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文有陶叔在的长青胡同

　　有陶叔在的长青胡同
　　住进长青胡同，第一印象就是陶叔家房后的三棵大杨树。胡同里住着四户人家，我家在最里边，居北朝南，陶叔家在胡同边上居南背北，因为陶叔家是三个闺女一个儿，家里的烟火气浓一些，日日进出便先于另两个都是儿子的人家亲近起来。
　　当时家里盖新房，余下了一些木头的边角废料只能截成烧柴用，于是冒失地去问陶叔家有没有电锯。陶婶儿没作声，直接引去问陶叔。陶叔像做了一个大决择，用非常郑重的口吻说，行，我借给你。感觉比较容易的、邻里之间借取之事在陶叔眼里好像不是这样。事后听说，陶叔家过日子，很像满清时期的国策：闭关自守，去陶叔家借东西，陶婶儿说了不算，得陶叔开口，难怪我去时，陶婶儿要领去见陶叔。
　　陶叔家的铁门构造是那种全封闭的，从外面看不到里边，一东一西的两所房子，后墙外面除了三棵大杨树，还有密密实实的榆树墙，即使冬天叶子掉光，仍然像墙一样杵在那里。因为外面看不到，便好奇陶叔家的日子是怎么过的。
　　陶叔家的三个女儿一个儿都是陶叔的兵，逢冬天买煤，陶叔全家出动，最小的女儿刚够一个小推车高，都参与劳动，在一帮大小不一的孩子口中，听不到抱怨。大女儿长得小巧，力气不小，独轮车推起来小跑，门口小山一样的煤堆，不肖个半小时，就被陶叔家的运输大军推运完毕。完事后，陶叔会将胡同的地面清理得干干净净。如果不是煤面染黑了地面，胡同里仿佛什么事都没有发生过。
　　一年四季，见陶叔最多的时间是在早上。天暖开始，我每天早晨早早出去晨练，但是，没有一次会早过陶叔。陶叔家的榆树墙天天修理，陶叔的眼睛尺子一般让榆树墙始终保持一个厚度和高度，这很难得。人睡树不睡，像成长中的小孩子，不知不觉都在长，陶叔就负责剪去那支拔出来的、绿莹莹的、毛绒绒的小须子。
　　陶叔操着那把大剪子，让有着三棵大杨树的长青胡同，又多出了一道耀眼的园林景观。秋天时，胡同里常引来一些小孩子，捡杨树掉下来的叶子。孩子们挑最大的叶子捡，去掉叶片，只留叶梗，取名宝坨，人手一把，蹲在树底下做游戏。两手揪住两端，和另一个同样动作的人互勒，断了为输。每日放学后，胡同里聚着一堆堆的孩子，本来勤快的陶叔直到叶子枯掉，不见孩子玩了，才清理干净。
　　我每日见到陶叔，也只是打声招呼，过于严肃的陶叔交流起来给人压迫感，以至于和陶叔做了十几年邻居，也没有真正地去过陶家的房子里坐一坐。我也习惯只存在于胡同里的陶叔，春夏秋剪榆树，冬天不是日日见，但是下雪的时候一定见。
　　胡同里的四户人家，下雪的时候不是家家有人出动，但是，陶叔是一定出来的。我晚上熬夜，早晨起不来。有时候打开院门，看见陶叔一个人干不好意思。每每陶叔都撵我，说他一个人干就行。几十米深的胡同，若是下了大雪，很费功夫，还不算力气。但是，陶叔不慌不忙，一板一眼地干，那情景，即使心里长了很多草，那一刻都会倒伏下去。
　　都说陶叔倔，我没领教过。陶叔的三个女儿一个儿，女儿不娇气，儿子不娇贵，出了家门个个都是过日子的料。陶叔的女儿们都像妈，个个漂亮，却长得玲珑，不过不影响她们在社会上求生存。陶叔退休之前在一家企业做保管，家里兼有副业，家道殷实，但是，孩子身上看不到奢华，后来有两个女儿街头摆地摊，着实让我唏嘘了一阵儿。陶婶儿是那种一辈子无主见的妈，家里的大权都在陶叔手上。陶婶儿好玩，四个孩子却无一个游手好闲，这和陶叔的家教有关。
　　一辈子活得像根棍儿似的陶叔也会生病，脑梗导致一侧的身体失灵，但是，不影响他修剪榆树，还是天天早起，还是登着凳子剪高处长出来的毛绒绒的小须子。冬天清雪，一只胳膊夹着雪锹照样干。我会让陶叔回去，我来干。可是这样说了，又怕陶叔伤心。他不想被看成是个废人。
　　陶叔三个女儿嫁人，儿子在外地，家里只有老俩口，但是，陶叔生病之后依然做着没生病之前的所有事，只是，密实的围墙不隔音，常常传出来他骂陶婶儿的声音。陶婶儿解释说，你陶叔不痛快，骂了就好了。
　　这样的陶叔我又习惯了几年之后，陶叔又病了，这次生病只给了他一个月的时间，胰腺癌，还是最重的那种，发现就是晚期了。陶叔没做任何的挣扎，理性地处理着后事，包括自己的病，不做任何的幻想。
　　陶叔是初春时离开的，户外还没有生机，出殡那天早晨还落了层清雪，在三个女儿的哭声里，陶叔从他的小王国里离开，经过三棵大杨树，榆树墙，车子驶出胡同，踏上了一条不归路。
　　多少年之后，我依然怀念陶叔活着的日子，一年四季陶叔都有让我想念的瞬间，尤其是在我的父母离开之后，陶叔相对于我更像一个父亲般的存在，这存在是只言片语，这存在是榆树上长出来的毛绒绒的小须子，是我心底里时时刻刻都应该剪去的悲伤，陶叔会在清晨的曙光中替我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