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献之简介

　　王献之
　　中文名称: 王献之
　　又　　名: 大令 字子敬 小圣 小字官奴
　　朝　　代: 东晋
　　国　　别: 中国
　　籍　　贯: 山东临沂
　　代 表 作
　　美术图片: 中秋帖(局部) 兰草帖 十二月割至帖 岁尽帖 廿九日帖 承姑帖 授衣帖 新妇地黄汤帖 洛神赋十三行 舍内帖 诸舍帖 鸭头丸帖         鹅群帖
　　类　　别: 古代书法家
　　生平简介
　　王献之（344—386）
　　东晋大书家王献之（344—386），字子敬，山东临沂人。他是王羲之的第七子，书史上一直把他父子二人并称为＂二王＂。王羲之一家数子均诸书法，唯独王献之最具秉赋，敢于创新，不为其父所囿，从而也为魏晋以来的今楷、今草作出了卓越贡献。他的字在笔势与气韵上要超过其父，米芾称他＂运笔如火箸画灰，连属无端末，如不经意，所谓一笔书＂，即是指在草书上的＂一笔书＂狂草。他还劝其父＂改其体＂，足见其书艺创造上的胆略，不愧被后世褒称＂小圣＂。
　　诞生于＂书圣＂之家
　　王献之（344—386），字子敬，小字官奴，东晋琅玡临沂（今山东临沂）人。他是王羲之第七子，做过州主簿、秘书郎、长史，累迁建武将军、吴兴太守，征拜中书令，故人称＂大令＂。在书法史上被誉为＂小圣＂，与其父并称为＂二王＂。
　　从献之幼年起，王羲之便向他传授书艺。据说，羲之曾经从背后掣拔其笔，试测他的笔力，叹云：＂此儿后当复有大名！＂可见王羲之很早就对他寄予厚望。传为王羲之所撰的《笔势论》云：＂告汝子敬，吾察汝书性过人，仍未闲规矩＂，＂今述《笔势论》一篇，开汝之悟＂，并＂今书《乐毅论》一本＂，＂贻尔藏之＂。献之确实书性颖悟，不仅于技法上如此，而且能将意趣渗入书法中。相传有一次献之外出，见北馆新涂的白色墙壁很干净，便取帚沾泥汁写了方丈大的字，观者如堵。羲之见而叹美，问是谁作的，众人答云：＂七郎。＂
　　王献之书学思想高超，有远见。他劝父亲改体，不过十五六岁。他的书学见解之深似乎与年龄不相称，但却是事实。唐张怀瓘《书议》记载王献之对其父云：＂古之章草，未能宏逸，顿异真体，今穷伪略之理，极草纵之致，不若藁行之间，于往法固殊，大人宜改体。＂献之认为事贵变通，章草的字字独立以及波磔的生发，不能表现出更宏大的气势、奔逸的律动。在深入研究之后，他认为藁草与行书之间可找到突破＂往法＂的途径，建议父亲应当＂改体＂。王献之对于传统书体的深刻研究，对于创新路数的用心探索，确有过人之处。
　　创新变体的书学是灵魂主宰并导引著这位书圣的后代。他要突破往法，另辟一新天地，而且也想超越其父，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别树新帜。虞（龠禾）《论书表》载：＂谢安尝问子敬：‘君书何如右军（指王羲之）？’答云：‘故当胜。’安云：‘物论殊不尔。’子敬答曰：＂世人那得知。’＂王献之并非是不知天高地厚之辈，他的自我评价亦非无稽之谈。孙过庭《书谱》载，羲之往京都，临行题壁。献之偷偷地把它抹掉，另外写过，自以为写得不错。羲之回家看见了，叹曰：＂我去时真大醉也。＂献之内心感到惭愧。这传闻足见献之虽有志与父争胜，却亦有自知之明。献之学父书，又转学张芝，他不仅劝父＂宜改体＂，而自己也在实践另创新法。
　　张怀瓘《书议》曾这样评价王献之在书艺上的创造：＂子敬才高识远，行草之外，更开一门。……子敬之法，非草非行，流便于草，开张于行，草又处其中间。……有若风行雨散，润色开花，笔法体势之中，最为风流者也。＂可惜他四十三岁便谢世，否则他在书艺上的成就当更为可观。虽然如此，他已将自己的天赋资质、独特的精神风貌、思想情感，一一融进他的书法小说诗歌文学作品中，在书艺中留下不朽的名声。
　　王献之本性潇洒，超然于世俗礼法之外，＂风流为一时之冠＂。《书断》曾载：晋太康中新起太极殿，谢安欲使子敬题榜，以为万世宝，而难言之，乃说韦仲将题凌云台事。子敬知其指，乃正色曰：＂仲将，魏之大臣，宁有此事？使其若此，知魏德之不长。＂谢安也就不再相逼。有时别人向他求书，也罕能得到；即使权贵逼他，亦不为所动。
　　沉酣矫变的书法艺术
　　王献之的遗墨保存很少，故只能从碑帖拓本中见其书艺。《宣和书谱》曾著录献之遗作近九十件，而王羲之则有二百四十三件法书为宣和内府所藏，可见当时献之传世之作就已比其父少得多。而且，＂二王＂墨迹均有真伪之争。今人沈尹默曾谈到：＂献之遗墨，比羲之更少，我所见可信的，只有《送梨帖》摹本和《鸭头丸帖》。此外若《中秋帖》、《东山帖》，则是米（芾）临。世传《地黄汤帖》墨迹，也是后人临仿，颇得子敬意趣，惟未遒丽，必非《大观帖》中底本。……献之《十二月割至残帖》，见《宝晋斋》刻中，自是可信，以其笔致验之，与《大观帖》中诸刻相近。＂
　　＂二王＂父子书艺之比较
　　王羲之与王献之的书法艺术的比较，书学史上众说纷坛，褒贬不一，这里略作介绍。
　　一、＂内＂与＂外拓＂。＂二王＂在技法上的特点，书家往往以＂内＂与＂外拓＂标示。如明何良俊《四友斋书论》云：＂大令用笔‘外拓’而开扩，故散朗多姿＂；＂右军用笔‘内’而收敛，神彩攸焕，正奇混成也。＂今人沈尹默也说：后人用内（）、外拓来区别＂二王＂书迹，很有道理，大王＂内＂，小王＂外拓＂。试观大王之书，刚健中正，流美而静；小王之书，刚用柔显，华因实增。用形象化的说法来阐明＂内、外拓＂的意义，＂内＂是骨（骨气）胜之书，＂外拓＂是筋（筋力）胜之书，右军书＂一拓直下＂，就是＂如锥画沙＂。＂外拓＂的形象化说法，可以用＂屋漏痕＂来形容，放纵意多，收敛意少（参见《二王法书管窥》）。用＂内＂、＂外拓＂虽可说明＂二王＂书艺中许多不同处，但也不能涵盖一切，细察也未必十分科学。大王能＂内＂也能＂外拓＂，当是＂内＂为主＂外拓＂为辅，小王能＂外拓＂也能＂内＂，当是＂外拓＂为主＂内＂为辅，而取向的不同是以各自的审美理想为转移的。潘伯鹰说：＂有人说羲之‘内’，献之‘外拓’。这最多也只说得一半。＂（《中国书法简论》）此言颇有见地。
　　二、技法来源之辨。清包世臣《艺舟双揖》中曾述自己看法并批评米芾见解：＂尝论右军真行草法皆出汉分，深入中郎（指蔡邕）；大令真行草法导源秦篆，妙接丞相（指李斯）。……米老‘右军中含、大令外拓’之说，适得其反。＂今人侯镜昶认为：包世臣以为大王笔源于隶，小王笔源于篆，此见解值得商榷。侯氏以一语概括钟繇、王羲之、王献之三家真行书特点及渊源：钟善翻，大王善曲，小王善直；翻出于分书，曲出于篆书，直出于隶书（《论钟王真书和(兰亭序)的真伪》）。看来王氏父子书艺有两个主要来源，远源均出于秦汉篆隶，近源则出于钟、张，然后陶冶融铸，发展成各自的体势。
　　三、草书联绵之辨。王羲之学张芝草书，从形势上突破章草的分割孤立，加以钩连，但一般不作多字联绵，仅二至三字一笔出之。他用张草的使转，发展为内向的、敛蓄的今草。王献之既学其父，也学张芝，突破王羲之联绵模式，成为更多字的贯通，为＂一笔书＂；由内向而转为外侈，由敛蓄而化为奔逸。所谓＂一笔书＂是指＂字之体势，一笔而成，偶有不连而血脉不断，及其连者，气候通其隔行。惟子敬明其深诣，故行首之字，往往继前行之末＂（参见《书断》）。世称＂一笔书＂始自张芝，王献之则是以张芝为＂杠杆＂，以羲之草书为＂支点＂，完成一种＂破体＂的创造。
　　四、骨势之辨。羊欣说：＂献之善隶藁，骨势不及父。＂张怀瓘《书断》中说：＂惜其阳秋尚富，纵逸不羁，天骨未全，有时而琐。＂王献之主外拓、奔逸，因而在快速流转中有时未能沉着痛快，而有轻滑之嫌；而王羲之主内（扌厌）、重骨气，故字势雄强。当然这是从高层次上的比较。王献之何尝不重骨势？如《洛神赋十三行》，清张廷济在《清仪阁题跋》中说：＂风骨凝厚，精彩动人＂；＂然风神骀荡，气骨雄骏，固已无美不臻＂。当然王献之中年去世，若再能锤炼多年，其骨势自能更臻胜境。
　　五、媚趣之辨。王僧虔曾说：＂献之远不及父，而媚趣过之。＂羊欣也有同样的说法。王献之书艺体势似凤舞鸾翔，以纡回钩连为流美，以纵驰放逸为快意，以墨彩飞动为神逸。张怀瓘《书议》中说其体势＂若风行雨散，润色开花，笔法体势之中最为风流者也＂。同时也指出王献之＂时有败累，不顾疵瑕＂。其实王羲之书也多媚趣，因此曾有人非议，韩愈《石鼓歌》有＂羲之俗书趁姿媚＂之句。张怀瓘也说他＂有女郎才，无丈夫气＂。晋人书法中的媚趣与时代风尚有关，这种＂媚＂，是一种雄媚，而不是柔媚。献之之媚在流动跳荡中、在险峻放逸中呈现得光彩照人，比其父更多媚趣。
　　六、艺术哲思之辨。王羲之书艺的哲学思想，主要表现为中和，在多种对立因素之中调和统一。他在书法的形质（如肥瘦、方圆、短长、骨肉等）方面能无过无不及，在书法的神采（如奇正、气度、韵趣等）方面无乖无戾。项穆《书法雅言》云：＂逸少一出，揖让礼乐，森严有法，神彩攸焕，正奇混成也。＂与突破其父草书模式一样，王献之也是有意识地改变其父的创作思想，他将＂中和＂转为＂失衡＂，走向以＂奇＂、以＂险＂争胜的新境界。项穆也认为＂书至子敬，尚奇之门开矣＂。
　　七、书体之辨。先说章草，王献之承其父法家范，从《七月二日帖》等可睹其章草风采。此帖章草笔法古雅，然俯仰跳荡，大小错杂，也显示自由不拘的个性。再说楷书，南朝宋虞（龠禾）《论书表》说：＂献之始学父书，正体乃不相似。＂张怀瓘《书断》说，王羲之书写《乐毅论》给献之，献之＂学竟，能极小真书，可谓穷微入圣，筋骨紧密，不减其父。如大，则尤直而少态，岂可同年＂。再说行书，王羲之情深调合，会古通今，创造卓越，《兰亭序》被誉为＂天下第一行书＂。王羲之是自觉地有意识地进行开拓、立法，为后世树立了典范。而王献之在行书上虽也颇有贡献，但他的行书并未能走出乃父的规范，其凝练、器宇、才气都不及其父。在草书上，父子各有特点，羲之特出不群，颖悟此道，除繁就省，创立了新草制度，但是在＂一笔书＂方面却是子胜于父。吴德旋评论说：＂大令狂草，尽变右军之法而独辟门户，纵横挥霍，不主故常。余谓大令草书，虽极力奔放，而仍不失清远之韵。＂（见《初月楼论书随笔》）黄庭坚《山谷题跋》中又加以比较：＂大令草法殊迫伯英，淳古少可恨，弥觉成就耳。所以中间论书者以右军草入能品，而大令草入神品也。余尝以右军父子草书比之文章，右军似左氏，大令似庄周也。＂当然也有很不公正的评价，如唐太宗崇拜王羲之而贬低王献之。其《王羲之传论》云：＂献之虽有父风，殊非新巧。观其字势疏瘦，如隆冬之枯树；览其笔踪拘束，若严家之饿隶。其枯树也，虽槎蘖无屈伸；其饿隶也，则羁羸而不放纵。兼斯二者，固翰墨之病钦！＂唐太宗的评论完全倾向于王羲之一边，竟至以《兰亭序》真迹殉葬。
　　王献之书艺的独立价值
　　历史上往往以＂二王＂并称，又往往以大王概括小王，但王献之书艺自有其独立价值。
　　王羲之至会稽后，书法艺术成就达到顶峰。但誓墓不仕后因笔札多为代笔人所书，乃有非议。王羲之逝世后到南朝梁初，约一个半世纪，在此期间王献之书因其媚趣研润、逸气洒脱，学其书者盛极一时。其间名家师法小王者，如《书断》所载，即有桓玄、宋文帝刘义隆、羊欣等。特别是羊欣，被称为＂入于室者，唯独此公＂，所以时人谓＂买王得羊，不失所望＂。另外还有薄绍之、谢灵运、孔琳、邱道护、齐高帝萧道成、萧思话、范晔等，也各具小王意趣。这是王献之声誉日隆的一个原因。羊欣书艺独步于王献之之后，传授门徒，使献之的影响更为扩大。
　　那么，唐太宗为何要贬低王献之？有的学者认为，在初唐李世民要学书，必是从王献之入手，因为那时王献之的手迹比其父的容易得到。后来李世民才看到王羲之的墨迹。李世民也许不甘心居于王献之之下，便把其父抬了出来。由于李世民推崇大王、贬低小王，当时人士慑于皇帝的旨意，遂把有王献之署名的遗迹抹去其名字，或改为羊欣、薄绍之等人姓名。但是唐人学小王者仍很多，特别是＂唐人草书，无不学大令者＂（吴德旋语）。欧阳询的真、行便既学大王，又学小王，而别成一体。近人沈曾植也说：＂率更（指欧阳询）行草，实师大令而重变之。＂虞世南和其他一些书家也学王献之，张怀瓘说：＂虞书得大令之宏规，含五方之正色，姿荣秀出，智勇在焉。王绍宗，清鉴远识，才高书古，祖述子敬。孙过庭，博雅有文章，草书宪章二王。＂唐人对王献之的草书很重视，尤其是狂草。张旭的草书就从王献之化出。唐蔡希综《法书论》云：张草＂雄逸气象，是为天纵＂，＂议者以为张公亦小王之再出＂。怀素也皈依小王，其《圣母帖》＂轻逸圆转，几贯王氏之垒，而拔其赤帜矣＂（见赵涵《石墨精华》）。由此可见，尽管李世民贬低小王，但终唐一代，还是有很多人向王献之学习的。
　　五代后周杨凝式兼学＂二王＂，学习献之取得卓越成就。沈曾植说：＂草势之变，性在展蹙，展布纵放，大令改体，逸气自豪，蹙缩皴节，以收济放。（张）旭、（怀）素奇矫皆从而出，而杨景度为其嫡系。＂（《海日楼札丛》）
　　宋代四大书家之一米芾称：＂子敬天真超逸，岂父可比！＂＂大令十二月帖，运笔如火箸画灰，连属无端末，如不经意，所谓‘一笔书’，天下子敬第一帖也＂，米芾服膺王献之，并且心仪手追这种＂天真超逸＂的意趣。米书与小王书血脉贯通。另一书家蔡襄也说：＂唐初，二王笔迹犹多，当时学者莫不依仿，今所存者无几。然视欧（阳询）、虞（世南）、褚（遂良）、柳（公权），号为名书，其结约字法皆出王家父子，学大令者多放纵，而羲之投笔处皆有神妙。＂蔡襄追慕晋韵，其媚趣研润则与小王近似。黄庭坚也称赞＂大令草入神品＂，黄书＂运笔圆劲苍老，结体紧密纵横处，从颜柳诸公上接羲献＂（笪重光语）。即如苏轼，其书面目虽与＂二王＂不类，但也有相通之处。姜夔对小王也多推崇，曾说：＂世传大令书，除《洛神赋》是小楷，余多行草，《保母砖志》乃正行，备尽楷则，笔法劲正，与《兰亭》、《乐毅论》合，求二王法，莫信于此。＂
　　元明清以来学小王书法而成就卓著者有元代赵孟俯，明代祝允明、文征明、董其昌，清代王铎等，例子很多，不一一列举。
　　总之，王献之的书艺对后世影响深远，自有独立的价值。以＂二王＂并称也成了书史上的专名。＂父之灵和，子之神骏，皆古今独绝＂，难怪人们称王羲之为＂书圣＂，称王献之为＂小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