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堕落记

　　初次遇见手机是在我们大学校园门口的录像厅里，那是一九九二年秋天的一个星期天。
　　虽然早已记不起那部香港武打片的名字，但那个戴着墨镜一脸横肉的黑社会老大的镜头却印象很深。一直忘不了那黑老大的派头，人往椅子上一靠，头一抬，左边的小弟立马两手递上一支粗长的雪茄，咔嚓点上；手一伸，右边的小弟又马上双手捧上一个黑砖头似的带天线的机器。老大顺手接过，吐一口烟圈，飘过来几句：＂洒洒水啦，小意思啦……＂
　　这个黑砖头似的机器，我当时问了好几个人，才搞清楚这玩意俗名＂大哥大＂，官名＂手机＂，不用从电信局接拉一根线就可以直接拨打电话。此后，在学校十个人一间的学生寝室里，在每晚的卧谈会后，我时常不经意地就要在梦境里拿着＂大哥大＂给乡下的母亲，矿里的父亲，远方的同学，以及心目中的姑娘，打个电话。
　　只是，直到大学毕业，我都没有在现实生活中看到过手机的真容。当然，最主要的原因或许还是由于我上街的次数不多，兼之身边又没有阔气的亲戚朋友。这时的手机，对我来说，几乎就是一个神话般的存在，遥不可及。
　　一九九五的夏天，我走出了校园，在一家山沟里的省属国有煤矿的办公室做着替领导倒倒开水给会议弄弄记录的工作。不曾想到，我竟然在这个山沟里有机会近距离地摸了摸手机，拿在手上差不多有一斤多重。当时，整个单位据说只有三部手机，书记一部，矿长一部，办公室一部。办公室那部手机是机动的，供各位副职矿领导出差时领用。那时的手机，据说只有正团级以上领导干部经过组织批准才能配备。其实，当时的矿区并没有信号，我试着用手机拨了一下本办公室的座机号码，沉寂一片，死机一只。
　　说起来，在我们矿区至今都流传着一个真实的公共笑话。当年，一个从广东打工回来的矿工子弟，或许是为了以某种方式告诉乡亲们他在他乡混得不错，特意在早上买菜的高峰期来到矿里唯一的菜市场，拿出手机就是一通生意：＂张老板呀，冇得问题啦，我在老家啦，回来我就跟你签合同啦……＂。买菜的人一个个从他身边，似笑非笑地瞧着他，他不由得声音更大了。后来，他的一个邻居实在看不下去了：＂你这只大巴神，这里哪有信号呀？！＂大巴神，是我们那一带骂人的土话，大傻瓜的意思。他哪里知道，自从矿里买回来那三个手机，这玩意只能出矿进城到吉安、南昌才能使用的信息就早已口口相传地入了每个煤矿人的耳。在我们矿区，一件稀奇事，用不了一个上午就可以传播到矿里的每一个角落。
　　我出差是没有资格领用手机的，尽管它一天到晚就静静地躺在我们办公室的档案柜里，时不时地我们还要给这部手机的电板充充电。我出差往往会带上一张电信的电话卡，在街上的公共电话亭里打，或掏现钱到街头的小卖部里打。不过，那手机的方便，我还是亲眼见识了的，我有一回与我们的办公室主任出差南昌，他就带上了那部机动的手机。我们的车子还没到省政府门口，他在车上就拨通了省煤炭厅办公室的电话，请他们派人下来接一下我们，否则车子是进不了省政府大院的。过去，我和其他部门的人来省煤炭厅出差，得先把车子停在省政府大门一侧的马路边，然后其中一个人跑到马路对面的小卖部花两块钱拨通省煤炭厅某个处室的电话，再跑回来等着人家下来领我们进去。这时的手机，依然是贵族，与我之间还有相当的距离。
　　二00一年，我进了吉安城。当年，我发了第一个月工资的头一件大事，就是拿上全部到手的钱，再向同事借了五百元，跑到阳明西路的一个小手机店里，花一千三百多块钱买了一部摩托罗拉的手机。记得当时还请出了一个女同事的老公，一位在公安局上班的同志出面找老板打了一点折扣。拿着这个手机，我好几天人都是轻飘飘的，有事没事就想给几个熟人朋友打个电话，只是每次拨通对方的办公室座机后，就不停地在心里催促对方快点接电话，而且待对方接了后，第一句话就是告诉对方我是用新买的手机打的，想试下效果，然后再简单地聊几句便匆匆挂断，话费太贵，心疼。那一年，全家在乡下过年，我甚至当着好几拨来拜年的亲戚朋友故意摆弄着我的那部手机。只不过，因为我一直记着那个矿工子弟的笑话，所以也就始终忍着没有往外拨一个电话，当时我们那个山村也是没有手机信号的。这个时候的手机，就像我又凭空多了一个迟来的有钱的亲戚，很是长脸的。
　　有了手机，办事方便了，真正的随时随地。只是很伤脑筋的是，手机的话费比较耗银子，不但打电话要钱，接电话也要收钱，去外地打电话接电话更是要多出钱。比较来比较去，还是用手机发短信比较实惠比较便利。有了手机的短信功能，平时问候都可以不用登门了，甚至面对面拜年也省了，有些人一条群发短信就把想拜的人全拜了。唯一麻烦的是，有了手机，人不自由了，不敢随便关机了，如果喝多了，或想睡个懒觉，很不方便。记得有一次周末，喝高了，朦朦朦胧胧中，手机响个不停，我很不耐烦地接了：＂谁呀，吵死呀，大清早的！＂＂喝多了是吧？喝不得就不要喝！赶快到我办公室来！＂我的乖乖，单位一把手，酒一下就吓醒了。事后一想，如果我没有买这个欲罢不能的手机，一把手大周末的哪能这么便当这么快速地找到我？再说，就算他派人直接找上门，敲门敲醒我，也不至于这么尴尬吧。
　　手机是越来越普及了，手机的功能也是越来越先进了。我那一个字也不认识的老母亲，也用上了老年手机，而且隔三岔五地就要拨个电话给我们几兄弟中的某一个，用手机给我们上上传统课，不接都不行。平日里，散步街上，出差路上，哪里有人哪里就有手机，人们走路也捧个手机，不时瞄一眼。我们市里某局的几个人出差，火车中途停靠，某人烟瘾大，便下车在站台上抽支烟呼吸几口新鲜空气，一下没注意，火车开走了，他的行李什么的全在车上。据他出差回来说，他当时一下慌了神，有点不知如何是好，但他只下意识地摸了下口袋，心便放心了，原来手机在兜里。他于是继续安心地抽完了这支烟，然后掏出手机给车上的同事打了个电话，让他们在终点站等，他坐下一趟车赶过去汇合。一机在手，在今天的祖国大地上，几乎可以不用带一分钱现金，也不必带什么信用卡，一个人走遍全国都不怕，只要手机联了银行卡。现在，去菜市场买个小菜，小商小贩，老头老太，全扫微信。即或那些在地铁出入口卖唱的，在街头天桥上乞讨的，面前除了一只传统的碗或盒，也一律会再摆上一张塑封的二维码。
　　略有些纠结的是，生活中很多人成了手机控。我在商场曾看到一个两三岁的小孩哭闹，他年轻的母亲将手机一给他，他便自己用袖子擦干了眼泪，点开了手机，熟练地玩起了游戏。我女儿也曾被我好几次抓了现场，她半夜起来上卫生间，竟顺带着坐在马桶上玩起了手机而忘了重新回到被窝里。她做作业，遇见稍难的题目便拿出手机，对着题目一扫，答案就出来了。其实，我自己也一天到晚拿着个手机，上千人的朋友圈，好些个微信工作群，下班了，看看新闻，写点文字，全用了手机。更有甚者，法国有一个十三岁的少女因父母没收了她的手机，竟持刀将父母砍进了医院。国内也有传闻，某地一个小学高年级女学生，在做作业时玩手机，她母亲一气之下便强行收掉了她的手机，不曾想，小女孩竟从自家阳台上一跃而下，她家可是住在九楼呀！
　　身边常有人感慨，要是关了手机躲在哪个山清水秀的地方清闲几天才好。网上有个笑话甚至把关手机与反腐败联系在了一起。说的是一个干部突发奇想，事先也不和任何人打招呼，便关了手机躲在一个地方清闲了好几天。这下，他自己倒是暂时清闲了，家里和单位却乱成了一锅粥，大家都以为他被纪检留置了。于是，他老婆把他平时贪的赃款主动上交给了纪检，他那个同流合污的上司也主动到纪检投案自首争取宽大去了。几天后，等他一开机，迎接他的自然也就只能是纪检了。这是黑色幽默，一个讽刺笑话。不过，现实中还真没几个人敢关机，似乎一关机就会被这个世界所抛弃，无论干部，老板，还是打工者。试想一下，如果我们哪天打不通某个亲人的手机了，那得多揪心呀。
　　今天的手机，几乎就是我们的另一个影子，如影随形，甩不掉，也不愿甩，不敢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