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永浩把自己的理想主义变现（二）

　　2006年6月他从新东方辞职，一个月后创办了精英言论网站牛博网。他借自己声名优势邀请到上百位意见活跃的媒体人、学者、网络作家在牛博网上发言讨论，并推动过一些公益活动的落地。2008年汶川地震时，罗永浩在牛博发起赈灾募捐，并允诺亲自监督200多万元募捐款项的使用，事后公布的账目明细里，连买瓶矿泉水的容量也列在其中。
　　“如果我做了一些事情，社会上一片叫好声，我就很开心啊。我很在意别人的看法。”罗永浩说。
　　但运营了两年后，这个网站被监管机构要求关闭。出于生计压力，在一群培训行业朋友的鼓动下，罗永浩牵头成立老罗和他的朋友们教育科技有限公司，重返英语培训行业。
　　再回到这个曾经因为不齿而出走的行业，多少让他觉得没有面子。他不打算妥协更多，于是在跟潜在投资方贝塔斯曼中国谈判时，他在对方异样的眼神里写下的企业愿景是：通过干干净净地赚钱让人相信干干净净地赚钱是可能的。这种格格不入的谈判风格让他一直找不到启动资金，直到一个在非洲发迹了的发小给他打来第一笔300万元。
　　成为“校长罗永浩”之后，他发现，在商业世界里维持理想主义比在知识界、艺术界要难千百倍。在他看来，挣了钱，基本没有违背自己的意愿和原则，以自己希望的方式活着就是成功。按照这个标准，他认为从商前的自己比现在成功。“以前可以更加随心所欲，现在相对克制一些。”他说。
　　他清楚，要跟这个世界相处，自己耍个性的边界在哪里。他自己开设牛博网，立即意识到要做平台就得少说话，要做独立评论者就不能做平台，并拿这个道理规劝过创办《独唱团》的韩寒。出于学校运转的自保需要，他也会接受朋友的安排跟官员们吃饭。“他们在那儿摸摸我胳膊、拍拍我肩膀，说小罗你要怎么怎么，我就在那点头，假笑，装孙子。但我演技很差，估计看上去很不自然。”
　　既能拎得清这件事并当成机会抓牢，很难否定他身上的商业基因。和大多数商人不同，他的底线高一些。他自信靠一套更磊落的玩法，能在老罗英语培训学校里套现自己的理想主义。比如，他拒绝买银行客户数据来发推销短信和垃圾邮件，要求学校全用正版软件，给授课教师开出三十多万元的年薪，公司员工的加班费、年终奖、带薪休假也毫不含糊。
　　“现在这时候，如果别人耍流氓，我没有，市场对我的能力要求就比原来更高了，不然竞争不过人家。”
　　在好友冯唐的推介下，他狠狠研究了一下消费者心理学。在成立学校早期，对同一种课程，他设定有一个1280元的标准收费方案和另一个提供更多服务的1580元收费方案，结果前台员工不断被顾客们痛骂。他痛定思痛，把1580元方案改成“标准”，把1280元的方案改成“优惠”，顾客们怨气一下消减了许多。他把这称为“不那么奸诈”的消费心理学应用。
　　在初期做课程推广时，他把自己的方案形容成“血腥”：同样总数32次课的课程，老罗英语的收费只是新东方的1/3，而且前8次只收一块钱。有曲艺论坛里的相声爱好者们转载了他这则招生启事，配标题是“这个周末哪里去”。蹭听的八次课临近结束，老师们甚至大度地给蹭课生们讲授接下来的自学方法。
　　第九次课一开始，学生数量从300多剧减到30多，但4个月后学员规模猛增。对学生的调查结果是，老生推荐率高达35%。这是他的老东家新东方在鼎盛时期才能达到的辉煌，他把这归功于口碑营销。
　　2008年刚刚创立，就有同行找上门来要求收购。罗永浩开价6000万元。对方愤然斥责他“黑”。2010年，老罗英语培训学校年收入450万元，尚未实现盈利，找上门来谈投资的风投碰到一个更“黑”的估值：1.2亿元。
　　“别的培训机构的话，别说450万，做到4500万，风投也未必会瞧得上。你来我这，肯定不是看中我这点盘子，是看中我这个人。教育培训行业里，学大上市了、学而思上市了、环球上市了、新东方上市了，剩下一大堆几乎都是破烂。扒拉来扒拉去，也就那一两家还行，我就是其中的一个。所以1亿2千万怎么了，我报4个亿又怎样？只是接受不接受的问题，没什么荒谬的。”这是他给自己的理想主义开出的价码。
　　斗士的敌与友
　　罗永浩的粉丝比他圆滑。大多数粉丝通过现场、微博或视频围观他，大笑喝彩完后，继续扎进罗永浩所抵抗的规则里生活。他像《让子弹飞》里的张麻子，身负炸碉楼的期待，但在胜利信号显著出现前，他很难找到敢于下注的跟随者。
　　“在一个诚信的社会中，他一定是以健康阳光、成功创业者的形象被广泛效仿的人。但当下中国，多数掌握社会财富的人并非老罗这样的。他是社会上的熊猫。”作为朋友，导演陈晓卿说。对于熊猫对传统秩序的冲撞，他态度保留。
　　但罗永浩清楚这恰是自己的王牌。“就我已经走过的人生道路来讲，在这个节骨眼上，我继续说实话，是利益最大化的。”
　　也因此，他对同行的嫉妒与小动作很敏感，“那帮人表面对着我客客气气，我知道他们在饭桌上怎么骂我。要是对手搞小动作让我穷途末路，我在倒闭前最后一件事一定把我们所有核心的课程拍成‘多机位、加特技的精良大片’，全部免费上线。大家都别想再从里面赚钱。”因为此，媒体人王小峰把罗永浩称为“排雷高手”。“老罗前进的道路上布满地雷,他很怕踩到地雷上。”
　　因挑战社会秩序而产生的孤独感让他格外珍视找得到的另一群“熊猫”。他与主持人柴静、出版人张立宪、音乐人周云蓬、媒体人王小山、作家冯唐、导演陈晓卿、名博王小峰意气相投，就连生性桀骜的艾未未都赞许罗永浩在生活里讲哥们义气，“吃什么都香”。
　　朋友也是罗永浩“既得利益”的一部分。他做公司、去汶川救灾、筹备慈善基金、准备出文艺丛书，资源也是这群朋友。他注册的公司名称干脆就叫“老罗和他的朋友们”。刚开公司时，他的创业金律也是从好友冯唐那里讨来的：做事抓大放小；战略目标明确；能容人。
　　他对比他更清贫、但更有艺术才华的朋友们有惺惺相惜式的关爱。“我靠，我是超级近人情的。”
　　2010年5月，罗永浩想为偶像曾轶可录一张专辑。“曾轶可走上音乐生涯是因为听twins，老天给了些天分，但我觉得她并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遇到一个公司也不知道怎么去包装她，拿她的短板去跟别人的长处去拼。我当时看了就很焦虑。”
　　罗永浩让自己的媒体圈朋友王小峰牵线，找到曾轶可的经纪公司天娱，联系好北京最贵的录音棚，请来周云蓬、小河、张玮玮等民谣圈高手，为曾轶可录制唱片。周云蓬提醒花钱要省，罗轻描淡写地说找了个土财主赞助此事。
　　土财主很羞涩，不敢告诉曾轶可自己就是罗永浩本人。
　　曾轶可来了，却不喜欢这份礼物，她对这班民谣达人们的编曲提不起兴趣。罗小心翼翼地问，那你喜欢什么？
　　“她跟我说了一堆，那些在我眼里都是垃圾。这很正常，你不能逼她，我十八九的时候也听麦当娜之类的听得特来劲。即使我是她亲爹，我也不应该让她进录音棚按我的意愿去录。”罗老师叹了口气，他认了。但对小姑娘的喜欢分毫未减，甚至开始仿着偶像学吉他。他专门买了一把木料考究的taylor吉他，因为“轶可用的就是taylor”。
　　这个理想主义胖子不假思索地把个人趣味渗透进公司：拿着曾轶可的写真集加正版音乐专辑前来报名上课的人，可以得到200元的学费优惠。他扔下公司里的事为曾轶可唱片忙活了几个星期后，偶然听到员工们聚在墙角抽烟，骂自己“傻逼”。以舌战成名的罗校长装作没听见，转身走了。
　　员工也是他的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