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丘明简介

　　召公谏厉王弭谤分析
　　课文研讨
　　一、整体把握
　　本文记叙周厉王暴虐无道，用高压手段乃至杀戮来镇压人民的批评，他不听召公的劝谏，结果被人民放逐，遭到灭亡的下场。
　　全文分三段。
　　第一段，写厉王弭谤的方法，寥寥几笔，便写出王虐民怨的状况。
　　第二段，写召公谏弭谤，从正反两面反复阐明不可防民之口，恳切有力。
　　第三段，写弭谤的结果，流王于彘，完全应验了召公的谏言。
　　全文重点是记述召公劝谏之词。这段文字的中心思想是劝谏厉王不能压制人民言论，应像治水那样予以疏导，让人民对朝政畅所欲言，择善而从，改正失误，实现人民的意愿。内容分三个层次。
　　第一层（是障之也至为民者宣之使言），召公用防民之口，甚于防川的比喻，说明厉王弭谤的危害性，可谓振聋发聩！川壅而溃，伤人必多，民亦如之，具体说明了防民之口，甚于防川的道理。江河堵塞不通，就会引起决堤泛滥，受到伤害的人一定很多。而堵塞人民的嘴，不让人民讲话，也必然会引起类似江河决堤泛滥那样的严重后果。这就自然而然地引出结论，也是召公的政治主张：为川者决之使导，为民者宣之使言。就是要让老百姓把话说出来，才是为政者的正确途径。
　　第二层（故天子听政至是以事行而不悖），以天子听政一句总领，写了宣之使言的种种好处。召公认为，天子处理政事，首先要广开言路，让人民把心里想的都说出来，才知道老百姓在想些什么。这就是通过大大小小的各种官员，用诗、曲、书、箴等形式进言。瞍赋照应并小结献诗、献曲两句，矇诵两字照应并小结献书、师箴两句。百工谏，庶人传语，着重写平民进谏。近臣尽规，亲戚补察，着重写亲近者尽规补察。因为是近臣，接触君王的机会较多，所以应尽规劝之责；因为是王亲国戚，对政治的混乱有切肤之痛，更应该弥补君王的过失，更便于督察君王的言行。瞽史教诲是说使太师、太史用礼乐之道来对自己进行教诲，以提高自己的修养。前十句着重写听取各方面的意见，这句着重写听取教诲。耆、艾修之则是对来自各方面的意见、教诲加以整理，作为君王治理朝政时的参考。而后王斟酌焉是说君王对上述各种意见考虑取舍，斟酌损益，从而决定施政方针。是以事行而不悖，只要按上面所说的办，就能使国家政治立于不败之地，也是宣之使言的必然结果。
　　第三层（民之有口也至其与能几何），从正反两方面论述民谤直接关系到国富民强的道理。以土之有山川和有原隰衍沃比喻口之宣言，是前一个比喻的深入。即对待民谤不仅不能消极被动地防，更要积极主动地宣。金圣叹在《才子古文》中说：前说民谤不可防，则比之以川；后说民谤必宜敬听，则比之以山川原隰。这就更增强了劝谏的说服力。这两个分句说明了口之宣言也，善败于是乎兴，也就是说，让老百姓用嘴发表言论，国家政事的好坏就能够从这里体现出来。行善而备败，其所以阜财用衣食者也，紧承、小结财用于是乎出和衣食于是乎生两句，也说明了口之宣言的重要性。接下来，作者又从反面说明民言只能宣而不能壅的道理。也就是说，即使国君不能宣之使言，而采取堵塞的办法，也必然是徒劳的，最终也是注定要失败的。胡可壅也，其与能几何，连用两个反问句，使结论既简洁有力、不容置疑，又显得语重心长。这一段写召公的谏言，滔滔不绝，一气呵成，把召公的主张抒发得淋漓尽致。
　　阅读鉴赏召公谏厉王弭谤文中提出的防民之口，甚于防川，为川者决之使导，为民者宣之使言，已经成为历代传诵的名言。《荀子王制篇》说：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唐朝魏征的《谏太宗十思疏》说：怨不在大，可畏惟人；载舟覆舟，所宜深慎。都来源于此，可见这一比喻对后世影响之大。
　　二、问题探究
　　1。本文的写作特色是什么？
　　（1）逻辑严密，说服力强。
　　这篇课文句句相衔，逻辑严密。如第一段：厉王虐，国人谤王。虐是谤的原因，谤是虐的结果。下文的民不堪命矣，也源于虐和谤。而王的怒、监、杀是听了召公劝告后的反应，由怒而监，由监而杀，具有内在联系。莫敢言，道路以目又是怒、监、杀的结果。全文不过二百余字，却具有反、正、反的两次转折。多用短句，每句大多三五字，最多也不过九句，句句掷地有声，读来有一种紧迫感，增加了课文的气势，也使课文具有较强的说服力。
　　（2）比喻生动形象。
　　召公针对厉王的暴政，以为川为喻，警诫厉王要尊重民意，体察民情，弭谤犹如壅川，川壅而溃，伤人必多。为川者决之使导，为民者宣之使言，寓说理于比喻之中，含有深刻的哲理。把民之有口比喻为土之有山川也，从积极的方面指出，应当正确认识民谤，才能做到行善而备败。
　　（3）详略得当。
　　课文主要写召公的两次进谏，但详略不一。前一次进谏，只用民不堪命矣五个字，可谓惜墨如金，是略写；后一次进谏，运用比喻、排比、反问等修辞手法和类比、对比等论证方法，如江河直下，洋洋洒洒，是详写。对谏辞详写，对劝谏的原因和结果则略写。详者不嫌其繁，略者不显其简，恰到好处。就人物来说，召公详写，厉王和国人略写。
　　2。本文人物形象有哪些特点？
　　召公
　　召公即召穆公，名虎，是西周开国同姓功臣的后代，这时任厉王的卿士。作为西周王室重臣的召公，目睹了厉王的暴虐和朝政的混乱局面，他不得不仗义直言，民不堪命矣，虽只有简短的五个字，却包含着召公内心的焦急、沉痛和期待。哪知厉王变本加厉，采取了严厉镇压的措施，造成了国人莫敢言，道路以目的局面。这时，周王朝的统治危如累卵，在众大臣缄口不言的情况下，召公不得不第二次进谏。他这一次进谏，一反原先的委婉之辞，而是直陈利害，严厉斥责厉王的做法是障之也。语气的变化反映了形势的变化，也是召公心情的变化。他的第二次谏言，以防民之口，甚于防川为喻，说明统治者如何对待百姓言论，关系着国家的兴衰。先用川壅必溃，指出弭谤的危险性。这决不是召公故意夸大其辞，危言耸听，而是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再用民之有口，犹土之有山川也，犹其有原隰衍沃也，指出让人民讲话，可以行善而备败，达到阜财用衣食的目的。这段谏言，表现了他作为一个社稷重臣的远见卓识，也反映出召公的良苦用心。
　　当然，召公防民之口，甚于防川的观点，显然是站在统治阶级立场上，为维护周王朝统治者的利益服务的。但他能重视人民群众的意见，主张宣之使言，反对镇压措施，在当时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
　　厉王
　　厉王是我国历史上一个有名的暴君。课文刻画了这个暴虐凶残、刚愎自用、拒不纳谏的独夫形象。他不仅认识不到危机，反而沾沾自喜，他的一怒一喜，表现了他的残忍和昏庸。召穆公直言劝谏，厉王不但不听，反而派卫巫监视敢于批评厉王的人，堵塞言路，屠杀谤者。他的暴虐和顽固，最终落得个国人流王于彘的下场。
　　国人
　　据范文澜《中国通史》第一册，国人是与野人相对而言的。住在田野小邑的农夫叫野人，住在通都大邑里的工商业者叫国人。课文多次写到国人，处处与厉王相对照，又暗合了召公的谏言。莫敢言道路以目的形象描写，从侧面表现了厉王的暴虐与国人的怨忿。最后的莫敢出言，不仅不敢议论国事，就连日常生活也不敢多言了，极写国人受压抑之深、沉默之至，恰似万马齐喑、山雨欲来之状。
　　关于练习
　　一、本文重点是记叙召公劝谏之词，清人余诚评点说：谏词只天子听政一段在道理上讲，其余俱是在利害上讲；而正意又每与喻意夹写，笔法新警异常。通读课文，说说召公是怎样从正反两方面讲述弭谤的危害的。
　　设题意图：本题意在让学生重点阅读文章主要段落，经过分析，概括要点。
　　参考答案：见课文研讨
　　二、归纳下列多义词的义项。
　　与
　　1。失其所与，不知
　　2。若壅其口，其与能几何
　　3。秦伯说，与郑人盟
　　以
　　1。或以为死，或以为亡（《陈涉世家》）
　　2。以告，则杀之
　　3。是以事行而不悖
　　犹
　　1。民之有口，犹土之有山川也
　　2。臣之壮也，犹不如人
　　3。犹得备晨炊（《石壕吏》）
　　流
　　1。但闻黄河流水鸣溅溅（《木兰诗》）
　　2。三年，乃流王于彘
　　3。三教九流
　　设题意图：本题意在让学生整理积累已学过的文言词的义项。
　　参考答案：
　　与：1。帮助；2。赞许；3。和、跟。
　　以：1。认为；2。依据，按照；3。因为，是以即以是。
　　犹：1。如同，好像；2。尚且；3。还、仍。
　　流：1。流动；2。放逐、流放；3。流派、派别。
　　教学建议
　　一、本文语言上代表了《国语》质朴平实的特色。教学中，要引导学生借助注释，阅读课文，弄清课文大意，了解作者防民之口，甚于防川的民本思想。
　　二、有些词语与当时的典章制度有关，如卫巫列士献诗瞽瞍矇百工等，在文言文中用得较少，属于比较冷僻的词语，教学中重在帮助学生领会课文的意思，不必在这些词语上花费太多的时间。
　　有关资料
　　一、作者、小说诗歌文学作品
　　《国语》的作者是谁，历来没有定论。相传它和《左传》都是出于左丘明之手。一般的看法是，《国语》的成书有一个过程，最初是左丘明传诵，然后是时人传习，最后经列国之瞽史改编、润色而成。时代大约在战国初年。
　　《国语》是我国最早的国别史，共二十一卷，分《周语》《鲁语》《齐语》《晋语》《郑语》《楚语》《吴语》《越语》八部分，记叙由西周穆王二年（前990年）起到东周贞定王十六年（前453年）共538年各国内政、外交等事件。全书似乎是编辑各国旧存的史料而成，采择有多有少，以《周语》的记载最详备，其余各国所记，都是侧重在某几个人物和事件上。《国语》的编写意图，是求多闻善败以监戒也（《国语楚语下》）。由于《国语》在内容上比较接近《左传》，又具有同样的史料价值，所以《国语》又有《春秋外传》（韦昭《国语解叙》、刘熙《释名》）之称。
　　《国语》的文字质朴简练，文学成就虽不及《左传》，但也是先秦时期一部重要的散文著作。
　　二、背景材料
　　《左传》称厉王为王心戾虐，万民弗忍。在厉王统治时期，各种社会矛盾进一步激化，统治者的危机日益严重。《国语》中有芮良夫论荣夷公专利篇，说荣夷公擅长搜刮财物，残酷欺压百姓，而厉王却偏偏重用好专利而不知大难的荣夷公和虢公长父等佞臣，对内封山占水，垄断了山林川泽的一切收益，禁止老百姓采樵、渔猎，断绝了广大人民群众的生计。对外兴师动众，征伐邻邦，不断加重老百姓的负担。他的倒行逆施、横征暴敛，引起了广大人民的强烈不满，朝野上下，危机四伏，民怨沸腾。这自然引起像召公这样有识之士的忧虑。
　　三、补充注释
　　1。卫巫
　　商代统治者非常迷信天命鬼神，每事必求神问卜而后决。到了周代，这种情况已经有所改变，但统治者仍幻想用鬼神来愚弄人民。所以巫在当时具有特殊的作用。韦昭《国语注》说：以巫有神灵，有谤必知之。意思是说，巫能通神，他能觉察到谁是谤者。其实，课文中的卫巫，已完全变成了厉王的耳目和帮凶，是厉王用来镇压人民的工具。
　　2。公卿至于列士
　　周代大臣的等级分公、卿、大夫、士四等，而士又分上士、中士和下士，故称列士。
　　3。献诗
　　当时周王朝及各诸侯国搜集的歌谣和士大夫撰写的诗篇。流传到今天的《诗经》就是从周代保留下来的这类诗篇的一部分。
　　4。瞽、瞍、矇
　　他们都是盲人。这里也兼指官职。《国语楚语上》：临事有瞽史之导，宴居有师工之诵。史不失书，矇不失诵，以训御之。在先秦文献中，瞽与史，有时合称，有时又分而言之。如《国语周语下》：吾非瞽史，焉知天道？古代乐官皆以盲人充任，据说是由于他们的听觉敏锐，善于辨别音律。但这几种盲人又略有差别。从等级上讲，瞽是乐官中的太师（下文师是少师，比太师级别略低，也是盲人），地位比瞍矇高。从失明的情况讲，眼睫间有缝隙，内有眼珠而不能见物者叫瞽；眼中空洞无眼珠者叫瞍；眼中有珠，双睫也能开合，但不能见物者叫矇，有人认为就是现在的青光眼。
　　5。百工
　　古代的百工有三种用法，一可指各种手工艺者，二可指百官，三可指各种乐工。这里，我们认为晋杜预的解释较为确切，即指各种乐工，不仅合乎情理，避免了上下文意思重复，而且可通过乐字与上文的盲乐官相联系，通过工字与下文的庶人相联系，在内容上与前后句密切相关。
　　四、译文
　　周厉王暴虐无道，老百姓都指责他的暴政。召公告诉厉王说：人民忍受不了这样的暴政了！厉王发怒了，找来卫国的巫师，派他监视那些指责朝政的人。根据卫国巫师的报告，厉王就把被告杀掉。老百姓都不敢说话了，在路上遇见，也只是以眼神示意。
　　周厉王高兴了，告诉召公说：我能制止老百姓的指责议论了，人们再也不敢说什么了。
　　召公说：这是阻塞人们的言论啊。堵住人民的嘴，比堵塞河流更严重。河流壅塞而崩溃泛滥，伤害人一定很多。人民也是这样。因此，治水的人要挖开水道，使它通畅流淌；治民的人也应开导他们，使他们畅所欲言。所以天子处理政事时，让公卿以至列士进献讽谕诗，让盲乐师进献乐曲；让史官进献史籍；让太师进献劝谏的箴言；让无眸子的盲人吟咏，让有眸子的盲人诵读；让各种乐工进谏，让平民百姓把他们的话传上来；让近臣尽力规劝，让王室成员弥补天子的过失，监察朝政；盲乐师和史官以乐歌、史籍之言教诲天子；让国内元老将这些意见加以归纳整理，然后，由天子斟酌处理。这样做事就不致违背情理。
　　人民有口，就像土地上有山水，财物用度都从这里出产；又如土地上有高原、洼地、低平之地、水浇之田，衣服、食物也从这里出产。人民用嘴发表意见，政事的好坏就列举出来了。推行好的防止坏的，就能使财用、衣食增多起来。老百姓内心考虑的事能说出来，就应照着实行，怎么能加以堵塞呢？如果堵住了老百姓的嘴，还有多少人会关心政事呢？
　　周厉王不听。于是，老百姓再也不敢说话了。过了三年，老百姓就把厉王流放到彘地去了。
　　五、助读材料
　　1。关于《国语》作者
　　左丘失明，厥有《国语》。
　　《汉书司马迁传》
　　左丘明复采录前世穆王以来，迄鲁悼智伯之诛，邦国成败，嘉言善语以为《国语》。
　　韦昭《国语解叙》
　　昔左丘明将传《春秋》，乃先采列国之史，国别为语，旋猎其英华，作《春秋传》。而先采集之语，草稿具存，时人共传习之，号曰《国语》，殆非丘明本志也。故其辞多枝叶，不若内传之简直俊健，甚者驳杂不类，如出他手。盖由当时列国之史，材有厚薄，学有浅深，故不能醇一耳。不然，丘明特为此重复之书。何也？
　　《文献通考》卷一百八十三经籍十引
　　2。关于《国语》的评价
　　《国语》记诸国君臣相与言语谋议之得失也。
　　《释名释典艺》
　　《国语》一书，深厚浑朴，《周（语）》《鲁（语）》尚矣。《周语》辞胜事，《晋语》事胜辞。《齐语》单记桓公霸业，大略与《管子》同。如其妙理玮辞，骤读之而心惊，潜玩之而味永，还须以《越语》压卷。
　　朱彝尊《经义考》卷二百九引陶望龄语
　　吾读《国语》之书，盖知此编之中，一话一言皆文、武之道也。而其辞宏深雅奥，读之味犹隽永。然则不独其书不可訾，其文辞亦未易贬也。
　　朱彝尊《经义考》卷二百九引戴仔语
　　左氏《国语》，其文深宏杰异，固世之所耽嗜而不已也。
　　柳宗元《非国语序》
　　六、读《国语召公谏弭谤》（吴小如）
　　《国语》是先秦史籍，相传它的作者和《左传》的作者是同一个人（都是出于左丘明之手）；由于两书内容比较接近，故《国语》又有《春秋外传》之称。有人甚至认为《左传》和《国语》本是同一部书，原与《春秋》并存，互不相干，后人为了要把它同《春秋》拉上关系，便把其中与《春秋》有关的史实抽出来，分别附在《春秋》的各条之下，称之为《左传》；而容纳不进去的剩余部分，便是现存的《国语》（参看近人钱玄同《〈新学伪经考〉序言》。这个说法我以为不可信。第一，从内容看，今本的《左传》和《国语》有不少重复的地方，个别叙述还有出入，不可能出于同一个作者之手；而《国语》更不是被编写《左传》的人挑选之后的剩余部分。第二，从文笔看，《左传》的作者显得才华洋溢，文思畅达，因此在叙述史实时文学味道很浓，有不少夸张虚构的描写，韩愈在《进学解》中称为左氏浮夸，是有道理的。而《国语》的文章朴实无华，谨严拘束，没有《左传》那样锋芒外露，才气纵横。从文章风格来看，《左传》往往出奇制胜，而《国语》则多以平正见功夫，显然不是一个作者写的，更不是一部书的两个部分。这篇《召公谏弭谤》系从《国语》选出，足以说明其文章平正朴实的特点，以见出它与《左传》异趣之处。
　　这篇文章的确写得简洁朴实。召公进谏的一段话恳切扼要，并不像《左传》中的外交辞令或《战国策》中的游说之词那样变化驰骋，纵横捭阖。他只是要把阐述的意见老老实实、有条有理地讲了出来，这同样也起到应有的感人作用。周厉王暴虐无道，没有接受召公的劝谏，所以遭到可耻的下场；但作者记载这段历史，却是为了警告后来的统治阶级（特别是最高统治者），应该多看看自己身上的缺点，多听听底层社会的意见，天下才能长治久安。这就是文章真正的命意所在。
　　第一段写弭谤的由来。厉王所以要弭谤，是由于国人谤王；而谤的由来则缘于厉王虐，可见乱由上作，社会真正动乱的原因仍出于高高在上的专制君主。这一段写厉王共四层，只用了四个字，暴君的面目就勾画得一清二楚了。一是虐，二是怒，三是杀，四是喜。作为矛盾对立面的国人，作者着墨更少。开始是谤，不过是口头上的不满而已；而在厉王的淫威之下，人们最后只能用道路以目来表达内心的愤怒和悲怨。至于这些被迫害者身受的痛苦，作者却借召公的口说出民不堪命来点明，笔墨经济而有力。由于厉王用杀头的办法堵住了国人的口，从而感到高兴，正写出昏暴的统治者因取得暂时的成功而心满意足的浅见陋识。厉王得意忘形地说的那句吾能弭谤矣，乃不敢言的狂妄之言，正与上文的道路以目相呼应。把一场严峻的社会矛盾只用这短短几句话交代得如此周详而深刻，不能不说作者的文字素养是相当卓越的。
　　第二段的一、三两节先后用了两个比喻，这是借助于形象思维加强说服力。金圣叹在他选批的《才子古文》中说：前说民谤不可防，则比之以川；后说民谤必宜敬听，则比之以山川原隰。前一层以川喻民之口，是从消极方面打比方；后一层以土有山川和有原隰衍沃来比喻口之宣言，是从积极方面进行比喻。看似两喻并列，实则后一喻乃是前一喻的深入，即不仅不应消极被动地防，而且应该积极主动地宣。前一喻以防川与防民之口对举；后一喻则把土有山川和有原隰衍沃分作两层说，以与宣言对举，文势亦见出畸侧之姿态。从修辞用字看，防有双关义，挡水称防（由名词堤防转为动词），堵嘴也称防（用其引申义）；召公说防，以与厉王所说的弭相对照，其所以用防而不用弭，正是借防字的双关义为喻以阐述防民之口的危害性。然后更用壅溃和决导为喻：壅和溃与宣言的性质是对立的，是从反面对照着说；而决和导与宣言的道理是相通的，是从正面对照着说。最后一节是结论，总承以上三节全部的内容，说明民之言只能宣而不能壅，在上文弭障防壅这几个词义近似的字里独选出壅字来用，其目的在于暗中点醒厉王，壅的结果乃是溃，一溃则不可收拾，王朝的政权也就不存在了。这正是作者用字遣词大费斟酌、值得我们注意的地方。
　　第二节是正面陈述，用以结上一喻，启下一喻，最见出说理文逻辑严密，层次分明的特点。故天子听政句以故领起，是承上启下；接着用了个使字，然后罗列若干结构相同的并列句，至耆艾修之，用一之字截住。再用而后是以两个转折连词把道理讲完，显得很周密完整。这里面又分几个小层次。献诗献曲献书，这是使王览读的；箴赋诵谏，这是使王聆听的。这些见和闻的内容，都是在正常情况下提供的一般性意见，是从正面指出一个做国王的应当怎样怎样做。下面的传语尽规补察以及带有小结式的教诲和修，却是由于国王有了过失而进言，是在非常情况下不得不讲的特殊性意见，从反面指出做国王的一定不能怎样怎样做。可见这些句子虽同属于并列的动宾句型，依旧有微细的差别，却又层次井然，有条不紊。如果听政的统治者真能把这些意见斟酌采用，自然会事行而不悖。至于相反的情况则略去未说，这是由于第一节已用比喻点透，无须重复了。
　　召公说的天子听政一节话，我以为是有根据的。这大约是西周初年为了巩固王朝政权，统治阶级才如此周详地设官立法，从各个不同方面以不同的方式对天子加以告诫和监督。到厉王时，这些规定可能早已废堕不修了。召公之所以不惮烦地仔细陈述，其目的不外两个：一是希望周初的既定之法重新恢复，二是对文武之道、成康之治有所憧憬，看似发思古之幽情，实带有理想愿望的成分。具有正统儒家思想的唐代大诗人杜甫，也提倡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与此正是一脉相承的。
　　最后一段写厉王不听召公之谏而一意孤行所造成的后果，只有三句话。一句说厉王，一句说国人，最末一句说明国人和厉王之间的矛盾终于爆发，被统治阶级的各个阶层联合起来对暴君进行了惩罚制裁。这中间有多少事情都被作者略去，只把事实的结局告诉了读者，文笔简劲到无以复加，而读来却余味无穷。鲁迅先生提倡写文章要竭力将可有可无的字、句、段删去，毫不可惜，这实际上意味着文章应该浓缩，即用最精练的语言写出最丰富的内容来。这篇文章在这一方面适足以成为我们学习和借鉴的范例。
　　（选自《古文精读举隅》，山西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有删节）
　　七、《召公谏厉王弭谤》赏析（陆明）
　　本文选自《国语周语上》，是《国语》中的名篇之一，体现了《国语》记言重于记事的艺术特色。
　　文章以明快而简洁的笔调记述了春秋时期一则历史事件：周厉王施行暴政，激起国人的不满和指责。召穆公劝谏周厉王不能壅民之口，要宣之使言，而周厉王弗听，继续用高压政策强禁舆论，结果国人奋起反抗，把周厉王流放到彘地。这一历史事件，文章叙述完整，不仅有事件发生的前因，而且有发展和结果。但是作者并不满足于叙述，而是立足于对历史事件的评述，表达了民言不壅，必须宣之使言的真理。基于这样的立意，文章把立意放在召公的谏词上，充分发挥了对话与记言的艺术功力。全文共260多字，用于对话和记言的多达200来字，而召公的谏词又是泼墨的重点所在，是全文的精华之笔，体现了《国语》用记言来评述人物与事件的特色。
　　厉王强禁舆论，采用监谤和杀之的残忍手段来消除谤言，从而引出召公的劝谏。召公全部谏词的中心论点是：民言胡可壅？为民者宣之使言。为什么民言不可壅而必须宣？这是谏词要加以论述的。召公以治水设喻的方式，连用两个比喻来阐述这一道理。首先用防民之口，甚于防川作喻，用防川来喻防民之口，说明民言不可堵。接着又用川壅而溃，伤人必多作喻，说明用高压手段堵塞民言将会产生的危害有多大。召公将民比作水，自然贴切，将洪水决堤泛滥的一般规律作喻，浅显易懂。显然，召公清楚地看到人民的巨大力量犹如奔腾而来的大水，任何东西无法阻挡它，任何堵的办法，只会招来更大的灾难。所以聪明的治水者决之使导，采用放的办法，疏通河道，使水流得欢畅，水自然地滋润了两岸的土地，养育了百姓，国富民泰，化水害为水利。故决之使导符合客观事物发展的规律，是上策，由此过渡到为民者宣之使言，合乎逻辑，既自然，又中肯，言简意赅，说清了道理。光有道理是不够的，还需有宣之使言的具体措施。这措施是广开言路，让各种人献言议政。召公不厌其烦地罗列了各种人的进言职责和方式，王以此斟酌，才能事行而不悖，大治天下。
　　宣之使言到底有多大好处？召公觉得还需推进一层，于是他用土设喻来说明民言之重要。他说：民之有口，犹土之有山川也，财用于是乎出；犹其有原隰衍沃也，衣食于是乎生，以土之有山川原隰衍沃来比喻民之有口，山川原隰衍沃生产出人民赖以生存的财用衣食，可见山川原隰衍沃之重要。那么民之口能说出国家政事的善败好坏，推行人民认为好的，防范人民认为坏的，才是丰富财用衣食的关键，这是国家生死存亡、治乱兴衰的大事，可见民之口的重要。这样的比喻形象明了，其含义又很深刻、警策。
　　召公以水设喻，以土设喻后紧接着用了两个反诘句：夫民虑之于心而宣之于口，成而行之，胡可壅也？若壅其口，其与能几何？从反面又将论述推进一层，天衣无缝地将两个设喻融合成一股逻辑严密的强流，产生振聋发聩的作用，使得人们不断地去思考。
　　这里，形象的比喻，使人加深对抽象概念的理解，使深奥的道理变得直观、生动。
　　本文偏重记言，善于用精彩的对话来描述事件，阐明主旨。但文章在叙事上又别具特色，全文叙事，无一字之累赘，至简至练，极其概括，富有表现力。文章开头用了40个字，交代事件发生的前因。请看：厉王虐，一个虐字概括了厉王残忍的所作所为。王怒，一个怒字浓缩了这个暴君的专横而愚蠢，没有理性，视忠言为逆耳的个性特点。使监谤，以告，则杀之，描绘出城内笼罩着的白色恐怖。道路以目形象地点出国人敢怒而不敢言的国情。而在结尾的18个字里，只用了流王于彘四个字，点明了厉王不听劝谏的结果。这四个字隐含了多少史实？国人三年来忍无可忍的生活，国人暴动前的准备，暴动时轰轰烈烈的战斗场面，活捉厉王的精彩情景等等，作者都没有写，只用了这四个字来概括厉王的结局，真是精练到了极点。
　　此外，文章中的人物形象也很生动，特别是暴君周厉王，文章完全略去了外形的描写，重在内在性格的揭示。用怒监杀三个动词写出厉王的残忍、暴虐，用怒喜写出了厉王的愚蠢。文章的结尾国人莫敢出言与开头的国人莫敢言照应，仅多用一个出字，国人反抗的程度有了质的变化。从思想价值来看，本文提出的防民之口，甚于防川，为民者宣之使言的思想，具有民主因素，尽管其立足点是为了维护厉王的统治，但在两千多年前能提出这样的观点，看到民言的重要，要求广开言路，这本身就有重要的价值。
　　（选自《中外散文名篇鉴赏辞典》，安徽文艺出版社1989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