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三岔镇的一0二0事件

　　上世纪九十年代末发生在三岔镇的＂一0·二0＂事件，是指1998年10月20日、21日和22日这三天，因农民＂负担过重＂而导致的＂骚乱＂事件。当时，政府和公安部门没有公开定性为＂骚乱＂，却是按＂骚乱＂性质予以处置的。二十年后的今天，说起这段往事，依然有它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毛泽东主席曾说：＂错误和挫折使我们变得聪明起来了。＂＂三农＂问题要彻底解决，虽然还任重道远，但是只要我们与广大农民心连心，想农民之所想，急农民之所急，共同奋斗，不断总结经验，吸取教训，通过不懈的努力，党群干群关系就一定会融洽。
　　1998年10月22日凌晨一时许，熟睡中的我被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叫醒。简阳市委办公室的秘书通知我立即赶到市委会议室，参加紧急会议。我有一种不祥的预感。昨天下午，灌区要在种小春时放一次水，我主持召开灌区乡镇长和管理处有关干部会议。虽然当年的水费收得很差，但水利是农业的命脉，把水放好、管好，始终是我们的责任。就在下午会议结束前，突然接到市上通知，三岔方向参加会议的乡镇长不能返回去，要我们安排吃住。我问什么原因，得到的回答是当地的一些农民在兴隆等地砸警车、阻拦公共汽车和来往车辆，闹得十分厉害。于是我带领这些乡镇长前往市政府招待所。所长说，已无地方安排我们，住房和食堂要全部用来接待处理三岔突发事件的防暴警察。招待所正在做紧张的准备工作。我只好带着乡镇长到＂望江旅社＂安排吃住。
　　时间才过去几个小时，就接到了紧急会议的通知。好在住地距市委会议室仅一公里左右，十分钟便赶到了。参加会议的有在家市委常委，市政府、人大、政协的领导，市各部、委、局的主要负责同志。会议主持人是市委胡相全书记。
　　胡相全讲话的大意是：三岔的农民闹事，性质已经发生变化，他们的行动不是＂过激＂的问题。前天（即10月20日）他们纠集一伙人大闹镇政府，逼死干部吴文忠同志。事后他们又在兴隆场等地阻拦交通，砸烂警车和公交车，严重影响社会秩序和群众的正常生活，已经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问题的严重性已层层上报，问题的解决已得到省委领导的支持，要对三岔闹事的组织者采取行动。省上派防暴警察270人，加上简阳的政法系统干警150人，还有简阳市的干部100余人，将于今天早上六时从简阳出发，到三岔处理这次突发事件。省上的防暴警察和简阳政法系统的干警，由公安局长统一指挥。市上各部委局的干部分成若干组，分别由市委常委带队，三岔镇的干部编入各个工作组。每个村一个工作组，要下到每个社或街道社区做好群众工作。每个组都要召开全体社员大会，在家的农户必须参加，不得缺席。社员大会由镇干部主持，组长讲话，要讲清楚市上为什么要对带头闹事的人绳之以法、社员为什么要上交正常的负担、为什么不能以＂农民负担过重＂为借口而闹事。胡相全还讲了纪律，参加这次行动的时间为半个月，所有市级和部委局的干部中途不能借故离开，直到问题解决。下去的干部在三岔镇伙食团买饭就餐，除了22号到三岔是统一乘车外，交通工具由各组自行解决。要注意安全，不能直接与闹事的群众对峙。会议结束后，我被安排在农口这一块，由市委常委、副市长毛绍君带队，有人大、政协分管农口的领导参加，四名县级干部加上农林水的干部组成了一个工作组，于当天早上六时统一乘大巴车到三岔镇。
　　记得是两天前的10月20日，我在三岔镇办公室与镇党委书记研究工作，了解小春需水的情况，其间也谈到农民闹负担过重的问题。恰巧这时，鼓动农民闹事的廖超在分管农业的副镇长办公室纠缠。我跟书记说，我想见一见这位头头。书记立即叫廖超过来。此人五短身材，说话也有一些条理，对人显得客气。经书记介绍，我与他摆起了＂龙门阵＂。从摆谈中得知，他老家在柏树的辛家嘴，是倒插门到四耳凼村的。我问他为什么要聚众闹农民负担的问题，可不可以采取其他方式来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他表示无可奈何，说这个问题谈了几年了，毫无结果，有的地方农民负担还越来越重，只有集中大家的力量，才能引起上面的重视。我说镇上的书记都换了几届了，上面正想尽力处理此事。他说还是官官相护。他无兴趣再谈，借口＂有事＂起身走了。下午我在绛溪站谈小春放水的问题时，突然传来＂镇党委委员、武装部长吴文忠被农民追赶后跳楼摔死＂的消息。我赶到镇上后，围观的群众向我介绍了吴文忠摔死的经过。当天吴在兴隆场做群众工作，刚回到镇上就被一伙农民围住了，问了一些使吴难以解答的问题。吴分开人群向自己的办公室走，农民又赶了来，堵在门口。吴的办公室在进政府办公楼的二幢二楼左侧第三间。双方对峙了一阵，吴见脱不了身，打开屋后的窗门，从二楼上跳了下去，碰在花台上（我去看花台上还有血迹）。围攻的农民不肯罢休，又从二楼追赶下来，但二楼到屋后的花台还有一段距离。吴爬起来，向侧面居民楼的三楼跑去。居民楼住的是三岔法庭的职工。吴被接进去，房主随即把门关上，自己则下楼去了。围攻的农民不知吴的去向，四处寻找，乱哄哄的。过了一会儿，等围攻的农民散去，这位法庭干部上楼把门打开，吴已不在屋内，窗户开着，伸头往下看，吴瘫在桉树下。医院派人来把吴抬上担架，但见吴已脸色苍白，气息奄奄。由于桉树下是个坡，抬的人脚步不稳，又把吴摔在地下，使他第三次受伤。吴被送到区医院抢救，终因伤重，不久就离开了人世。吴文忠是转业军人，在部队当武警兵，退伍后曾在玉成乡担任武装部长，后到镇上工作。这样死去，令人痛心。
　　吴的死，并没有使围攻的农民止步，昨天，一辆从仁寿开往简阳的公安车被闹事的农民砸了，开往三岔的公共汽车也被砸了。事态进一步扩大和恶化。今天，在紧急乘车赶往三岔的路上，我才搞清楚此次行动的具体部署。一条线是外围，由简阳政法系统干警组成，在三岔四周——东至草池，南至镇金，西至新民与仁寿交界处，北至玉成，凡与三岔镇通行的道口，一律戒严。第二条线是省防暴警察，主要执行抓捕任务。等抓捕任务完成后，我们再进村开会做群众工作。当车辆开到四耳村口时，奉命停下，我们在车上听候下一步指示。防暴警察忙了起来，带上器械，手握盾牌，警犬开路，通讯车紧随。第一对象是抓廖超和苏凯夫。后来听通报说，当时没有抓住廖超，去抓苏凯夫也扑了空，还是警犬从屋后的柴禾堆中找到了他。后又对廖超、三村的汪树根和吴明英、福田乡的袁二嫂、玉成乡的方书兴进行抓捕。抓捕结束后，马上展开声势浩大的宣传工作。宣传车上的高音喇叭，不停地宣讲廖超、苏凯夫等人＂涉嫌违法的行为＂。宣讲历时半月之久，先是在三岔镇，后来在全市范围内展开。
　　宣传车开始巡回宣讲，我们后面的车辆得到指令，驶往三岔场镇，接受具体任务。我们组分配去花厂村，在三岔镇吃了午饭，我们几个人就分头行动，主要是召开镇村组织的＂群众大会＂。很多不乐意开会的群众，见当时那个态势，都不敢不来参加。会上我们讲了这次行动的目的，讲廖超、苏凯夫等人聚众闹事已违反了法律法规，要求群众不要向他们学习，发展生产才是第一要务；讲农民＂负担＂问题，按当时市政府发文的合理负担，该上交的要上交，该补交的要补交，暂时拿不出的，要说明情况约定时限上交；属于不合理的负担，待清理审查后不予上交。由镇上分管干部具体落实，每个社选二至三名德高望重的群众代表参与，工作组随时接待群众，负责按当时市以上制定的文件对群众提出的问题予以答复；凡是镇、村、社加码的＂负担＂一律取缔，等以后根据情况另行处理。就这样严格按上面的统一部置，我们来回跑，多方做工作，解决了部分疑难问题。而最难办的则是＂合作基金会问题＂，群众存入乡镇合作基金会的钱不仅利息不能兑现，连本金也取不了。流言四起，人心浮动，存款户意见很大。
　　＂合作基金会＂是二十世纪末出生在这块土地上的＂怪胎＂，相当于乡、镇上自己办的银行，存款户是农民或其他群众，利息超过一般银行的现行利率。由乡镇指派干部管理，监管单位为市上农经局。由于利率较高，群众愿意存入。但乡镇指派的干部一般都没有金融管理经验，放出去的贷款，没有精细的考察，很少作担保，逾期收不回来，不良贷款越积越多，加上乡、镇一级财力不济，很多开支都在合作基金会借钱，造成的缺口又无法填补，久而久之，缺口太大，入不敷出，致使相当部分乡镇的＂合作基金会＂关门停业，成了当时农村不稳定的一个重要因素。
　　那段时间，我参加了三次有关会议。第一次是10月24日简阳市委在兴隆召开的情况汇报会，由市委副书记卿见香主持。各组汇报的问题集中在合作基金会上，已超出了＂三岔事件＂的范围，但又亟待解决。卿副书记说：农民是从筷子尖上省下的钱，我们不能不负责。要做好群众的稳定工作，市委、政府和各乡镇要想尽各种办法，开门解决合作基金会农民的取款问题。会上另一个汇报比较集中的问题，是＂农民负担有加码＂。卿副书记坚定地说：凡是不合理的负担一律拿下，这个＂不合理＂指的是中央、省、市没有文件和上有文件而下有搭车加码的负担。第二次是一个星期后在市委会议室召开的汇报会，由市委书记主持。公安局负责人汇报了对闹事头头的抓捕情况，收审了廖超、苏凯夫、汪树根、吴明英、袁二嫂等人，对在逃的苏金常、曾化明、胡开培等人，已予以通报追捕；并对苏凯夫的情况作了说明。苏是三岔供销社的退休职工，七十二岁，参加工作前为当地农民，十分顽固，关押后绝食。第三次是半月过后，市委在市委会议室召开的汇报和情况通报会。各工作组汇报农民情绪已基本稳定，还留下的一些具体问题，各有关职能部门正在会同乡镇党委、政府处理。公安部门通报苏凯夫已死于狱中。总的情况是＂雨过风停＂，市委决定撤出工作组，人员回各自单位。
　　后来＂三岔事件＂逐级上报，直至中央。再后来，＂农民负担过重＂问题引起上级党委、政府重视，省委把三岔镇四耳凼村作为调查联系点，并为四耳凼村解决了许多具体问题。今天的三岔镇社会安定，经济发展很快，绝大多数农民过上了小康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