姬家小巷卢世雄

　　随着旧城改造的全面加速，旧日的大街小巷已逐渐消失，代之而起的是高楼林立的＂小区＂、＂花园＂，曾经存在了数百年历史的四合院已灰飞烟灭。往昔的街坊邻居经过文革的冲荡和旧城改造的拆迁，已经四处分离。老人们多已逝去，年轻人对前辈们左右结邻的故事因无知而不敢兴趣，唯有我们这些六七十岁的健在者，在冷不防相遇时总要说起那些陈年的小巷故事，彼此打听左邻右舍的去处现状，重温那个年代曾经发生的悲欢喜愁故事。
　　我这里要说的是自己在二十岁前生活过的一个叫姬家小巷的故事。这个小巷处于中国西北黄河边的一座县城。这座县城是明朝前期筑造的，大约在十五世纪中叶，距今已有近六百年的历史，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城墙还保存得十分完整，城围约有九华里多，南北长东西窄。古人对城内街巷的规划科学严整，从南城门到北城楼是中轴线大街，两侧有平行的小街各两条。东西有两条大街，平行的小街有六条，其余都是小巷，如同北京城的胡同。小巷的名称各有来历：如＂罗巷＂，是因小巷内有一罗姓人家是大户，四合院旁还有一处小花园，称之为＂罗家花园＂。如＂井巷＂，原来因有家酒坊而称之为＂酒巷＂，后因发音的演变而称＂井巷＂。还有＂鼓楼巷＂、＂东南巷＂、＂抬头巷＂、＂张进士巷＂、＂八家巷＂、＂城南小巷＂等等。姬家小巷位于城西南，因这条小巷内有一户书香传家的姬姓人家而得名。
　　姬家小巷是一条南北方向的小巷，巷内十八户人家的大门东西相对排列。巷宽约有八九尺，没有一家的院墙突出而成凹凸不齐，足见当初规划的严格和住户的自律。小巷长约二百多米，因无排水设施，雨雪天常常泥泞不好行走，但因巷窄车辆不能错让或掉头，巷中道路避免了碾轧成槽而始终平坦。我从小生活在这条小巷，直到高中毕业上山下乡离开，留在脑海中的都是文革前的陈年旧记忆。
　　姬家小巷按大门编号，共有十八号，实际上应是十七家，因有一家前后两院留出一小巷各开一门。这十七家人都是几代人艰苦创业置办的家园，无论穷富都不是强夺豪占的无义产业，有些是祖上所传，有些是花钱购入。但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后，1958年＂私房改造＂，部分人家的私房硬是＂改造＂为公房，强行征占为公房归房管局所有，住进公家招租的房客，又经1968的城镇居民上山下乡，再次强行没收成为公房招租。我这篇文章要写的是原住十七家的情况，对以后的新户不予提及。
　　先说姬家。姬家是一户典型的市民家庭，书香传世，祖上都是以书画擅长的读书人，在旧社会没有做过大官在乡下没有田产，尽管四合院修得阔气漂亮，还有后花园，但成份不大。按小巷内形成的辈份关系，我这一代人称姬家男主人为老伯，解放前在官府某机构担任文案工作，大人们称之为＂姬掌按＂，是一位很威严的清癯老人，写得一手好字。姬家的四个儿子在解放后都有公职，老大在电影公司工作，主要工作是写电影广告，乘便练得一手好字，以后还当过经理、房产局长等职；老二很早到四川工作，家属孩子成为新四川人；老三是大学建筑系本科生，专业为给排水，但多才多艺，在土木建筑、古典园林、绘画书法、广播电视等方面都涉猎较深，作品遍及桑梓，曾在多家单位担任县处级职务；老四一直在党政经济部门工作，也任过几个单位的县级职务。姬家的家境不差但成份较低，所以在解放后历次运动中没有受过冲击伤害，家园也安然无恙保持到旧城改造之前。
　　有一鲁姓人家在解放后被定为官僚地主，其实是一户家道衰落的大家庭，家境并不富裕，前后两院屋舍建筑平常。主人是甘肃旧军阀鲁大昌的叔父，因了这层关系可能在乡下有些土地，所以成份定的较高，老主人被人们称为＂鲁老太爷＂。鲁老太爷是开明绅士，解放后以民主人士身份安排到新政权工作，1950年代担任过专署文教科（处）副科长。我小时候经常看到老人上下班步行的模样，身材高大而精瘦，手拄拐杖，神情严肃。老人的三个儿子中两个是盲人，只有小儿子是小学教师，孙子辈中读书工作的人少，人口多收入少，生活状况并不富裕。老人在三年大饥饿后期去世，据说因饥饿而非正常死亡。在文革中这家人因成份不好，被迁到农村吃尽苦头，文革结束后返城时家园已被没收成为别人家的私宅，从小和我玩大的几个孩子因失去读书机会未找到正式工作，当小工拉架子车谋生。
　　有三户商人，分别为徐、王、常三姓。徐家主人是从湖北经商到这里落籍的住户，我记事时已去世，家中有孀居的大妈和两个儿女。从遗留的家园房产看，是一名颇有丰财的商人。正院内的屋舍建筑精细，门窗梁柱皆用深棕色油漆粉饰过，台阶砖、地砖都选用磨制过的细石砖铺就，台阶下的花圃内种有金银花、何首乌藤蔓，挂在窗棂前，南墙根有一丛绿竹长得十分茂盛，处处显示出主人的高雅情趣。后花园很大，长满果树和花草。徐家大妈文静端淑，一袭黑衣干净整洁，因性格孤静不愿和街邻打交道，每天把庭院打扫得不见一粒杂屑，家具被擦拭得明亮莹洁。徐家大妈与我母亲关系很好，在家家井枯打不上水时，徐家的井因挖掘较深而不枯水，母亲带我们过去打水，敲门很久才给开启，不过打水时要格外小心，不能在干净的井台上溅出水，更不能大声喧哗。徐大妈有一子一女，都在高中毕业后当了小学教师，其女儿还是我小学的班主任，教风严谨律己严格，是一位自尊性极强的优秀教师。但不幸的是在退休后被养子杀害，案子惊动省内外，破案后曾在省报上披露过详情。徐家的花园在文革中侥幸保存，只损失了后花园部分。在开发商盖楼征占时其子久久不予签字，在小巷中坚持到最后，最终还是拿了一笔补偿款后到外地买房居住了。
　　王家前后有两个院子，前院是马棚和库房，后院是精致的四合院。王家主人在解放后不久就被判了死刑，据说与贩卖鸦片有关，儿女们失去生活来源到甘南投亲靠友，四合院很早就成为几户人家租住的公家房。外院马棚住着主人的后妻，与前房子女无往来，在文革前夕与一进城的乡下干部再婚，生有一女，不知何因也没有保住自己的家园，在文革中成为进城干部的私房。
　　常家在严格意义上不能算为商人，而是一户手工业作坊主，是这个县城有名的染布坊。常家的住房大门在小巷，作坊铺面在大街，中间有染布间、晾布场，但他们家的人都出入小巷中的大门，铺面虽与住房连通但只供经营人员进出。常家主人我们叫常老伯，他既是作坊主，又是带头下苦力的师傅，雇佣的工人不多，干活的都是子弟兵。那个时候人们生活困难，大多数人家买最便宜的白平布染成黑或蓝色后缝制冬夏衣，衣服褪色了化几角钱到染坊一染，变旧为新，所以染坊生意红火。常老伯兄弟四人，有在乡下老家种田的，有读书干事的，儿女辈人数很多，常家的钱几乎都花在供儿女读书上。常老伯的四弟在解放前就读于兰州大学法律系，是当时少有的本科生，解放后因罢黜旧司法体系而失业在家，提篮卖水果为生，活得很落魄。常家有十几个女儿，大部分上师范当了小学教师，县城各小学都有常老师。只有一个女儿考入农业大学后成为农艺师，文革后以党外知识分子身份任地级政协副主席。常老伯在旧社会还被推选为县里的手工业行会主席，除了经营染坊，用积蓄的钱在乡下老家购置了一些田产，结果被定为地主成份。在三大改造中染坊被公私合营，常老伯成为作坊老工人，每天都在染坊下苦煮染、晾晒、轧碾、打色，两手黑黑从来没有洗白过。文革中全家被遣回乡下老家，年幼的两个儿子失学成为农民。常老伯夫妇在文革后期去世，在文革后的返城潮中子女们也没有回到城市。常老伯的一个侄孙在农村时因生活困难偷了商店的东西，小小年纪被判刑劳改。但这个男孩很聪明，在劳改中学会了汽车修理技术，出狱后开了一间修车铺，数年后凭借好政策发展成为民营汽车修理厂，因经营有方，经过三十多年的大浪淘沙，发展成为一家成熟的民营企业，也算是老常家染坊业的转行赓续了。
　　还有三家小手工业者，分别为绳匠、铜匠、银匠。绳匠姓任，是手工打捻麻绳的小手工业者，这种活完全可以单干，所以没有作坊，在家捻成单股麻绳后到野外找块空地绞合就能成各种粗细不一的麻绳。后来编入手工合作社，全凭勤劳吃苦维持一家生计，儿女中有几个姑娘没有读完中学就出嫁了，只有一个儿子继承父业仍干绳匠活。这家人因家庭成份好，老小待人接物很谦让，在文革中未受到任何冲击，也没有对街坊邻居有任何损伤。铜匠家姓瞿，原是兰州人，老瞿师傅性格爽快，手艺精细，有两个女儿，结婚后仍住在娘家，全家生活的重担都落在老瞿师傅身上。在街道居委会建立后老瞿师傅担任过居民小组长，小巷中的公共事务由老瞿师傅挑头协商，能主持公道。文革中老瞿师傅的大女儿当了居民组长，经常带着一些积极分子＂动员＂街坊邻居中家庭成份较高或成员挨过整的住户上山下乡，态度甚为恶劣，连自己的父母也没有放过，气坏了老瞿。八十年代我的学生中有个姓瞿的，我在谈话中得知是老瞿师傅小女儿的儿子，知悉两位老人已去世多年。这个学生后考入兰州大学，毕业后成为一名科技工作者。从铜匠到研究员，祖孙之间的职业随着时代发展亮丽转身了。银匠姓陈，经常背着一个工具箱走村串户，修旧换新加工银饰，家境贫寒。老银匠当过居民小组长，言语不多，但街坊邻居都尊重他。家中虽然有正式职业的人少，但因成份好，历次运动中未受冲击而未受上山下乡之遇。
　　有赵、陈两家老住户皆是职员。赵家老人在义仓干过会计之类的工作，在政府机构任过股长，街坊邻居都称为＂赵股长＂。赵股长有极好的品性修养，对大人小孩都仁慈有礼，大家总称他为＂赵仁义＂。赵家老伯母一脸福相貌似电视剧《红楼梦》中的贾母，说话做事稳重从容热情大方。赵家五个女儿两个儿子，五个姑娘长相标致、品行淑雅，人称＂五朵金花＂。大女儿年龄较大，在我记事时已经出嫁，据说针线茶饭在这个小城中颇有名气。其余四姐妹都是师范毕业，有一位是运动健将，不幸早逝，其他三个是县城小学的优秀教师。赵家与我家是对门，往来较多，我从小将这五个姑娘称为姐姐。如今她们都已过古稀之年，若偶尔逢面，喊一声姐姐彼此倍感亲切。不知何因，1962年动员城镇居民上山下乡时赵家在小巷中唯一被迁，赵老夫妇与两个尚幼的儿子被迁往北塬乡下，吃了不少苦头。最大的损失是两个儿子都失去了读书深造的机会当了农民。陈家与我家是一墙之隔的邻家，陈叔在一个县税务局工作，五个儿子和陈婶把只有两面房子的小院收拾得干净整洁，每逢陈叔回家，家中其乐融融不时传出笑声。这家人洁身自爱，与所有邻居保持不密不疏的关系，应是一户不富不穷的职员之家。但是文革对这个家庭带来了沉重的灾难，陈叔在所谓＂清理阶级队伍＂中关进牛棚，原因是地下党员有＂叛徒＂嫌疑——地下共产党员如果活下来，文革中都要怀疑为＂叛徒＂。牛棚中的劳动强度大，陈叔患有脱肛疾病痛不堪言，有次派他下窖捡拾洋芋，他在窖中用剃头刀自尽。当难友们拉着陈叔的尸体送回家中，家中如晴天霹雳哭成一片，家中的天塌了。陈婶几天粒米未进，身形憔悴，几个月迈不出家门。到冬天，灾难再次降临，将全家迁往农村，祖上传下来的小独院立即变为房管局干部的宅院。文革后陈叔被平反了，但家园却永远失去了。
　　还有一户姓董的小贩人家，祖上传下来的院子很大，走进院中感到很疏阔。董大爷是一位沿街挑担叫卖蔬菜的小贩，大妈虽是一位家庭妇女，却是一名远近闻名的接生婆。董大爷每天清晨到菜市场从农户手中趸上一担家常菜，到家后扎成小把子，在午晚饭前一二小时沿街吆喝，当左邻右舍听到老董＂韭菜蒜苗嫩菠菜，芹菜莴笋水萝卜＂的叫卖声时就出门化几分钱买一顿饭的菜。在城镇居民上山下乡中因其独子无固定职业而被迁往农村，只剩下两位老人相依为命，院中住进许多新房客。一个虽然不富裕但还活的平安的家庭就这样拆散了。
　　还有几家，有一户是盲人，有一户是厨师，有一户是泥瓦匠，都是城市贫民成份，家境虽不富裕，但在历次运动中安然无恙，守住了自己的家园。
　　最后说说我家。我们家是在1940年代入住姬家小巷的，原房主本来家境不错，后因吸食鸦片破产而卖给我家。我们家祖居乡下，为了让后代读书方便购置了这份家产。这个院子的堂屋坐西朝东，建筑为典型的半山式瓦房，西房南房都是土棚顶，东角有两间小楼，东侧是小花坛，1960年代我父亲费力盖了东房。我的少年时代就在这个小院度过，巷内与我年龄差不多的孩子有十几个，都是相处得很要好的发小。城里不同乡下，邻里之间始终保持不疏不密的关系，相互串门少，孩子们也不会轻易到邻居家去玩。我家父辈皆是公职人员都在外县工作，家中奶奶、母亲和婶婶们与邻居的关系相处得很和谐。我们堂兄妹有十多个，依家庭传统都在走读书考大学求公职的生活道路。虽然父辈都是国家干部，但因乡下老家有祖传的许多田产土地油坊水磨，在土地改革时定为地主成份。因为这个地主成份，1958年本来就居住紧张的我家，北房被强行改造为公房，文革中更是灾难频罹，两位当中学教师的叔叔被迫害致死，城镇居民上山下乡中又被赶往农村，从此告别了这个留下许多童年记忆的小巷。
　　文革中这个小巷的许多人家住进新的主人，原有的人家部分留住了自己的房舍，部分失去了祖先用血汗置下的家园而辗转他处，到本世纪初，因旧城改造这里成为开发商的黄金地段，姬家小巷消失了。
　　二O一四年九月二十五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