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制度设计应对智能时代主体性危机

　　自18世纪蒸汽机的发明开始，历次工业革命催生了电力化、信息通讯技术以及人工智能的发展，每一次技术更迭都会引发人们对就业市场的忧思。工业化进程带来了人口的迁徙和身份的转变，人工智能作为后工业化时代的颠覆性、革命性技术，不仅重构了人的生存环境和生活条件，而且正在改变着＂人＂本身。智能时代的工业革命与历次工业革命相比，对劳动力市场产生了哪些影响，法律制度又该如何防止受到技术冲击的劳动者沦为科技的牺牲者，均是绕不过去的时代命题。
　　人工智能引发＂人＂的主体性危机
　　随着智能技术的崛起，劳动力市场的发展轨迹将发生根本性转变，机器从生产客体逐渐变为劳动主体，瓦解着劳动者的主体地位。针对可能发生的技术性失业及社会问题，提供有效救济方案的前提则是充分把握哪些行业将受到冲击，以及何种职业特质的人群可能跌入＂无用阶层＂。
　　一、低端技术能力劳动者将被人工智能取代
　　技术含量较低的体力劳动及重复性较强的工作主要集中于制造业，当企业致力于打造＂无人车间＂时，诸多车间工人将被取代。目前，特斯拉生产线基本实现了无人智能生产；国内企业如美团、京东等企业也进入到无人配送试验阶段。智能时代的企业主没有理由不选择机器替代人力劳动，以此节约成本、提升生产能力。正如奥特尔（Autor）所言，技术进步会把一些人甩在后面，没有什么比只有普通技术和能力的工人更糟糕的了。
　　二、从事程序性强、标准程度高的工作者面临较高的替代风险
　　机器换人除了体现在流水线上的简单体力劳动，一些复杂的脑力劳动者所从事的工作，诸如信息摄取、数据分类等都将被人工智能替代。牛津大学学者题为《就业的未来》（The Future of Employment）报告指出，到2033年，服务员及律师助理被取代的可能性为94%，公交车司机被取代的可能性为89%。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进一步成熟，更多的中等技能劳动者，如从事翻译员、律师、金融分析师等便于自动化的职业的劳动者，均面临较高被替代风险。
　　三、受教育水平低、无法与AI形成人机互动的人群也将被淘汰
　　面对基础技能不扎实、受教育水平低的劳动者，企业没有动力也不愿花费财力引导他们进行工作转换。劳动者通过培训重新进入就业市场获得比较优势的阻力较大。当前，一些岗位要求与人工智能协同，如金融从业者必须熟悉机器的学习能力，辨别其数据预测的真实性，为投资者提供精准化的服务。在弱人工智能向强人工智能的转轨过程中，人机协同将成为未来一段时期的常态，无法与AI形成人机互动的劳动者以及经教育培训仍不能胜任的人群将被淘汰。
　　法律制度的应对失效与调整
　　一、相关法律的应对不足
　　当人工智能进一步深化，将会爆发更广泛的换人危机，技术性失业人群的激增不仅使得失业者本身面临生存危机，对现行法律工具箱的应急能力也是一场大考。当大部分人落入＂无用阶层＂，相关法律制度能否应对社会现实问题，将成为未来社会治理的核心议题。
　　一方面，现有劳动法在应对＂机器换人＂时，无法处理技术性失业问题，亦无法阻止＂良好中层＂跌入＂无用阶层＂。这些原本属于传统劳动力市场结构中的＂中层阶级＂，是实现社会底层向上层流动的动力，良好中层的丧失，阻碍了社会阶层间的正常流动。对于被分化的劳动力市场而言，劳动法中的解雇保护制度的空间有限，尽管雇主会为换人计划支付一定的补偿金，但＂无用阶层＂面临的是生存问题，微薄的补偿不过是杯水车薪，现有的失业保险待遇也无法覆盖大规模、长期性风险，如何安置技术变革中牺牲的群体成为更加突出的问题。
　　另一方面，技术换人导致绝大多数社会成员落入＂无用阶层＂，依托劳动关系而建立的传统社会保险制度难以为众多＂永久性失业者＂有效托底。AI时代，人工智能将迸发出巨大的生产力，形成丰富的物质条件，大部分人＂通过劳动创造财富＂的假设条件不再成立，在强劲的换人危机下，政府应当给予个人更为全面的福利待遇，不仅是停留于物质生存保障，还应当注重精神层面的富足。
　　二、应对智能时代主体性危机的调整之策
　　1.宪法促进教育与培训对接的具体化。为因应技术发展导致的失业人数激增、创新人才缺口增大的挑战，仅要求劳动者提高个人职业能力并不足以解决问题，国家应在立法以及政策引导层面上，承担更多的教育培训责任。我国《宪法》第46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受教育的权利和义务＂，第42条第4款规定＂国家对就业前的公民进行必要的劳动就业训练＂。可见，对公民提供必要的教育与职业培训，是人权以及宪法层面的要求。
　　从制度设计角度来看，未来国家不仅应当将更多的资源投入到职业教育当中，而且有必要建立国家与企业联合的职业教育培训机制，并为个人提供更多自主学习的资源与平台。应建立现代化的教育体系，既要注重教育的参与性、公益性和社会成效，又要形成与社会生产力发展相配套的教育体系。同时，AI时代应当加强职业再培训，为中低技能劳动者重返职场创造条件。在由弱人工智能向强人工智能转换的过程中，培训主体、对象、内容及方式等方面均与以往不同，未来应推进各方面的协同发展，从整体上提升岗后职业培训水平，稳固劳动者的职业生涯。（社会科学报社融媒体＂思想工坊＂出品 全文见社会科学报及官方网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