源不断的经济援助和贸易优惠下，结构性问题不仅被掩盖，甚至还在悄然加深着。西方经济学家将此概括为＂金主驱动型经济＂：欧美各国与国际组织年复一年地提供援助，一部分援助被阿政府的技术官僚截取转化为对内补贴，另一部分则滋养了买办和寡头及其私有产业，但无论私有还是国有产业的效益都极度堪忧。
　　欧美还将自由贸易政策强加于阿富汗，政府无法采取保护措施，本就缺乏竞争力的本国工业更加举步维艰，使其更依赖补贴、而国民经济则依赖进口。
　　2020年的进口总额高达出口总额的九倍，出口商品主要是水果、坚果、羊毛、宝石等原料，而进口商品却从粮食到石油制品、布匹等消费品到工业设备等生产资料无所不包。
　　这怎么也不像是一个近百年来各大金主源源不断的援助、漫长而投入巨量的工业化所建设出的国家：实际上，反倒是这百年来的娇生惯养，让附着于国民经济的既得利益集团根深蒂固、阻碍一切结构性变革，无论喀布尔上空飘扬着红旗还是星条旗。
　　2014年时，阿富汗43%的政府预算都依赖国际援助，还有25%来自进口关税，这就意味着一旦美国及其盟友从阿富汗逐步收缩并缩减援助，一切都会灰飞烟灭。
　　经历过战乱的上层阶级当然早就开始逃离这个国家，官僚--买办--资本家早早把子女送往欧美接受教育，自己也安排好后路，留在国内的只有自己吸食补贴的产业，一旦政局突变便可迅速卷款跑路。
　　真正依附于畸形的金主驱动型经济、却又只能在本国坐以待毙的，是在那些靠补贴提供良好待遇的大企业中工作的城市职工阶级，这个群体在美国对阿政府和大城市的军事保护下持续扩大，也有流入城市的农民加入，到如今至少有三四百万人的规模。
　　这便是为什么我们在视频中看到，许多蓄着大胡子、外貌与传统中东男性无异的男性居民，同样在喀布尔机场绝望地看着美国飞机离开——如果塔利班只是像一些人想象的那般只是保守反动，那此时焦急逃离的应当只是妇女儿童罢了；可实际上塔利班断掉的，还有那几百万城市居民百年以来仰赖国际援助和政府补贴的幸福生活。
　　如今阿富汗的局面在相当程度上当然是苏联与美国先后侵略的恶果。
　　但经济问题依旧是作为整体的阿富汗问题不容忽视的一个方面，因为从巴拉克宰王室试图将这个王国改造为现代的民族国家起，到如今塔利班第二次开进喀布尔为止的近一个世纪间，城市与农村、推动现代化的中央与维护传统的地方、坐享现代化红利的城市既得利益集团与封闭但自给自足的农民和地主，这些个经济上的对立就是贯穿阿富汗历史的线索，只是在不同时代、不同的政治与社会条件下以不同的面目、通过不同的行动者来呈现罢了。
　　什么时候也不要忘记一句话，那就是：
　　经济是基础，经济决定上层建筑。
　　自给自足的凋敝的农村经济，靠别国输血养活的城市和工业经济，构成了眼下阿富汗经济发展的二元对立。
　　落后的农业经济养不活阿富汗的3300万人民，没有苏联输血，就得找美国，没有了美国，就得找沙特或者巴基斯坦，问题是现在有一个国家愿意无偿地输血养活那么多阿富汗人吗？
　　阿富汗可不可以自立？它的资源，它的劳动力，能不能够让它在世界上找到一碗饭吃？
　　还是依然靠它独特的地理位置，胁迫别的国家出钱，使其不成为别人的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