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亚红特殊时期的沉痛（二）

　　县城解放前夕，社会动荡不安，让外公惶恐不安。恰逢母亲已到18岁适婚年龄，之前因为石家赛老（母亲名字里有个赛字）聪明伶俐早已出名，加之母亲模样出挑，求婚者虽不是门庭若市，但也不乏其人。睿智的外公却没有看家境选婿，而是相中了在一家店铺学徒的穷小伙子，也就是我的父亲。也许是时局的动荡让外公没有安全感，亦或是觉得父亲的诚实可靠，更或是冥冥中外公觉得自己的时日不多（这是我根据后来发生的事妄加断言的），就在母亲19岁这一年，就算有千般不愿，万般不舍，还是毅然匆匆将母亲嫁给了一贫如洗的父亲。那时父亲与他的母亲我的祖母相依为命。家境用一贫如洗来形容，真的丝毫没带一点夸张的成分。家里什么都没有，婚床是借的，桌椅是借的。也许是成家让父亲感到了肩上的责任，父亲参加了革命工作。那时的干部能上能下，在县人委（现在的县政府）工作的父亲，第一站被下派到孔垅区。母亲也就夫唱妇随跟随父亲离开了生活十几年的县城，来到了陌生的孔垅镇。之后的30几年，父亲辗转了全县的各个乡镇，母亲却一直在孔垅这个地方扎根了下来。随着第一个孩子的出生，原本以为日子就这样安宁祥和的往前过。不料，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1951年外公突然丢下外婆以及四个年幼的孩子撒手人寰。外公是疼爱母亲的，临终交代外婆：天气寒冷，大女有小孩，离的那么远，就暂时不要告诉她。然而当母亲知道这一噩耗时，那种伤心欲绝，在多年后我终于有了深切体会。我不知道是什么支撑着母亲，背着不满周岁的女儿，奔走在孔垅至城关的路上。五十多里路程，那时候没有车，全靠双脚一步一步的走下去。可想而知，那时母亲该是如何的心力交瘁。1951年对于母亲来说应该是黑色的年份。福无双至祸不单行，同年，母亲的第一个孩子，那个尚未满周岁的我的大姐不幸夭折。这双重的打击，我想该是致命的。无助的母亲是否欲哭无泪、是否怨天尤人？我不得而知。然而老天对母亲的折磨并没有就此打住，灾难并没有结束。时隔不久，母亲最小的妹妹也追随外公而去。我不知道在短短的一年内同时遭受了丧父、丧女、丧妹的三重打击之后，母亲是怎样挺过来了。在后来的日子，每每提及此事，我总会钦佩母亲的坚强，母亲总会双眼带雾地回应我：不坚强行吗？外婆那时虽37岁，但毕竟是生在旧社会的女人，没有主见，那时候你姨才十岁，大舅才七岁，小舅才五岁，这边奶奶眼睛不好，我倒了，两家都会乱套，日子就没法过了，现实迫使我必须坚强。这样的回答让我始料不及，总以为母亲是强大的，殊不知母亲那时也才20岁，相对现在的孩子来说，20岁还在父母身边撒娇的年龄，这样年龄的母亲却要挑起两个家庭的重担。想到这一切，我不禁一阵莫名的心痛。
　　时间是最好的疗伤良药。两个家庭的责任，也不容许母亲用过多的时间去暗自神伤。随着我们姊妹五个的相继出生，母亲如一头老牛，不断负重前行。白天在居委会做工，晚上还要为我们姊妹五个的衣服鞋帽忙到深更半夜。母亲心灵手巧，做出的鞋子穿在脚上既舒适又美观。记得那个时候，很多阿姨都找母亲讨要鞋样子。日子虽然清苦，但看着孩子们一天天的长大，心里倍感欣慰。是金子总会发光，也许母亲在居委会工作中的出色表现，让孔垅镇的镇委慧眼识金。在那个镇办企业还很红火的年代，母亲出任过多个镇办企业的厂长或负责人，不管是绳索厂还是畜牧厂，不管是交易所还是小吃部，母亲都极尽其能的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和过人的魄力和胆识，把一个个走下坡路的企业扭亏为盈。记得母亲工作的最后一站是竹器社，说通俗点就是篾匠社，一群把竹子做成提篮，筲箕，箩、竹床等日用品的手艺人，又是一群大老爷们，用他们自己的话说，是一群大老粗。一开始母亲上任时，都是一副不服气的态度，极难管理。母亲的多年的工作经验让她明白，要想管人，必须让人服你。母亲在不动声色的了解了各人的习性之后，还偷偷在家学习篾器手艺。记得那段时间，母亲的手总被竹子刮的伤痕累累。然后跟各个员工交心谈心，在一次批评一个大刺头不节约用料的时候，那刺头因着母亲不会篾器，顶了一句：你多能，你来。别的员工也瞎起哄的坐在旁边看笑话。母亲坐下来，拿着他编了一半的提篮不紧不慢的编了起来，随着他的嘴巴越张越大，提篮在母亲手上逐渐成型，当提篮收边后，那刺头不自觉的竖起了大拇指说：老石啊，我服了你，是我不对，总觉得你一个女人管着我们一群男人，感觉我们几丢脸，你是巾帼不让须眉啊。自那之后他成了母亲管理上的得力助手。就这样母亲用她的人格赢得了所有人的尊重。
　　作者：唐亚红供职于黄梅县图书馆黄梅曹锦军围炉执行主编黄冈市作协会员《大美黄梅》编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