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世界我们还可以从王小波的思维中学到什么

　　世间有两种人特别显眼，一种生前显赫，死后无名；另一种生前寂寞，死后哀荣。而王小波明显属于后者，他生前特立独行，并不算一个真正作家，故后却受到无数人顶礼膜拜，不论喜欢他的、支持他的，还是揶揄他的、非议他的，至少世人重新审视了他。作为一个自由人文主义者，王小波终其一生思考并快乐着，品读由李银河编选的王小波杂文集《思维的乐趣》，犒劳我们的正是一座巍然屹立于戏谑的笑容，和令人会心而战栗的幽默之后的智性迷宫，并让我们在真切地体会到思维给人带来的无与伦比的快乐的同时，从他那里开始学习如何去独立而自由、智慧而平等地思考。
　　犒劳之一文字之趣。王小波把趣味作为感觉这个世界美好的前提，这种美好之中，糅合着冷静严谨的思索和奔涌而出的热情。初读《思维的乐趣》，扑面而来的就是文字上爽而不腻的乐趣和享受，他以自身到农村插队时对文化大革命的记忆为丰富矿藏，用杂文独有的调侃的笔调，完成了对自由与理性的反思与书写。
　　即使在当下，王小波的思想依然很容易被年轻学人所接受和认同，它除了给人思想，给人精神，给人趣味外，它语言上略带调侃的轻松的聊天式风格，讲个文革里的故事然后绕着弯地讲一个道理，这种黑色幽默往往让人忍俊不禁。只是作为一个上个世纪的五零后，王小波是不合群的，于是那帮五零后成了既得利益者，他成了异类。就如书中片段：假如现在我周围的世界又充满了‘文革’时的军代表和道德教师，只能使我惊，不能使我惧。因为我已经活到了四十二岁。我在大学里遇到了把知识当作幸福来传播的数学教师，他使学习数学变成了一种乐趣。我遇到了启迪我智慧的人。我有幸读到了我想看的书这个书单很是庞杂，从罗素的《西方哲学史》，一直到英国维多利亚时期的地下小说。这最后一批书实在是很不堪的，但我总算是把不堪的东西也看到了。当然，我最感谢的是那些写了好书的人，比方说，萧伯纳、马克。吐温、卡尔维诺、杜拉斯等等，但对那些写了坏书的人也不怨恨。我自己也写了几本书，虽然还没来得及与大陆读者见面，但总算获得了一点创作的快乐。这些微不足道的幸福就能使我感到在一生中稍有所得，比我父亲幸福，比那些将在思想真空里煎熬一世的年轻人幸福。作为一个有过幸福和痛苦两种经历的人，我期望下一代人能在思想方面有些空间来感到幸福，而且这种空间比给我的大得多。而这些呼吁当然是对那些立志要当军代表和道德教师的人而发的。王小波的语言是简单，也是有趣的。道理就该简单地讲，像这样通过幽默精神来保持思想的独立和韧性，至少让这场少数人对阵多数人的势单力薄的斗争看起来不那么悲凉、反而喜剧，看起来王小波就是个早生了三、四十年的九零后、零零后！
　　犒劳之二思辩之美。恩格斯说过，思维之花是地球上最美丽的花朵，王小波的《思维的乐趣》正印证了关乎思维具体而清晰的美新奇、有趣、自由、平等。思辩这东西在中国尤其显得珍贵难得，人格独立的前提是质疑，思想不独立主要是不敢质疑或没有养成质疑的习惯，敢思辨、会思辨，考虑问题的层次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明显不同，这是理性思维的最靠谱的感受。
　　在这个年代有人用感情写作，有人用政治写作，还有人用身体写作，但在王小波看来，能够用思维来写作，似乎是一件顶重要而幸福的事。《思维的乐趣》的耐读之处，不仅来自浅层的乐趣，更多是时代与政治环境带来的思维的恐慌与孤独。插队年代里痛苦的顶点，不是被拘押在旅馆里没有书看、没有合格的谈话伙伴，而是被放在外面，感到天地之间同样寂寞，面对和你一样痛苦的同伴。这种思辨的境界，正是王小波作品的力度所在。在那个年代，思考是件充满恐慌与致命孤独的事。要么是不能跳出桎梏思考，要么是走出来，却看不到可以对话的伟大心灵，空荡荡的，被孤寂淹没。就如书中的片断：人既然活着，就有权保证他思想的连续性，到死方休。更何况那些高尚和低下完全是以他们自己的立场来度量的，假如我全盘接受，无异于请那些善良的思想母鸡到我脑子里下蛋，而我总不肯相信，自己的脖子上方，原来是长了一座鸡窝。想当年，我在军代表眼里，也是很低下的人，他们要把自己的思想方法、生活方式强加给我，也是一种脑移植。菲尔丁曾说，既善良又伟大的人很少，甚至是绝无仅有的，所以这种脑移植带给我的不光是善良，还有愚蠢。在此我要很不情愿地用一句功利的说法：在现实世界上，蠢人办不成什么事情。从中，我们完全能读出独立意志抒写的自由精神，怀疑和蔑视一切既定的虚伪规则、惯性思维和刻板的道德。王小波文学创作的独特之处，在于富于想像力、穿透力之余，却不乏理性精神和人文情怀，最过人之处，无疑是随心所欲的穿梭古往今来的对话体叙述，并变换多种视角和维度。就如他在《沉默的大多数》中所言：我对自己的要求很低：我活在世上，无非想要明白些道理，遇见些有趣的事。倘能如我愿，我的一生就算成功。从这个意义讲，《思维的乐趣》除了给人趣味、给人享受，还给人思想，给人精神。
　　犒劳之三超然之乐。在某种程度上，王小波是被看作是一个启蒙者的角色，但他从来都不想将自己当成所谓的导师。王小波经历了文革，对这个国家那时的愚昧自大有着切肤之痛，也有历练世事之后的超然与豁达。虽然这个时代的物质和科技如此发达，但是人们在思想和观念上却要落后的许多，一方面庸常的束缚愈加牵绊，另一方面实现自我、追求价值的刚需愈加旺盛，矛盾毫无逻辑地混合在一只只特立独行的猪身上。即便如此，王小波的语言永远还是那么诙谐、率真，他从来不把道理说得太直白，但仔细一琢磨，却能明白他在说什么。似乎说清是他给你的，不说清是你想明白的，而这琢磨的过程，也就成了一种洞察人世的体验，这在整个中国文化领域极其罕见而珍贵。
　　如果需要打个比方，那我们可以说，这世界上有趣的思想和超然的人生就正如王小波蓬乱的头发，永远交错杂乱，但是自由生长。而在王小波看来，最不幸的，就是被扼杀掉这种豁达了。也就是说，当有一天没有办法去追求了，在他看来比尸横遍野更遭；又或者，别人的思维被强加在头上，人丧失了自己作出判断的能力和掌握话语的权力，这也是极其痛苦的一件事。然而王小波恰恰目睹和经历了这样的痛苦，在他父亲的身上，在他自己的身上，在文革跃进的口号中，在上山下乡的山路上。于是，王小波仿佛很痛苦地看到，乱糟糟的头发被一根根地拔去，又被别人植上了假头发。这头发不是他的，终究水土不服，估计后来都掉光了。于是，王小波自喻为一个时代的幸存者之一。他说过：作为一个有过幸福和痛苦两种经历的人，我期望下一代能在思想方面有些空间来感到幸福，而且这种空间比给我的大得多。如今，不知道王小波的这个愿望实现了多少。可见王小波是一个讲道理的人，他讲的道理不很大，但足够他被称作异端；也可见王小波是一个重独行的人，他走的路不很长，但到今天，却少有人能够重行。但是，记挂他，总比记挂别人要好一些。
　　最后，我不禁想起了《南方日报》对他的评论：千万不要说，只有那个时代才能产生王小波这样的奇人。他的时代未必比我们更好，他的老爹未必比你我的老爹更有钱，没见他有多大的房子。王小波以铁的事实证明，屌丝也有何其有趣的生活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