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词的人生哲理

　　宋代词苑，百花齐放，万紫千红。它是词人们的精神家园。其中有一枝奇葩是词人以澄澈智慧的心灵，营造爱惜生命、养护生命的闲适，以解脱因现实的窘迫而造成的精神上的诸多困扰，赢得身心的宁静。这体现了作为精神产品的文学的一种功能。以下分三个方面来谈。
　　一、化解人生短促的烦恼
　　人生以百年为期，而真正能活到百岁的人并不多，若把人的生命历程放到宇宙的历史长河中去，那么人的生命更是弹指一挥间的事。在如此短促的人生中，怀着对生命的珍惜，有人祈求成仙，有人寻求养生，力求延长生命。数千年来，人们的生命意识一直纠缠于忧患与憧憬之中。抒写人生情感的宋词，也与生命意识紧密联系。很多词人在词中直接表述人生苦短的情绪。如：
　　人世都无百岁。少痴騃、老成尫悴。只有中间、些子少年，忍把浮名牵系？一品与千金，问白发，如何回避？（范仲淹《剔银灯》）百年似梦，一身如寄，南北去留皆可。（李弥逊《永遇乐初夏独坐西山钓台新亭》）五十劳生，紫髥霜换，白日驹过。（李弥逊《永遇乐用前韵呈张仲宗、苏粹中》）连北宋盛时的太平宰相晏殊也感叹道：一向年光有限身，等闲离别易销魂。（《浣溪沙》），然而他们面对人生短促的苦痛，能够谈笑于死生之际（苏轼《与李公择》）。而这种超逸境界的获得犹如登山。
　　登上山顶固然可一览众山小，饱览风光，陶冶情性，但登山并非易事，路途是艰辛的，很可能颓丧而止。试读钱惟演（9621034）的《木兰花》：城上风光莺语乱。城下烟波春拍岸。绿杨芳草几时休，泪眼愁肠先已断。情怀渐变成衰晚。鸾鉴朱颜惊暗换。昔年多病厌芳尊，今日芳尊惟恐浅。
　　宋释文莹随笔《湘山野录》卷上载：钱思公谪居汉东日，撰一曲曰：‘城上风光莺语乱（略）。’每歌之，酒阑则垂涕。时后阁尚有故国一白发姬，乃邓王俶歌鬟惊鸿者也，曰：‘吾忆先王将薨，预戒挽铎中歌《木兰花》引绋为送，今相公其将亡乎’果薨于隋。邓王旧曲亦有‘帝卿烟雨锁春愁，故国山川空泪眼’之句，颇相类。可见这首词乃是叹老伤怀之作。钱惟演为五代时吴越王钱俶的儿子，幼年随降父归宋，于真宗朝为翰林学士，仁宗朝拜枢密使，加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权倾一时，后因涉及宫廷矛盾被贬官。此词即景佑元年（1034）词人谪居汉东作。人到晚年更加觉得青春的可贵，但想要追回逝去的年少时光已不可能，鸾鉴朱颜惊暗换是老年人对青春飞逝所产生的人生体验。面对生生不息的绿杨芳草，不免产生衰晚的情怀，伤春流泪，借酒浇愁。词人未能登顶，不久便郁郁告别人世。
　　张先（9901078）词则与此相反，词中虽有人生短促的忧伤，但终于登上山顶，享受了无限风光。看他于庆历三年（1043）所作的《天仙子》：水调数声持酒听。午醉醒来愁未醒。送春春去几时回？临晚镜，伤流景，往事后期空记省。沙上并禽池上暝。云破月来花弄影。重重帘幕密遮灯，风不定。人初静，明日落红应满径。
　　词人时为嘉禾小倅、以病眠，不赴府会。病中只能在家饮酒听曲，感叹送春春去几时回（时词人年已五十三），美好的往事已经逝去，不免流露出了临晚镜、伤流景的人生忧思。但词人并未一味沉浸在惜春伤春的忧伤之中，他悟到如此短暂的人生，理应好好享受。于是沉醉在美丽的大自然中：黄昏时，池边沙地上成双成对的禽鸟栖息，不久，月亮透过云层，映照花儿，在微风中婆娑弄影。他又从家的温暖中寻求：天晚风起，关上门窗，垂下帘幕，家人团聚一室，多么温馨！词人更由室外的风不定推想到明日落红应满径，反衬自己的闲适安逸。张先将此词引为平生得意之作。南宋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三十七引《古今词话》云：有客谓子野（先）曰：‘人皆谓公张三中，即心中事、眼中泪、意中人也。’公曰：‘何不目之为张三影？’客不晓，公曰：‘云破月来花弄影’；‘娇柔懒起，帘压卷花影’；‘柳径无人，堕风絮无影’。此余平生所得意也。’《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三十七又引《遁斋闲览》云：张子野（张先）郎中以乐章擅名一时。宋子京（宋祁）尚书奇其才，先往见之，遣将命者，谓曰：‘尚书欲见云破月来花弄影郎中。子野屏后呼曰：‘得非红杏枝头春意闹尚书耶？遂出，置酒尽欢。盖二人所举，皆其警策也。由此可见乐观的词人不会对着落花和流影垂泪，反而从美丽的自然风光里获得怡情养性的享受。
　　面对人生短暂的自然规律，宋代词人们热爱自然、享受亲情、看淡世间的得失成败，快乐地生活着。他们宴游、交友、赏花这些闲适生活丰富而生动的写在词中，如：人生百岁，离别易，会逢难。无事日，剩呼宾友启芳筵。星霜催绿鬓，风露损朱颜。惜清欢。又何妨、沈醉玉尊前。（晏殊《拂霓裳》）清夜无尘，月色如银，酒斟时，须满十分。浮名浮利，虚苦劳神。叹隙中驹，石中火，梦中身。（苏轼《行香子述怀》月在碧虚中住，人向乱荷中去。花气杂风凉，满船香。（张鎡《昭君怨园池夜泛》）这些寄情园池山水与沉迷宴饮的词章，从表象上看只是描写宋代词人的娱乐生活，而其思想底蕴实为摆脱外界的压力和追求身心的自由。面对人生短促的恐惧，宋代词人表达顺应自然，超脱生死束缚的思想往往形诸词作。
　　二、挣脱功名富贵的束缚
　　老子主张至虚静、守静笃，全性保真而不为物所累。庄子追求摆脱名誉、利益等尘俗的干扰，达到超脱善恶、是非、美丑的自在逍遥的境界。庄子视世俗的功名富贵犹如骈拇，是人体多余的东西。功名富贵得失应该顺其自然，得之不喜，失之不悲，否则便成了残生伤性之物。这种思想对宋代词人有影响，宋词中有许多词作表现了词人对于功名富贵束缚的挣脱。
　　且看柳永《鹤冲天》：
　　黄金榜上，偶失龙头望。明代暂遗贤，如何向。未遂风云便，争不恣狂荡。何须论得丧。才子词人，自是白衣卿相。烟花巷陌，依约丹青屏障。幸有意中人，堪寻访。且恁偎红翠，风流事、平生畅。青春都一饷。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
　　据吴曾《能改斋漫录》卷十六载：仁宗留意儒雅，务本理道，深斥浮艳虚美之文。初，进士柳三变，好为淫冶讴歌之曲，传播四方。尝有《鹤冲天》词云：‘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及临轩放榜，特落之，曰：‘且去浅斟低唱，何要浮名！’于是，柳永自称奉旨填词柳三变，留连坊曲。柳永被黜的遭遇，词论家多评说因为柳永作词过于粗俗艳丽，不合仁宗儒雅、务本理道的规范。其实是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之蔑视功名、不满现实的思想触犯了皇帝的权威。柳永怀才不遇，无所顾忌地出入于歌楼酒馆，浅斟低唱自是白衣卿相。这种功名利禄得失顺其自然的心态，表现了旷放自适的精神。
　　又如刘述《家山好》：
　　挂冠归去旧烟萝。闲身健，养天和。功名富贵非由我，莫贪他。这歧路、足风波。水晶宫里家山好，物外胜游多。晴溪短棹，时时醉唱里棱罗。天公奈我何。
　　刘述于仁宗景佑元年（1034）中进士，官为御史台主簿。英宗治平元年（1064）又改官荆湖北路转运使、降知睦州。神宗时为侍御史知杂事。熙宁三年（1070）与钱琦等上疏弹劾王安石，出知江州。《宋史刘述传》云：（王）安石欲置之狱，（司马）光又与范纯仁争之，乃议贬为通判。帝不许，以知江州。逾岁，提举崇禧观。卒，年七十二。
　　由此可知，刘述仕途坎坷，不免对官场有厌倦之感。据释文莹《湘山野录》所云：刘孝叔吏部公述，深味道腴，东吴端清之士也。方强仕之际，已恬于进，撰一曲以见志，曰：‘挂冠归去旧烟萝（略）。’
　　《家山好》这首词是刘述庆历元年（1041）作，正是刘述盛年时，此时正在仕途而已经心想归隐闲逸。他希望辞官归去，重寻故乡烟萝，功名富贵乃身外之物，宦海沉浮风波多多，只求心闲身健，颐养天和。他甚至想象归隐后的乐趣，在家乡水晶似的湖面上泛舟、饮酒、唱歌，一无牵挂，天公奈我何。词人向往自由自在、恬淡闲适的生活情趣，这样的愿望一直到晚年提举崇禧观后才实现。
　　再如晁补之《摸鱼儿东皋寓居》曰：
　　买陂塘、旋栽杨柳，依稀淮岸江浦。东皋嘉雨新痕涨，沙觜鹭来鸥聚。堪爱处，最好是、一川夜月光流渚。无人独舞。任翠幄张天，柔茵藉地，酒尽未能去。青绫被，莫忆金闺故步。儒冠曾把身误。弓刀千骑成何事，荒了邵平瓜圃。君试覰。满青镜、星星鬓影今如许。功名浪语。便似得班超，封侯万里，归计恐迟暮。
　　晁补之为元丰二年进士，历仕秘书省正字、校书郎、礼部郎中及地方官职，曾两度被贬。工书画，能诗词，善属文，为苏门四学士之一。词人晚年闲居金乡，置买田产，修葺亭园，过着闲适的隐逸生活。上阕写退居后享受的闲居乐趣和摆脱名缰利锁后的自在自得。下阕是追悔当年儒冠误身，荒芜瓜圃，光阴似箭，人生短促，即使像班超那样立功边塞，封侯万里，归来亦已鬓发斑白。这表现出词人对于功名利禄的漠视和隐居田园的乐趣。
　　苏轼是词坛巨擘。他对人生的超脱和对功名利禄的看淡，可为文人的典范。元丰五年（1082）他于黄州作《满庭芳》：蜗角虚名，蝇头微利。算来着甚干忙。事皆前定，谁弱又谁强。且趁闲身未老，须放我、些子疏狂。百年里，浑教是醉，三万六千场。思量，能几许？忧愁风雨，一半相妨。又何须、抵死说短论长。幸对清风皓月，苔茵展、云幕高涨。江南好，千钟美酒，一曲《满庭芳》。
　　元代陈秀明《东坡诗话录》载《玉林词选》云：东坡《满庭芳》词一阕，碑刻遍传海内，使功名兢进之徒读之可以解体，达观恬淡之士歌之可以娱生。人如能立于无穷宇宙去俯视两国间争城夺地的场面，岂不像立于路旁观蜗牛两触角相斗吗？芸芸众生何必为蜗角虚名，蝇头微利忙劳一辈子呢。人生有限，还不如在清风皓月、云幕高涨、苔茵绿展的美好时光，高歌一曲《满庭芳》。身不由己的苏轼，努力摆脱是非心、挣脱名利网，让心灵舒放。这也是他能够承受仕途生活中的一连串打击而不倒的原因。
　　张孝祥，高宗绍兴二十四年（1154）进士第一。他上疏言岳飞冤狱，得罪秦桧，加之积极主战，所以，虽为状元，仕途坎坷。面对世间的功名富贵以及众多的不平，词人以何种态度处之？其《西江月题溧阳三塔寺》云：
　　问讯湖边春色，重来又是三年。东风吹我过湖船，杨柳丝丝拂面。世路如今已惯，此心到处悠然。寒光庭下水如天，飞起沙鸥一片。这首词题于江苏溧阳三塔寺寒光亭柱上。词人重访三塔湖，观赏优美的自然景象，怡然自乐。吹字和拂字极有情致，东风吹船似解人意，杨柳拂面饱含深情，词人陶醉在湖光山色之中。自然景物如此亲切可爱，是因为世路如今已惯，此心到处悠然。词人对世事俗务、功名富贵看淡了，怀着平和中正的悠然心情，更觉得自然景物可亲、可爱。寒光亭下水连天，飞起沙鸥一片，词人就像沙鸥一样，在水天一色的空间自由自在地翱翔，容天地于此心。
　　不以功名富贵为重，就容易获得自由愉悦的心境。故古之人有不肯贵富者矣，由重生故也；非夸以名也，为其实也。（《吕氏春秋》卷一《孟春纪》之本生）古人有重视生命者，不以富贵为重，不钓取虚名来夸耀。不少词人持这样的思想。
　　三、排除不安心绪的困扰
　　宋代词人所处的社会环境比较复杂。赵宋王朝为了巩固自己的集权统治，采取了权力制衡、文官政府、厚禄养士等政策，由此形成了特有的宋型文化。不少词人往往在政治漩涡中遭遇不测。曾被人构陷诬告而遭贬谪的欧阳修在《朝中措》中曰：
　　平山阑槛倚晴空。山色有无中。手种堂前垂柳，别来几度春风。文章太守，挥毫万字，一饮千钟。行乐直须年少，尊前看取衰翁。
　　《宋史》称他放逐流离，至于再三，志气自若也，他之所以能志气自若，乃在于他诗酒流连的自足适性，在于他能够使自己不安的心绪趋于淡定。
　　王安石一生致力于政治改革，曾两次罢相，晚年退居金陵，在府城东门和钟山间构筑了半山园，《渔家傲灯火已收正月半》便为描写此园的词作。身在园中，心情如《菩萨蛮》云：
　　数家茅屋闲临水，单衫短帽垂阳里。今日是何朝，看予度石桥。梢梢新月偃，午醉醒来晚。何物最关情，黄鹂三两声。
　　词人描写其隐居环境的清雅幽静以衬托自足适性的自我，王安石由一位锐意改革的宰相到一位单衫短帽的半山老人，这其间巨大的变化和反差，并没有使他茫然无措，他午醉醒来后听园中黄鹂清脆的鸣叫，悠然生活于半山园中，享受清闲，心安理得。
　　苏轼因自己的诗文而被罗织罪名，差点丧生于乌台诗案。仕途生涯中两次由中枢到地方到被贬，从中原到岭南到海南，迁谪的处境，流离颠沛，生活困顿，但他能安时处顺、乐观旷达。这种心情大量表现在词作中。乌台诗案后，苏轼谪居黄州，《黄州安国寺记》中云：至黄，舍馆初定，衣食稍给，闭门却扫，收召魂魄，退伏思念，求所以自新之方深自省察，则物我相忘，身心皆空，求罪垢所从生不可得。一念清净，污污自落，表里翛然，无所附丽。私窃乐之，旦往而暮还者，五年于此矣。苏轼以物我相忘、身心皆空及一念清净为乐，摆脱一己的哀乐之情和世俗的利害之欲，恬淡无为。他作于黄州的《浣溪沙自适》词曰：
　　倾盖相逢胜白头。故山空复梦松楸。此心安处是菟裘。卖剑买牛吾欲老，乞浆得酒更何求？愿为祠社宴春秋。
　　词人谪居黄州已近四年，觉得归隐蜀中故山已无望，于是化用白居易此心安处即吾乡诗意，欲终老黄州。他于元丰七年（1084）离开黄州时作《满庭芳》词仍曰：好在堂前细柳？应念我，莫剪柔柯。仍传语，江南父老，时与晒渔蓑。雪堂的一草一木使苏轼留恋不已，他请邻里乡亲帮他照顾好堂前屋后，时常帮他晒晒渔蓑，他似乎还要回雪堂居住。苏轼后来被贬惠州、儋州时都借资造屋，准备长久定居，因为它们都是苏轼心中的家。
　　贬居黄州时期是苏轼文学创作的丰收期之一，其贬居黄州时期的词作有《卜算子》（缺月挂疏桐）、《西江月》（世事一场大梦）、《水龙吟》（似花还是非花）、《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念奴娇》（大江东去）、《临江仙》（夜饮东坡醒复醉）等，都展示了词人极其超脱的心态。作于元丰五年（1082）的《定风波》词：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
　　这是人间的绝唱。并不是因为熬过了风雨而骄傲，也不仅是对风雨安之若素，而是一笔勾销，并无风雨。不管外在的境遇如何变幻，都如云烟过眼，明净透彻的心灵不会被外物所困折，因为无所计较，故而所向无敌。词人竹杖芒鞋于风雨中吟啸徐行的超脱，真正达到了则何往而不适我（苏轼《江子静字序》）的自足适性境界。
　　他在惠州时，生活窘困，但他仍有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的诗句。被贬至非人所居，药饵皆无有的海南岛时，有《谪居三适三首》的自足自适的诗篇，词人呈现了足适、身适、心适三适合一的虚静、自然的状态。苏轼最后一首词《千秋岁次韵少游》作于海南儋州，其词曰：
　　岛边天外。未老身先退。珠泪溅，丹衷碎。声摇苍玉佩。色重黄金带。一万里。斜阳正与长安对。道远谁云会。罪大天能盖。君命重，臣节在。新恩犹可觊。旧学终难改。吾已矣。乘桴且恁浮於海。
　　苏轼所受的打击迫害是残酷的，但他在瘴风苦雨中依然吟啸徐行，精神高昂、旷然自适：罪大天能盖，再大的罪天总能包容，还有啥可怕呢？吾已矣，乘桴且恁浮于海。如果自己的政见仍不被采纳，就像孔子所说乘着木船浮海远去。他虽被贬谪而身心仍是自由的，他首先使自己心安，继而超脱了名利得失的束缚。此词是对沉溺于悲哀的门下弟子的教诲，是自己一生的政治气节和人生态度的自白，是贬谪文化中的最强音，从而达到中国封建士人贬谪心态的最高层次。而自足适性的心安生存哲学，则是使苏轼达其人生至境的关键所在。
　　再看辛弃疾。他的《西江月以家事付儿曹，示之》曰：
　　万事云烟忽过，百年蒲柳先衰。而今何事最相宜？宜醉宜游宜睡。早趁催科了纳，更量出入收支。乃翁依旧管些儿：管竹管山管水。转眼年岁已老，而山河依旧破碎，辛弃疾放情山水，管竹管山管水，宜醉宜游宜睡，让自己在自足适性中使心灵得以慰安。其《行香子》亦曰：
　　归去来兮。行乐休迟。命由天、富贵何时。百年光景，七十者稀。奈一番愁，一番病，一番衰。名利奔驰，宠辱惊疑，旧家时、都有些儿。而今老矣，识破关机：算不如闲、不如醉、不如痴。
　　生死、名利、富贵在识破关机的辛弃疾眼里不过是过眼云烟，他觉得最要紧的是在自足适性中享受身心自由闲适之乐。
　　茫茫宇宙，短暂人生，人生多难，坎坷不平，宋词中表达的超越自然、社会乃至自我而心淡神远、陶然自乐的心情，将流淌于世世代代的心灵之河。它与后人的心灵相碰撞，亦将奏出更悦耳动听的生命旋律，拥有这种生存智慧，便是生活幸福的密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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