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的成功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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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曾国藩的成功之道
　　“天道忌巧”，语出曾国藩，当时的晚清，在一种虚浮、圆滑、取巧的氛围中，因此曾国藩大胆“去伪而崇拙”。
　　其实不论什么时代，大道至简，都是一分耕耘一分收获。天才往往困于他的天才，超前时代，并因此陨落，而脚踏实地的庸才，才运筹帷幄，臻至成功。
　　为什么天才失败了，而庸才成功了?这是曾国藩的答案
　　理念：志之所向，金石为开
　　许多人心目中的曾国藩是权谋家的代表，这是对他的误解。曾国藩的领导艺术虽不无权谋因素，但其核心却是“忠义血性”的儒家理念。
　　曾国藩生于雍、乾后，举国风气的败坏，几乎达到了顶点。在曾国藩看来，最可怕的不是太平军的造反，而是统治阶级本身的人心陷溺、人欲横流。
　　因此，曾国藩与罗泽南等人，宣讲举世都不宣讲的儒家学说，以传承圣人的价值体系为己任，最终排除千难万险，成就了“以转移社会风气来造就一代之人次”的功业。
　　用人：尚朴实，耐劳苦
　　如果说在理念上曾国藩高扬的是“血性忠义”，那么在人才的选拔上，他选择的则是能够切实认同这种理念并加以践行的“朴拙之人”。
　　曾国藩从最根本的选人环节入手，提出军官一定要选“质直而晓军事之君子”，兵勇则一定要选“朴实而有土气之农夫”。
　　湘军靠什么打胜仗?靠什么持续地打胜仗?就是这种“尚朴实，耐劳苦”的作风。曾国藩的用人，从表面看来迂阔笨拙，其实正是他的过人之处。
　　治事：大处着眼，小处下手
　　管理最忌讳的就是全无实际而空谈误事。曾国藩从一开始就对此有深刻的认识，他强调“军事是极质之事”，来不得半点虚浮的东西。他厌恶听到高谈阔论，只喜欢平实之言、平实之行。
　　曾国藩的管理风格亦是以“勤、实”二字为核心。他认为，带兵一定要脚踏实地，勤勤恳恳，一步步地从小事做起，才能日积月累，见到成效。
　　作战：扎硬寨，打死仗
　　曾国藩用兵，很少有出奇制胜的战例，他有自知之明，不高估自己的能力，不低估对手的智商，由此发展出了一套“扎硬寨，打死仗”的笨工夫，稳慎徐图，稳扎稳打，反而一步步地在与太平军的作战中占尽了上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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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组织：还我真面，复我固有
　　曾国藩说过：“驭将之道，最贵推诚，不贵权术。”在曾国藩的身体力行之下，湘军形成了一种坦诚相待、相互信任、相互支持的组织文化。这种坦诚相待的“湘军精神”，也是湘军凝聚力和战斗力的来源。
　　心性：成败听之于天，毁誉听之于人
　　曾国藩的一生，可以说是屡战屡败，充满了挫折与逆境，但他的过人之处，就在于他以“男儿自立，必须有倔强之气”的意志力量坚持到了最后。
　　曾国藩说：“天下事，未有不由艰苦得来，而可大可久者也。”取巧只是小聪明，只会得利于一时;拙诚才是大智慧，方可奠基于长远。
　　梁启超这样评价：曾国藩并没有超群绝伦的才华，在当时的著名人物中，他被认为是最迟钝愚拙的一位。他的一生，也一直在逆境之中，然而他立德、立功、立言，达到了古人所说的三不朽的境界，这是什么原因呢?
　　他一生得力的地方，就在于立志自拔于流俗，而困而知，而勉而行，历尽百千险阻而不屈服，如此而已!如此而已!
　　曾国藩的修身艺术
　　一曰身勤
　　曾国藩所说的“身勤”就是身体力行、以身作则。
　　曾国藩曾说“余谓天子或可不亲细事，为大臣者则断不可不亲”。
　　曾国藩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曾国藩在军中要求自己早起，不论是什么样的天气，不论是什么样的环境，他一定“闻鸡起舞”，练兵督训，办理各项事务。曾国藩对军中将士说：“练兵之道，必须官弁昼夜从事，乃可渐几于熟。如鸡孵卵，如炉炼丹，未可须臾稍离。”《论语》有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
　　言传不如身教，曾国藩就是这样影响手下的幕僚、将领的。不管是个人修行还是管理团队，这一点至关重要，要给周围的人和下属做一个好榜样。
　　二曰眼勤
　　曾国藩所说的“眼勤”是从细微之处识人。
　　曾国藩指派李鸿章训练淮军时，李鸿章带了三个人求见，请曾国藩分配职务给他们。不巧曾刚好饭后出外散步，李命三人在室外等候，自己则进入室内。等到曾散步回来，李请曾传见三人。
　　曾说不用再召见了，并对李说：“站在右边的是个忠厚可靠的人，可委派后勤补给工作;站在中间的是个阳奉险违之人，只能给他无足轻重的工作;站在左边的人是个上上之材，应予重用。”
　　李惊问道：“您是如何看出来的呢?”
　　曾笑道：“刚才我散步回来，走过三人的面前时，右边那人垂首不敢仰视，可见他恭谨厚重，故可委派补给工作。中间那人表面上必恭必敬，但我一走过，立刻左顾右盼，可见他阳奉阴违，故不可用。左边那人始终挺直站立，双目正视，不亢不卑，乃大将之材。”
　　曾国藩所指左边那位“大将之材”，就是后来担任台湾巡抚鼎鼎有名的刘铭传。
　　曾国藩从细微之处识人，练就了他的一双慧眼，曾府幕僚鼎盛一时，幕僚在曾国藩平定太平军的过程中出谋划策，立下了赫赫功勋。
　　三曰手勤
　　曾国藩所说的“手勤”其实就是要养成一个好习惯。
　　曾国藩一生养成了三个好习惯：
　　一是反省的习惯：曾国藩每一天都写日记，曾国藩说：“吾人只有进德、修业两事靠得住。进德，则孝弟仁义是也;修业，则诗文作字是也。此二者由我作主，得尺则我之尺也，得寸则我之寸也。今日进一分德，便算积了一升谷;明日修一分业，又算馀了一文钱;德业并增，则家私日起。至于功名富贵，悉由命走，丝毫不能自主。”曾国藩通过写日记进行修身，反思自己在为人处世等方面存在的不足，通过这样的反省，不断修炼自己。
　　第二个好习惯就是读书习惯，他规定自己每一天必须坚持看历史不下十页，饭后写字不下半小时。曾国藩说“人之气质，由于天生，很难改变，唯读书则可以变其气质。古之精于相法者，并言读书可以变换骨相。”通过坚持读书，曾国藩不仅改变了气质，更磨练了他持之以恒的精神，同时也增长了他的才干，懂得不少为人处世的道理，也让他成了一代大儒。
　　第三个好习惯就是写家书，据说曾国藩仅在1861年就写了不下253封家书，通过写家书不断训导教育弟弟和子女，在曾国藩的言传身教之下，曾家后人人才辈出。
　　正所谓习惯决定性格，性格决定命运。曾国藩养成很好的习惯，不仅成就了曾国藩自己，也影响了曾家后人。
　　四曰口勤
　　曾国藩的“口勤”就是他与人的相处之道。
　　曾国藩认为同僚相处“两虎相斗，胜者也哀”。
　　据说曾国藩开始同湖南巡抚骆秉章的关系并不好，咸丰三年，曾国藩在长沙初办团练时，骆秉章压根儿就没把曾国藩放在眼里，对曾国藩的工作也不是十分支持。当绿营与团练闹矛盾时，他总是把偏向着绿营。
　　让曾国藩特别愤愤不平的是，在靖港兵败，湘军退驻长沙城郊的水陆洲时，骆秉章来到离曾国藩座船仅数十米之遥的码头送客，曾国藩以为他是特意来看望和安慰自己的，内心正十分感激，谁知他送完客人之后竟然转身便走，就当没有看到曾国藩!并且还同长沙官员一起对曾国藩的兵败百般讥讽。
　　尽管如此，曾国藩并没有逞口舌之争，而是采取曲意忍让的态度，在他为父守孝后第二次出山之时，他特意拜访了骆秉章，态度十分谦恭又十分热情，之前的那点事就当没发生一样。这让骆秉章大感意外，当场表态，以后湘军有什么困难，我们湖南当倾力相助。
　　“己预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曾国藩口勤不仅仅是对同僚和上级，对下属也会耐心地训导，曾国藩秉持的这种为人处世之道，不仅让他成就了自己，也成就了如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刘铭传、胡林翼等名臣，实现了清末短暂的中兴。
　　五曰心勤
　　曾国藩所说的“心勤”其实就是坚定的意志品质。
　　曾国藩不管是从科考还是在平定太平军时“屡败屡战”，都有一种精诚所至的信念在支撑他。从各方面下足工夫，功到自然成。
　　曾国藩说“天下古今之庸人，皆以一“惰”字致败。”以勤治惰，以勤治庸，不管是修身自律，还是为人处世，一勤天下无难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