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蒙与宋彦明卢世雄

　　患难见真情
　　当代著名作家王蒙不仅以作品丰多风格独异而闻名于世，而且以经历非凡而令读者奇叹。他的自传一百多万字分别以《丰生多事》《大块文章》和《九命七羊》为各卷命名，洋洋洒洒回忆了他70多年的人生与事业，其中对十多年的新疆生活着笔尤多，认为在从＂四清＂到＂文革＂这一＂令全国知识界尤其是文艺界已经到了天翻地覆，一个个都是大祸临头，心惊肉跳，狼奔豸突，朝不保夕＂的时代，他却因祸得福，＂跑到远离政治中心的遥远的地方暂度太平日子，尽享尴尬中的浪漫＂。这主要得益于受到许多少数民族兄弟的呵护和一些有远见的干部的保护，其中就有一位新疆宣传文化界的领导干部宋彦明同志。
　　宋彦明（1928——1998）是甘肃临夏人，1951年兰州大学中文系毕业后留校任教，不久王震同志派人到内地招录知识分子到新疆工作，他带领一批兰州大学的毕业生西出阳关入疆，先后在中共中央新疆分局宣传部，伊利哈萨克自治州党委宣传部、文工团、文艺创作办公室任职，1981年底调任中国作家协会新疆分会秘书长，1983年任新疆文联党组副书记，长期从事宣传文化工作。宋彦明在繁忙的党政工作之余，积极从事文学创作、书法艺术和民间文学研究，是中国书法家协会的会员，出版有《天山深处的人家》等散文集，到文联工作之后主编《中国民间文艺集·新疆卷》。宋彦明性格文静，作风朴实，待人谦诚，在文化界有良好的口碑，与作家老舍、诗人艾青多有交往，文革前宋彦明到北京开会，曾受到老舍等北京作家协会成员的热情招待，但与王蒙还没有认识。王蒙因发表中篇小说《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而闻名全国，1958年最后一批被订为＂右派分子＂下放到京郊农村劳动，1961年摘帽后分配到北京师范学院任教。在八届十中全会提出＂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路线后，有关领导认为王蒙继续在京工作可能会影响单位和他本人，于是决定将王蒙调往新疆工作。1963年王蒙来到新疆自治区文联工作，担任《新疆文学》杂志的编辑。王蒙思想活跃很快在单位引起领导不满，1965年又从自治区文联下放到伊犁州去＂农村劳动锻炼＂。临行前有位好心的文联领导找王蒙谈话说：＂那边宣传部有一个同志叫宋彦明，是我们的作者，现在宋到北京给女儿治病，等宋回来后，我们给他说，然后你再出发前往吧＂。1965年4月，王蒙未带家眷一人先到伊犁。到伊宁市后，为王蒙安排＂劳动锻炼＂的地方使各方颇费周折，组织人事部门的意见是安排到距市区较远的偏僻农村，但宋彦明认为偏僻农村信息闭塞生活条件差，可能会给王蒙带来较大困难。他主张分配到伊宁近郊农村，以利王蒙的生活和工作，他也可就近照顾王蒙。在宋彦明的多方协助下，最后确定把王蒙安排到距伊宁市区只有五公里的红旗人民公社。王蒙感激地回忆道：＂这是多行方便，有不让我太脱离城市生活之意＂。当时文化界已是山雨欲来风满楼之际，人人都在十分谨慎地明哲保身，对＂摘帽右派＂之类有政治嫌疑的人唯恐躲避不及，而宋彦明却站出来为一个素昧平生的文化人施以诚挚关照，这是要冒一定风险的。王蒙在红旗人民公社安身后，经常进城熟悉伊宁市区的环境氛围，不时到宋彦明家吃饭聊天，有时两人喝一点伊犁特曲助兴，谈话内容多为交流文学创作的经验。天南地北古往今来信马由缰感到特别投机，但宋彦明十分谨慎，出言从不逾矩，始终保持领导干部的基本政治原则。一段时间后王蒙渐渐感到把家安到伊宁要比在乌鲁木齐方便舒适些，于是在征得两地教育行政部门的同意后，把从北京调到乌鲁木齐的爱人崔瑞芳又调入伊宁市。1965年夏天王蒙将家从乌鲁木齐搬到伊宁市，因未正式确定妻子任教的学校，到达伊宁后的头几天他们暂且住到宋彦明家。因家中床铺有限，王蒙夫妇在地板上睡觉，宋彦明夫妇很过意不去，执意要让王蒙夫妇睡到床上，王蒙坚持认为地板好，既能隔潮又有弹性与床板无区别。为了将王蒙的妻子崔瑞芳安排到市区中学任教，宋彦明又与有关单位反复交涉协调，费了不少周折。文教处原先决定要把崔瑞芳安排到距伊宁市一百多里的吉里圩孜，但宋彦明坚持要分到市里。凭着宋彦明的人缘和不厌其烦地协调，终于说服文教处分到市中心的伊宁二中，王蒙一家就结束在宋家的合伙吃饭打地铺生活搬到市二中去住了。在宋彦明的关照下，王蒙一家在祖国西陲的少数民族地区开始了一段安稳的生活。而此时的北京和乌鲁木齐，文革的风暴正在酝酿着，包括＂摘帽右派＂在内的一切＂牛鬼蛇神＂的处境日趋恶劣，随时都有卷入汹汹浪潮的危险。王蒙甜蜜地回忆道：＂我时而回到二中，享受劳动锻炼与居家赋闲的有机结合，尽享着动荡中的小日子＂。＂在伊犁的杨树林间，清清的渠水旁，洁白的雪峰下面，在距离边境只有几十公里的地方，与少数民族弟兄一道吃着串烤羊肉，喝着土造啤酒迎接索命追魂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
　　后来，王蒙到了大战喀什河的建设工地，跟生产队的队员住到了工地上的地窝子。宋彦明闻知王蒙下工地的消息后，特意打电话给王蒙所在地的公社书记：＂是你们决定让王蒙去工地还是王蒙自己主动要求去工地的？＂并委婉地强调一定要对王蒙给予更宽松的照顾，不能让其处于过分劳累的苦境。当时宋彦明还没有受到文革冲击，以州委宣传部负责人的身份加以过问，公社书记当然心领神会，对王蒙倍加照顾，使王蒙感到在大战工地上不但没有受到劳累和冻馁之苦，反而有点＂我的前去成为无不作秀＂的惭愧。在公社书记安排下很快就离开了工地返回伊宁市。
　　1970年在开展＂一打三反＂清理阶级队伍的严酷日子里，王蒙亦未受到冲击。而在此时，与王蒙所在地另一个公社的张同志，也是从内地到新疆工作的干部，是宋彦明的好友之一，却因受不了残酷的折磨，跑到公路口用菜刀结束了生命。王蒙听到此消息后十分震惊，唯恐如此恶运也袭到自己头上，但在宋彦明巧妙保护下所在公社掌权者对他放过一马。王蒙在经受了＂一打三反＂的惊恐后从乡下回到伊宁市家中，偷偷去看宋彦明。发现＂老宋也做好了被清除的准备，整天研究中医，说是争取退职后去行医＂。1973年由于邓小平复出开始纠正文革错误，王蒙的情况也随之变化被调回乌鲁木齐，他的爱人也调到乌市十四中。临行前王蒙依依不舍到宋彦明家告别，千言万语只用一句话＂老宋是我在伊犁八年生活中遇到的第一个好人！＂在宋彦明张罗下王蒙与伊犁州文化界的朋友们话别留影。在照片中宋彦明穿一身农村干部模样的朴素衣着，站在后排右边，显示出他谦逊低调的一贯作风。
　　王蒙在乌鲁木齐市工作到粉碎＂四人帮＂后回到北京，很快进入＂大块文章＂的创作喷发期。党的十二大后，王蒙得到胡耀邦等中央领导的重视重用，就任文化部长并进入中央委员会。但王蒙自始至终没有忘记宋彦明，每次到新疆总要抽出时间到宋彦明家探访，他们俩一边喝着新疆的＂茅台＂——伊犁特曲，一边开怀交谈，随和平常无话不谈，往往数小时难以话别。王蒙在《人物》杂志上著文多处追忆与宋彦明的交往。而宋彦明却从来没有找过王蒙，也很少对人提起过他与王蒙的交情。在宋彦明心中自有其处世待人的基本原则，作为一名党的宣传文化干部，爱护文学艺术工作者是他的职责，深知王蒙这样的人是国家的优秀人才，虽然暂时落难新疆，总有一天会有发挥他们作用的机会；作为一名文化艺术创作者，他对王蒙是惺惺相惜，王蒙因文学创作而受到批判处分，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悲剧，而不是王蒙真的有反党言行和品德错误，同是从事文学艺术的同仁，相见何必问相识，施惠不可图回报。从做人的角度讲，宋彦明从小受到 中国传统道德教育，又有较高的党性修养，与人为善济人所难是每一个有良知的人应持有的态度。患难见真情，疾风知劲草，在那个极左思潮盛行的年代，一些品质不良的人往往采取落井下石的伎俩，以损坏他人来达到个人的显荣目的；更多的人采取明哲保身的态度，对王蒙之类＂摘帽右派＂或明知被冤枉的好人唯恐躲避不及。只有一些正直而有君子之风的人才会在危难之时显出坦荡的良心道德。当我读到王蒙一家暂住到宋彦明地板上的那段文字时，感到很动人——一个非亲非故的＂问题＂之人求到自己门下，不仅千方百计为他们联系工作，而且安顿到自己家中暂度困难，这样的干部能有几个？
　　宋彦明从解放初离开家乡到新疆工作，据说只回过两次临夏。一次是五十年代因家中孩子无人照料而回临夏接老母亲到新疆，一次是在1965年到北京为女儿看病路过兰州特意到临夏看望了一次老父亲。不是他西出阳关忘故人不再惦念家乡和亲人，而是由于当时的政治形势所造成。宋家是临夏有名望的世家，宋彦明的父亲在1930年前后应夏河保安司令部黄正清先生之邀当过他的参谋长兼夏河县商会会长，抗战军兴后又到国民党军队担任高职，抗战胜利后退出军界归家闲居，不久又被推举为甘肃省议会参议员。解放后因历史问题受到处置。作为一名共产党的高级干部，为了避免家庭和社会关系的影响，他理智地选择了回避态度，这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大多数出身于剥削阶级家庭的革命干部坚持的立场。无情未必真豪杰，从宋彦明对待王蒙的态度上可以看出他的仁义之情，只是革命利益高于一切，使他在解放后基本上与家乡脱离了联系，连1967年老父亲病危去世时都未能回来。到改革开放后，宋彦明怀念家乡的感情日益浓切，然而他日夜伏案为完成《新疆民间文艺集成》的宏愿忙得脱不开身，加之晚年多病，终未实现回乡之愿。1991年临夏州文联为了加强同兄弟自治州之间的文化交流，特意组织了一次赴昌吉回族自治州的书画展活动，宋彦明闻知后抱病亲赴昌吉参加开幕仪式，并对展出工作和文化交流予以热情关心和大力协助，使我州文联的同志十分感动，顿觉有一股西出阳关遇故人的温情暖流。
　　我家和宋家是世交加亲戚，我从小就听说过宋彦明其人，初中时还读过他写的关于伊犁风情的优美散文。从他文章中了解到伊犁是祖国边疆，伊宁市是西陲江南、花园之城、白杨之城、歌舞之城。我读了王蒙在《人物》杂志上发表的文章后曾冒昧给宋彦明写过一封信，请他介绍一下自己的生平与著述。收到信后他很高兴地给我回长信一封，除了对家乡的怀念和对亲友的问候，还按我的要求谦虚地谈了他的工作情况：＂着力最多的是对新疆各民族文学艺术的整理研究，这实在是一个浩瀚的海洋，有许多取之不尽的宝藏。文革结束后回到自治区文化厅和文联工作之时就着手编写《中国民间文艺集成·新疆卷》的工作。因为新疆民族众多且还有许多是非汉语资料，整理研究工作的任务较为繁重，但我还是努力去做，不敢懈怠。年纪大了就很少写散文小说之类的东西，业余时间钻研书法艺术兴趣颇浓，近年又被吸收为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为了鼓励你教书学业两促进，送你几条书幅以作补壁＂。宋彦明写给我的条幅中有一付对联十分漂亮，是书法艺术和工整联语的完美结合：＂闻鸡愿起舞，射虎期穿石＂。上联典出东晋时祖逖和刘琨相互勉励闻鸡起舞练习剑术的故事，下联典出汉朝李广因功力雄劲夜射老虎箭入石中的故事。一个＂愿＂字，一个＂期＂字蕴含了长辈对晚辈的殷切希望。我把这幅对联装裱后挂在办公室作为座右铭。每当疲倦困顿之时一看它便催生奋发上进惜时努力之感。后来临夏县要编一本县域人物书画集，我便推荐入选《临夏县书画选集》。因为宋彦明老家在临夏县新集乡杨坪村梁家山，他在那里度过童年。县上同志很惊讶，还不知道有这么一位家乡人士曾在新疆工作过。我本有意到新疆拜访这位家乡的先辈，殊料尚未成行，他就于1998年初病逝了。
　　据我所知家乡有许多知识分子到外地工作，在文学艺术、教育卫生和科学技术方面多有成就，但因种种关系而失去联系，加之他们本人又十分低调谦虚，使得我们不甚了解他们以致忘记了他们，我们有责任搜集他们的信息加以记载，以丰富地方志内容。
　　在沪上读《王蒙自传》有感而作 2010年5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