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公早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就去世了，那时他才六十岁。而今我已是六十好几的人了，每当想起他，总有无尽的思念。 我的父亲和母亲的结合，因是外公作主，所以对于他们后来的分离，外公深感内疚。他一再向母亲表白，本想让她嫁去享福，谁知反倒遭罪。他在母亲和父亲的关系万分紧张之际，毅然托人将母亲和我悄悄地接出奶奶家，义无反顾地收留了我们母子。外公的家并不宽绰，那座只有三间小屋的半边吊脚楼房，竟要容下我们母子、舅舅、姨娘和外公三代人。外公的家也不富裕，我们母子一去，外公的肩上就得扛着五张嘴巴。外公一再对母亲说，从今以后你不要再嫁人了，我们一家大小有盐同咸，无盐同淡，只管把孩子带好。现在孩子小，我们养他，等他长大了，有出息了，就指望他供我们。话虽如此，母亲心里总不踏实，一家几口人坐在青石板上，见天开门总少不了油、盐、柴、米，没有一定的收入，这日子实在难以对付。外公总是劝说母亲，干黄鳝（即蛇）光棒棒都能够找吃，一个人有脚有手咋会饿死？母亲对此深信不疑，因为她深知外公就是一个生活中的强人。我从母亲口中得知，外婆死的时候，她才十二岁，舅舅最小，只有三岁，是外公拖着他们姐弟三人，既当爹又当妈，既要照料儿女，又要下地种庄稼，只差没有把外公累垮。外公不甘忍受那种困苦，索性卖了房屋，退了佃耕的土地，举家来到这个江边小镇，凭着自己一双手，一混就是七八年光景。 外公身材魁梧，体格健壮，走起路来虎虎生风，说起话来声若洪钟。他不识字，做生意没有资本，干手艺没有专长，完全是捏着一双拳头找吃。在小镇上，他有一个＂米帮李大爷＂的雅号，然而他既非米帮中的要人，也非米帮中的绅良，只不过是米帮中一个受人尊重的下力人而已。他的工作就是为运粮船只过斗卸载：端起一只篾撮箕，从舱里撮起米粮倒进木制的斗里，然后用一把丁字形的木刮子，把斗面上垒起来的米粮刮平，旋即倒进麻布口袋，站在一旁的脚夫再将麻袋扛上岸。外公独自一人在船舱中周而复始地重复着几个简单的动作：端起撮箕弯下腰去撮米，直起身来将米倒进斗中，放下撮箕提起木刮子刮斗，放下刮子端起木斗往麻袋中倒米……一船米粮几千斤，从第一撮箕开始，直到扫清舱底，才有伸腰喘气的机会。有时江边粮船多，还得撮完一船又接着撮下一船，从东方发白干到日落黄昏。尽管外公的身板硬朗，我有时还是看到他用手捶背，同时发出呻吟。他干的活人称＂打斗载＂，别看又苦又累，在粮商中却备受关注。干打斗载的人，不仅要经得累，又要心灵手巧，还得正直公道。据说就在那撮米过斗之中竟有几分玄机：手脚麻利有损买方利益，手脚迟钝则对卖家有亏。就是使用斗刮子也有一定的讲究。那时粮食交易都以容器计量，所以对此尤为看重。正因如此，外公才会被大家尊称为米帮李大爷，船商粮商们常邀他去河坝街品茶饮酒，至于被船商粮商们正正规规的＂请客＂，也不是什么稀罕事。 外公非常疼爱我，总想带我去吃这类酒席，却又碍于面子，怕人闲话。后来他终于想出一个办法，告诉我某天中午或晚上，在哪家馆子有人请他喝酒，要我在适当的时候佯装去叫他回家吃饭，我便可以顺势上桌。这个＂适当时候＂由姨娘和舅舅掌握。为此，舅舅还常常事先走到河坝街去打探，远远看见外公他们已进入馆子，才回家叫我。每当我去叫外公时，作东的商家便会向外公问我是何人，一边赞扬我，一边又忙着给我见面礼，或是几枚铜钱，或是一块银圆，还会吩咐幺师添座，上杯筷。外公爱我可谓无微不至。我小时候老是尿床，差不多每天夜里都要尿湿被窝，都要惊醒外公。每到这时，他总会把我从睡梦中唤起，亲昵地在我屁股上拍两巴掌，然后把湿被窝换了，再让我睡下。为了治好我的这个毛病，好长一段时间，外公每天早晨都把我带到街上去吃一碗羊肉汤。 外公对我寄予厚望，想方设法送我念书，还教导我要好好用功，长大以后才有出路。＂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是他勉励我时最爱说的一句话。他说我的母亲命苦，不能嫁一夫靠一主，惟有指望我把书读出来，即使将来求不上一官半职，哪怕是当个教书先生，也好供养我的母亲。我进小学的第一期就受到学校的嘉奖，当我把喜报拿回家时，外公把我抱了又抱，亲了又亲，拿着喜报爱不释手，总想找个好地方张贴起来。他找来找去都不如意，最后索性把喜报张贴在香火旁边的空墙上，端端正正地并排在李氏堂神位的旁边，才算心满意足。 外公拖着一家人，过着粗茶淡饭的日子，一直熬到小镇解放。解放以后，小镇的米帮生意停顿了，外公的经济收入受到很大影响。好在姨娘一到成年便出嫁到河对门一家农户去了，舅舅后来又在镇上的碾米厂里做上了小工，家庭生活尚能勉强维持下去。直到我的父亲转业，带着母亲回到老家分得房屋田产，我还暂时在外公家里读书。那时外公身边只剩下三个人，他闲着没事干，就到小镇边的棺山上去，把那些荒芜的空地开垦出来，除掉杂草和瓦砾，种上粮食和蔬菜。为了解决种地所需的肥料，他还专门用竹料编箢篼，用竹片做夹子，一有空闲便四处转游去捡狗粪。那时小镇上狗多，都是敞养，狗粪随处可拾。外公叫我也捡狗粪，每天天刚麻麻亮就把我叫起床，规定我必须提上箢篼绕小镇转上一圈，才能回家吃饭，然后再去上学。他把我每天拾的狗粪倒在一个土坑里，待到每个星期六下午，满满地装上两箢篼，让我用一根结实的竹棍挑上，给母亲送去作肥料。随同一起挑去的，还有一个用皮纸封口，用麻绳缠牢，系在挑子一头的瓦罐，里面装着用藠头或冬菜等佐料做成的回锅肉，让我带回去和母亲一起享用。他说我母亲一个人在家，难得打一回牙祭，他这个当爹的不疼她，有谁会疼她呢？外公的勤劳换来了累累的硕果，他种出的红苕有人头般大，萝卜有脚杆般粗。一次星期六我回家时，外公没有要我挑狗粪，而是用一个扁背篼装了几个萝卜，要我给母亲背去。当然，背篼里也少不了一罐回锅肉。那年我不过十二岁，身体又很单薄，从小镇到老家十八里的田沟路，肩挑二三十斤重的狗粪尚且勉强能够应付，一旦背上那一背篼萝卜，便有力不胜任的感觉。路还未走到一半，就体力不支，开始还能走一里路歇一次脚，待到后来走几步又要歇下来。离家还有十多里远，如此下去何时才能到达呢？要是太阳落山都到不了家，在那漆黑的夜里怎能分辨东西南北？再想起小伙伴们讲的那些倒路鬼、拦路鬼、鸡脚神、吴二爷，不禁毛骨悚然。万般无奈，我终于做下了平生的第一件错事：从背篼里拿出两个萝卜，丢进路边的芭茅丛中。我心想，母亲又不知道外公给我的究竟是多少，只要减轻了重量，能赶在天黑前背到家中，总比自己在荒郊野地被拦路鬼拉去好得多。谁知此事后来还是让母亲知道了。那是外公到母亲那里说起萝卜的事，夸我居然把八个大萝卜背了那么远的路程，实在堪称中用。母亲当即诧异，明明只有六个萝卜，为什么外公说是八个？当她得到外公肯定的答复之后，便再没有说话。待我下次回家时，母亲一再追问我，还有两个萝卜哪里去了？是卖了钱还是在幺店子换东西吃了？我据实禀报，母亲却不依不饶，手持早已准备好的竹片，对我一顿暴打。母亲身世凄凉，性格急躁，遇事容易动怒，虽然过去也曾打我，但都没有这次打得重。后来，她说那不是单为两个萝卜，更主要的是怨我做事不老实，既辜负了外公的心意，又助长了我的坏习惯。对于母亲的教导，我唯唯诺诺，但想起自己当时不得已而为之的窘境，却又苦不堪言。 不久以后，我离开了外公，回到母亲身边继续念书。土改复查时，因为外公和舅舅住在街上无固定职业，便到姨娘乡下分地分房当农民。那些年，除了寒暑假我很难见到外公。不过，每次见到他时，我都觉得他始终是那么健壮，那么精神。每到农忙季节，他还来帮母亲种地。尤其在我念初中以后，外公更是常来我们家里，为的是多帮母亲做些事，为我腾出时间用功读书。特别忙的时候，每天早晨就来到我们家里干活，要到傍晚才摸黑往回赶，披星戴月，风雨无阻。在他的身上，总像有使不完的力气，耗不尽的精力。 我初中毕业时，给右派老师说了几句公道话，因而未能升学，一直无脸面见外公。我先在农业社里混了几个月，又去参加过大炼钢铁，随后便奉调外出工作。我出去工作走得很突然，下午高级社管委会发来通知，要我第二天早上八点钟前到县政府报到，误时后果自负。能够脱离农村，母亲和我都很高兴，赶紧收拾好被盖衣物，往县城赶路。上路时已近黄昏，离家十多里远的火车站晚上已经没有通向县城的班车，要赶上报到时间只得步行八十里东大路。母亲怕我一人夜间行路危险，便请了同房子一位比我年长的同宗作伴。我们二人走在去县城的路上，前几十里还兴致勃勃，有说有笑；随着体力的消耗，后几十里路就不那么轻松，只顾埋头赶路，谁也没有心思再说笑话。到了下半夜，我们竟在路上东摇西晃地扭来扭去，扭到路边踩虚了脚，或是猛地碰了头，才又清醒过来往前赶。走过一段路，上眼皮和下眼皮又打起架来，接着又是惊险动作。尽管磕磕绊绊，我们毕竟准时赶到了县城。找到县政府时，已有不少人聚集在大院里，等候用人单位的干部逐个面试。通过面试的人被分别安排乘坐火车或汽车，去各自的工作单位报到。我和另外两个人跟着一位干部上了火车，几个小时后到了专区所在的内江市，进了一个单位。从大门的吊牌上看，这是专区的一个局级机关。莫非就要在这里工作？我心中禁不住一阵窃喜。两天以后，我被具体分到计财科，果然坐进了机关的办公室。不久，局里又派我到省厅干训班接受培训，几个月后我就堂而皇之地取得了盖有专员公署钢印的工作证，成了名副其实的国家机关干部。这个意外的变化着实令我激动不已，不仅自己感到脸上有光，外公和母亲他们也会为之欣喜。我专门给外公写了一封情真意切的信，既给他以喜悦，也给他以宽慰，告诉他没有白养我，没有白疼我，我也没有辜负他的期望。写信是用的单位公用信笺，套上公用信封寄出去，想必外人也会刮目相看。外公请人写来回信，给我了一番夸奖和勉励。字里行间不难看出，外公对于我的前程，对于母亲的命运，大有如释重负之感。自那以后，我经常暗中鞭策自己，一定要刻苦钻研业务，努力工作，争取进步，创造美好前程。这一切不为别的，只为我那苦难深重的母亲，只为我那恩重如山的外公。 大跃进年代，一天等于二十年。机关工作每天都是争分夺秒。我从干训班回单位不久，便挑起了业务主办的重担，因此工作特别忙，时间特别紧。好多日子都是白天上班，晚上加班，把各县市的材料汇总，赶在规定的时间以前报给省上。日报、五日报、旬报、半月报、月报，不时还得根据地专领导的要求编制快报，真叫人应接不暇，难得睡上一个安稳觉。如此一来，给母亲和外公写信的次数便减少了，对于他们的详细情况也无从得知。一天，忽然接到母亲发来的加急电报，告知外公去世的噩耗。一阵愕然之后，禁不住悲从中来。我那一向身强力壮的外公，怎么说走就走了呢？我给单位请了假，匆匆登上火车，直奔外公家。 我赶到外公家时，外公的遗体已经落葬。舅舅对我说，大炼钢铁过后再也找不到木料做棺材，只好取下家中的两扇木板门，给外公做了一副＂火匣子＂，这才避免了让他的遗体一入土，就遭虫咬鼠啮的更为悲惨的下场。我在母亲、舅舅与姨父的带领下去到外公坟前，对着那一堆刚垒起的泥土跪了下去，顿时泪如雨下，泣不成声。我呜呜咽咽地诉说道：＂外公，外孙不孝啊，枉自你心痛我一辈子，没有享到我半点福就走了，外孙儿连终都没有给你送上呵……＂过了一阵，母亲把我拉了起来，舅舅和姨父向我细说了外公去世的经过。他们说，外公的死别说我这个当外孙的救不了，就是他们当儿子当女婿的也没有办法。他不是病死的，他是活活饿死的呀！像外公那样的体格，只要吃得饱，什么都能干。饿一两天还挺得过去，怎么经得住长期挨饿！今年天干，小春歉收，打的粮食只吃了一个月，强制性的公共食堂就揭不开锅了。开始他们还能去地里挖些野菜，后来大家都挖，野菜就难找了。实在想不到法，外公连枕头里装的谷壳都倒出来，用石磨磨细，拌着野菜一起吃。连吃几顿之后，肚子反而胀得难受，蹲在茅坑边半天都拉不出来，只得用手去抠，自己抠不出来，干脆叫姨娘用簪子帮着挑。姨娘那时也患了黄肿病，从脚一直肿到脸上，就在帮外公挑的当晚，她就先外公而去了。后来几天，外公精神失常，手里拿着我给他写的信四处乱走，逢人便说他要到外孙儿那里去，外孙儿在专区工作，一定会给他饱饭吃。舅舅和姨父草草埋过姨娘，又去照料外公。躺在床上的外公反复呼唤着我的名字，嘴里念念有词。念累了，才又迷迷糊糊地半睁半闭着眼睛。几天之后，外公的身体就明显消瘦了，宽大的脸上突现骨头和青筋，一双昏花的老眼闪着可怕的冷光，两片嘴唇吃力地嗫嚅着。舅舅问他有什么话说，他艰难地摇了摇头，几次张开嘴巴，最后使劲地喊了一声：＂哎哟，饿死人啦……＂头一偏，脚一伸，就此与世长辞了。 听到这一切，我心里万分难受。我也知道这两年生活紧张，就在机关里也有肿病发生。尽管我们每月只定量供应十九斤粮食，也时常感受到饿的滋味，但是怎么也不至于到饿死人的地步。如果饿死的不是我外公，如果不面对这堆刚垒起的黄土，不听亲人这字字血声声泪的讲述，终日坐在办公桌前，加班加点汇总统计大跃进神话数字的我，无论如何都不敢相信如此残酷的事实。 我久久地站在外公的坟前，反复回味着他老人家生前常说的一句话：干黄鳝光棒棒都能够找吃，一个有脚有手的人难道还会饿死不成！我在心里默默地祈祷： 外公，你安心地去吧，但愿你来生能够吃上饱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