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先生在回复北京大学学生＂冬芬＂有关文艺与革命的来信中，对于中国文艺批评界的标准问题，这样说道： ＂就耳目所及，只觉得各专家所用的尺度非常多，有英国美国尺，有德国尺，有俄国尺，有日本尺，自然又有中国尺，或者兼用各种尺。＂ 任何的文艺批评，都是要有个标准的，也就是说要有一把尺子，不然是没法对文艺作品进行评判的，而选择不同的尺子，所评判的结论的是天壤之别的。 毛主席是非常重视文艺的，年纪很小的时候说感慨＂安得国人有大哲学革命家，大伦理革命家，如俄之托尔斯泰其人，以洗涤国民之旧思想，开发其新思想。＂在陕西保安县成立＂中国文艺协会＂的时候，他讲话说＂现在我们不但要武的，我们也要文的了，我们要文武双全。＂在对陕甘宁边区文化教育问题讲话时说＂文化是不可少的，任何社会没有文化就建设不起来。＂ 毛主席重视文艺工作，因此他也非常重视文艺批评工作，他选择的文艺批评的＂尺度＂是什么呢？ 1938年4月28日，毛主席在鲁迅艺术学院发表讲话，对艺术应持什么观点这个问题，他指出徐志摩的艺术至上主义是一种艺术上的唯心主义，＂诗要如银针之响于幽谷＂，银针在幽谷中怎样响法？这是徐志摩所代表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是鲁迅先生所代表的马克思主义艺术论者，对于马克思主义艺术论，毛主席列举了它的一些典型特点： ＂一种艺术作品如果只是单纯地记述现状，而没有对将来的理想的追求，就不能鼓舞人们前进。在现状中看出缺点，同时看出将来的光明和希望，这才是革命的精神，马克思主义者必须有这样的精神。＂ ＂艺术上每一派都有自己的阶级立场，我们是站在无产阶级劳苦大众方面的。＂ ＂不但要为民主共和国，还要有实现社会主义以至共产主义的理想。 没有这种伟大的理想， 是不能成为伟大的艺术家的。＂ 1942年5月，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讲话，确立了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革命文艺的基本原则、方针、目的和方向，他说： ＂我们的文艺，第一是为工人的，这是领导革命的阶级。第二是为农民的，他们是革命中最广大最坚决的同盟军。第三是为武装起来了的工人农民即八路军、新四军和其他人民武装队伍的，这是革命战争的主力。第四是为城市小资产阶级劳动群众和知识分子的，他们也是革命的同盟者，他们是能够长期地和我们合作的。这四种人，就是中华民族的最大部分，就是最广大的人民大众。＂ 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毛主席对文艺界的主要斗争方法之一：文艺批评，提出了基本的标准，确定了所要选择的＂尺度＂。他指出： ＂文艺批评有两个标准，一个是政治标准，一个是艺术标准。按照政治标准来说，一切利于抗日和团结的，鼓励群众同心同德的，反对倒退、促成进步的东西，便都是好的；而一切不利于抗日和团结的，鼓动群众离心离德的，反对进步、拉着人们倒退的东西，便都是坏的。……按着艺术标准来说，一切艺术性较高的，是好的，或较好的；艺术性较低的，则是坏的，或较坏的。＂ 毛主席分析了政治标准与艺术标准的关系和地位，指出＂任何阶级社会中的任何阶级，总是以政治标准放在第一位，以艺术标准放在第二位的。＂对于过去时代的文艺作品，＂首先检查它们对待人民的态度如何，在历史上有无进步意义，而分别采取不同态度。有些政治上根本反动的东西，也可能有某种艺术性。内容愈反动的作品而又愈带艺术性，就愈能毒害人民，就愈应该排斥。＂＂我们的要求则是政治和艺术的统一，内容和形式的统一，革命的政治内容和尽可能完美的艺术形式的统一。＂ 毛主席还批驳了文艺创作中存在的一些不良和错误倾向，例如＂人性论＂，毛主席指出＂在阶级社会里就是只有带着阶级性的人性，而没有什么超阶级的人性＂；例如＂文艺的基本出发点是爱，是人类之爱＂，毛主席指出＂所谓‘人类之爱’，自从人类分化成为阶级以后，就没有过这种统一的爱＂；例如＂作品就只是暴露黑暗＂，毛主席指出＂一切危害人民群众的黑暗势力必须暴露之，一切人民群众的革命斗争必须歌颂之，这就是革命文艺家的基本任务＂；例如＂我是不歌功颂德的，歌颂光明者其作品未必伟大，刻画黑暗者其作品未必渺小＂，毛主席指出＂小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者，当然不愿意歌颂革命人民的功德，鼓舞革命人民的斗争勇气和胜利信心。这样的人不过是革命队伍中的蠹虫＂；例如＂效果问题不是立场问题＂，毛主席指出＂一个人做事只凭动机，不问效果，等于一个医生只顾开药方，病人吃死了多少他是不管的。……试问这种立场也是正确的吗？这样的心，也是好的吗？＂ 延安文艺座谈会，毛主席为革命文艺和文艺批评制定了＂中国标准＂，这个标准是过去从来没有过的，是划时代的，其意义在于它颠覆过去文艺为压迫者服务的历史铁律，改天换地了，改为受压迫者服务了。 1944年1月9日，毛主席看了中央党校编排的历史题材平剧《逼上梁山》后，给编导杨绍萱、齐燕铭写信，对他们及演员们的工作表示感谢，他在信中写道： ＂历史是人民创造的，但在旧戏舞台上（在一切离开人民的旧文学旧艺术上）人民却成了渣滓，由老爷太太少爷小姐们统治着舞台，这种历史的颠倒，现在由你们再颠倒过来，恢复了历史的面目，从此旧剧开了新生面，所以值得庆贺。＂ 1944年3月22日，毛主席在陕甘宁边区文化教育问题讲话中讲了一个故事，他说在吴起镇演出秧歌《赵富贵》、《张治国》后，警三旅有一个士兵把自己的手捆起来，跑到连长那里请求处罚。为什么要请求处罚？因为这个战士组织几个人开小差，还在棉衣里缝了不少法币以备逃跑之用，看了秧歌后受到了教育，认识到了错误，所以就交待了。毛主席感触地说： ＂这就是我们的文化的力量。早几年那种大戏、小说，为什么不能发生这样的力量呢？因为它没有反映边区的政治、经济。过去，成百成千的文学家、艺术家、文化人脱离群众。开了文艺座谈会以后，去年搞了一年，他们慢慢地摸到了边，一经摸到了边，就受到广大群众的欢迎。所谓摸到了边，就是反映了群众的生活，真正地反映了边区的政治、经济，这就能够起指导作用。＂ 1944年6月30日，《解放日报》发表了作家丁玲写的《 田保霖》和欧阳山写的《活在新社会里》两篇介绍合作社劳动模范的作品，毛主席连夜读完，天都快亮了，他提笔给两位作者写了一封信，信中说： ＂你们的文章引得我在洗澡后睡觉前一口气读完， 我替中国人民庆祝，替你们两位的新写作作风庆祝！合作社会议要我讲一次话，毫无材料，不知从何讲起。除了谢谢你们的文章之外， 我还想多知道一点，如果可能的话，今天下午或傍晚拟请你们来我处一叙，不知是否可以？＂ 1945年4月24日，毛主席在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作口头政治报告，谈到延安整风时，他说： ＂艺术家和作家，对文艺座谈会这样的方法也赞成，从前他们不知道怎样做，我们党给他们指出方针，向他们进行教育工作，不是命令主义，而是逐渐使他们自觉，这就很有成效。＂ 毛主席为文艺工作指明的方向，深刻地影响着革命的文艺工作者们，他们纷纷投身到火热的现实生活中，把自己的感情、思想、意志与工农兵大众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成长为人民的艺术家，创作出一大批反映社会历史激荡的、为人民群众喜爱的文艺作品，象周扬、何其芳、陈荒煤、严文井、周立波、贺绿汀、华君武、穆青、贺敬之、赵树理……一个个名字灿若星辰。 新中国成立以后，由于非无产阶级思想的长期存在，在文艺这一条战线上，依然存在着文艺为什么人的问题，存在着文艺批评＂尺度＂的问题。 1956年5月2日，毛主席主持召开最高国务会议第七次会议，关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文艺及学术政策问题，他说： ＂在艺术方面的百花齐放的方针，学术方面的百家争鸣的方针，是有必要的。百花齐放是文艺界提出的，后来有人要我写几个字，我就写了‘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现在春天来了嘛，一百种花都让它开放，不要只让几种花开放，还有几种花不让它开放，这就叫百花齐放。＂ 1957年1月27日，毛主席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发表讲话，对于＂百共齐放、百家争鸣＂中存在的香花与毒草问题的辩证关系，他说： ＂在我们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里，当然不能让毒草到处泛滥。无论在党内，还是在思想界、文艺界，主要的和占统治地位的，必须力争是香花，是马克思主义。毒草，非马克思主义和反马克思主义的东西，只能处在被统治的地位。在一定的意义上，这可以比作原子里面的原子核和电子的关系。一个原子分两部分，一部分叫原子核，一部分叫电子。原子核很小，可是很重。 电子很轻，一个电子大约只有最轻的原子核的一千八百分之一。 原子核也是可以分割的，不过结合得比较牢固。电子可有些‘自由主义’了，可以跑掉几个，又来几个。原子核和电子的关系，也是对立统一，有主有次。从这样的观点看来，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就是有益无害的了。＂ 1957年2月16日，毛主席召集中央各报刊、中国作家协会、中国科学院和青年团的负责人开会，讨论文艺思想问题，他指出文艺批评中要坚持又批评又帮助的态度，把人＂一脚踢倒＂是国民党的作风，要警惕＂简单化＂，他说： ＂我们的危险就在革命成功了，四方无事，天下太平了。只允许香花，不允许毒草，这种观念是不对的。香花是从同毒草作斗争中出来的。香花与毒草齐放，‘落霞与孤莺齐飞’。＂ 1957年3月8日，毛主席召集文艺界座谈会，对于想放而不敢放，想鸣而不敢鸣的现象，他说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是不怕什么的，鲁迅如果在世，＂他一定有话讲，他一定会讲的，而且是很勇敢的＂，对文艺批评问题，他说： ＂有些批评粗暴得很。现在文艺批评可以说有三类:一类是抓到痒处，不是教条的，有帮助的；一类是隔靴搔痒，空空泛泛，从中得不到帮助的，写了等于不写；一类是教条的，粗暴的，一棍子打死人，妨碍文艺批评开展的。要批评一个人的文章，最好眼被批评人谈一谈，把文章给他看一看，批评的目的，是要帮助被批评的人。可以提倡这种风气。＂ 关于继承文化遗产问题，他说： ＂我并不赞成牛鬼蛇神，可以让它演出来，批评一下。文化遗产中有许多毒素和糟柏呢!对一些传统剧目过去我们禁了几年，别人有些反感，现在开放了，也可以批评，但批评要说理。放一下就大惊小怪，这是不相信人民，不相信人民有鉴别的力量。＂ 1957年3月10日，毛主席同新闻出版界代表谈话，针对＂有些文学家十分不喜欢马克思主义这个东西，说有了它，小说就不好写了＂的问题，毛主席拿鲁迅来加以说明，他说： ＂有人问，鲁迅现在活着会怎么样？我看鲁迅活着，他敢写也不敢写。在不正常的空气下面，他也会不写的，但更多的可能是会写。俗话说得好：‘ 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 鲁迅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是彻底的唯物论者。 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彻底的唯物论者，是无所畏惧的，所以他会写。现在有些作家不敢写，有两种情况：一种情况，是我们没有为他们创造敢写的环境，他们怕挨整；还有一种情况，就是他们本身唯物论没有学通。是彻底的唯物论者就敢写。鲁迅的时代，挨整 就是坐班房和杀头，但是鲁迅也不怕。＂ 进入六十年代之后，毛主席多次对文艺战线不反映工农兵的现象进行了很严厉的批评。1963年12月12日，他在《文艺情况汇报》刊载的《柯庆施同志抓曲艺工作》一文上批示说： ＂不能低估电影、新诗、民歌、美术、小说的成绩，但其中的问题也不少。至于戏剧等部门，问题就更大了。社会经济基础已经改变了，为这个基础服务的上层建筑之一的艺术部门，至今还是大问题。这需要从调查研究着手，认真地抓起来。许多共产党人热心提倡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艺术，却不热心提倡社会主义的艺术，岂非咄咄怪事。＂ 1965年6月11日，毛主席在杭州汪庄接见中共中央华东局书记处成员，谈到文艺工作时，他说: ＂文艺座谈会我讲了话，放了空炮，以后二十几年没有整个抓文艺战线，结果长期以来照样是帝王将相、才子佳人占统治地位，尽是那一套，劳动人民只是打武场、跑龙套。现在要改一改，让劳动人民当主人，才符合我们现在的情况。＂ 在其后的相当一个时期内，在毛主席的关心和鼓励之下，一场以劳动人民当主人、让工农兵登上舞台的文艺变革迅速开展起来，毛主席曾评价说：＂在文学艺术方面，也出现了新的文学艺术，以与旧的文学艺术相对抗。就是号称最难改革的京剧，也出现了新的作品。＂但在文艺变革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左＂的倾向，导致了＂怕写文章，怕写戏；没有小说，没有诗歌＂的现象。 1975年7月14日，毛主席在同江青谈话的时候，对文艺战线上存在的问题进行了批评，他说： ＂党的文艺政策应该调整一下，一年、两年、三年，逐步逐步扩大文艺节目。缺少诗歌，缺少小说，缺少散文，缺少文艺评论。对于作家，要惩前应后、治病救人。＂ 毛主席的这次谈话后来印发政治局讨论，毛主席在批示中说： ＂我讲的不完全，至少应该提到鲁迅提倡削烂苹果一篇。＂ 毛主席提到的＂削烂苹果一篇＂，来自鲁迅先生杂文集《准风月谈》中的《关于翻译（下）》，说的是鲁迅先生对于批评的态度，面对当时中国翻译作品良莠不齐的混乱状况，鲁迅指出＂希望刻苦的批评家来做剜烂苹果的工作＂，遇到烂苹果，不要一下子抛掉，而是把烂的剜掉，把＂可以吃得＂的留下来。毛主席对鲁迅的这种态度非常赞赏，有一次眼疾手术，不能看书，他让工作人员读鲁迅的文章给他听，当听到关于剜烂苹果的地方时，连说：写得好，写得好！ 毛主席与鲁迅是心灵相通的，＂剜烂苹果＂是鲁迅的态度，也是毛主席文艺批评的态度，这样的态度是实事求是的，是辩证唯物的，是符合延安文艺座谈会精神的，对于文艺作品，既不能因为有点烂疤就一古脑地扔掉，又不能毫不作为，让烂疤任由烂下去，毒害了一筐好苹果。 毛主席的文艺批评以及＂所用的尺度＂是人民大众的，是为了最广大的人民服务的，他的＂让劳动人们当主人＂，代表了最先进的政治文明，有着持久的生命力。有些人意图突破毛主席的这一＂尺度＂，宣扬起＂超阶级的人性论＂、＂描写黑暗论＂等一套套理论来，岂不知这些都是民国时期被鲁迅先生痛打的满地找牙的＂落水狗＂，并不是什么新鲜玩意儿，它既不是创新，也不是进步，而是鲁迅文章里说的那种＂沉渣泛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