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在低处，心往宽处

　　人在低处，应该是世界上绝大多数人的生存状态，也应该是每一个理性人努力追求的生活姿态。
　　人与人有差异，家庭与家庭有区别，这是人类社会的固有形态，是一个人一出生就必须面对的生存状态。从社会学的角度来讲，＂人，生而平等＂无疑是一个伪命题。在共产主义到来之前，社会分工有层级，财富分配有多寡，这既是现实，也是必然。从人数比例来说，层级在最底层的必定是大多数，人均财富占有量不及平均数的也肯定是大多数，这种金字塔型的社会结构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长期的客观存在。这两种＂大多数＂归入＂人在低处＂，应该是没有什么疑问的。如果某些人不介意的话，＂人在低处＂还应该是相对的。层级低的相对于上一层级或上上层级，层级低的是＂人在低处＂。财富少的相对于财富多的，比如百万富翁相对于千万富翁、亿万富翁而言，百万富翁是＂人在低处＂。
　　人在低处，这其中肯定包括我，也应该囊括千千万万的你和他。一个人如果能够明白和接受这个现实，就会少了许多不必要的焦虑与困惑，而相应地多了很多的平和与坦然。如此，上级就没必要在下级面前盛气凌人，下级也没必要在上级面前卑躬屈膝；大老板就没必要在小老板面前趾高气扬，小老板更没必要在大老板面前低三下四。＂人在低处＂的普遍性和相对性告诉我们，一个人真的没有必要在上级或富人面前一副腔调，而转身面对下级或弱者却又是另一种嘴脸。诚如，一个讨饭讨得多的乞丐又何必去嘲笑暂时还空着碗的叫化子？一个昨天也受过批评的人又何苦去笑话此时正在挨骂的同僚呢？
　　人在低处，是社会固态，更是人生常态。其实，人在低处并非一无是处，低处有低处的风景，低处有低处的温馨。开心不在层级高。层级低的不一定比层级高的烦恼。高一层级，就多一份责任，自然也就多一重压力。幸福未必因为钱多。钱多的不一定比钱少的幸福指数高，有钱人的心酸也常常无处诉说。
　　下班归来，三两谷烧，一碟花生两盘时蔬或小炒，自斟自饮，悠然自得，这是普通人的生活。饭后，携妻带儿，散散步，遛遛狗，一觉到天亮，这是普通人的日常。而层级高的，他们可能吃餐饭，手机铃声都要像背景音乐似地响个不停，甚至于饭后陪家人散散步都几乎成了一种奢侈。上班了，层级高的整日里除了规划这、计划那，还有开不完的会、解决不完的难题，精神难得放松一下，而普通人则只要做好自己手头上的工作就可以了。放假了，普通人尽可以带着妻儿去外面转转，看看父母，会会朋友；或在家附近喝喝茶，打打牌，逛逛街；或哪儿也不去，宅家＂葛优躺＂，玩玩手机，睡睡懒觉。而层级高的此时却往往不得不在单位值班加班，或在外面硬着头皮拜访客户，洽谈项目。即使在最基层的乡村，有时大年三十，村民们正在幸福地吃着团圆饭，而乡干部、村干部们却不得不冒着生命危险灰头土脸地在山上扑灭着不知哪位村民不慎引燃的山火。
　　人在低处，应该成为文明社会每一个人的自觉追求。一个生命个体可以行走在高处，但一个人的心却应该适当地停留在低处。
　　平日里，老百姓习惯将那些不靠谱的专家戏称为＂砖家＂。这些专家时不时地抛出一些匪夷所思的所谓的研究成果或政策建议，在稍有些生活常识或社会经验的人看来都是荒唐可笑的，而很多时候这些专家却不自知。是这些专家的智商出了问题吗？还是他们只是想逗大家开心？我想，应该都不是。问题就出在，这些专家＂人在高处＂，脱离百姓，不接地气，他们的心与老百姓的心不在同一个气场。这些专家没有＂人在低处＂，其研究结论或提出的建议悬于空幻或成为笑谈，就一点也不奇怪了。
　　＂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古之士大夫历来注重和忧虑上层统治者＂人在低处＂的问题。今天，领导干部＂人在低处＂的问题同样为党和政府所高度重视。我想，领导干部＂人在低处＂，并不是要领导干部天天与老百娃呆在一起，而是他们的心应该经常放在低处，要与百姓的心保持互通。这样，他们在制定政策作出决策时，才会自觉地既参考专家的建议，更倾听基层干部和底层百姓的呼声。＂人在低处＂，就是要忧其民，知其民，为其民。
　　＂钱不应当是生命的目的，它只是生活的工具＂。每一个财富的拥有者，都应该明白一个道理：财富来源于社会，最终也必将回归于社会。财富拥有者也应该财德配位，做到＂人在低处＂。越是富有越不应该被金钱所奴役，尤其不能因为金钱而与普通百姓相隔阂，甚至成为对立面。人可以躺在财富之上，但心却应该与社会大众同呼吸。＂人在低处＂，就是要懂得回报社会，善待周围，体恤员工。
　　＂同情，使软弱的人觉得这个世界温柔；使坚强的人觉得这个世界高尚＂。人有同情心，原本是人区别于动物的重要标识之一，只是有些人往往忘记了人的来处。一个人只有真正做到＂人在低处＂，其同情心才会有温度。在现代社会里，每一个人都应该把心放在低处。＂人在低处＂，就是要心存善念，包容感恩生命中遇到的每一个人；心存怜悯，关心尊重生活中相对弱势的群体；心存正气，体谅理解成功者的付出与艰辛。
　　人在低处，心近江湖更润目，脚沾泥土更稳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