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一九七八卢世雄

　　1978年，中国历史发生伟大转折的一年，被称之为改革元年。这一年，开展了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冲破＂两个凡是＂的思想禁锢，开始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恢复高考制度后的77、78级大学生先后在春秋季入学，十三届被耽误的知识青年有了上大学的机会；召开了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从以阶级斗争为纲向现代化建设为中心的伟大转变，进入改革开放新时代。对我们这些已经下乡多年的知识青年来说，最受益的就是高考制度的恢复，为人生的转折和命运的改变提供了难得的机遇，实现了夙愿已久的大学之梦。回首往事，思绪如麻，虽然时光已飞逝四十年，但在我身上经历的1978年，却如过山车一样，一波三折，步步惊心。
　　1.少年大学梦
　　我出生在一个耕读传家的农民家庭。八岁时离乡进城。祖父是读过私塾的普通农民，有较好的文化基础，熟读四书五经，一生钟爱书籍字画。在1958年以前的农村老宅有书房三间，四周书画盈架，案上常备文房四宝，可供父兄们随时读书习字。西北师大原校长白光弼与其兄白廷弼先生于1940年代在云亭中学读高中时曾到过我家。白廷弼先生晚年给我的信中曾回忆到:＂早年于云亭中学苦读时曾造访贵府，得拜太尊先生，他博通经史，言谈中引经据典，吐语不凡，风度翩翩，至今记忆犹新＂。父辈中有两人毕业于兰州大学，我的三位兄姊在文革前分别毕业于西北师大、兰大和甘肃农大。我们家的传统就是读书考大学，然后接受国家分配就业。受这种家风的影响，我从小就憧憬也像父兄们一样能考上一所理想的大学获得一份喜欢的工作。1965年初中毕业时，大部分同学急着想尽快就业，有的上了中专，有的当了工人，我却心无旁骛地上了高中。我所上的中学是当地具有优良办学传统的重点中学，师资力量强，任课老师绝大多数具有本科学历，来自五湖四海。每年高考有几十名学生被高校录取，不乏国内名校。从高一入学开始，虽然政治空气日益偏左，山雨欲来风满楼，文革的风暴正在酝酿着，但我相信高考不会取消，只要成绩优秀表现良好，一定能考上大学。所以就沉下心努力学习，广泛阅读，为实现大学梦悄悄奋斗着。
　　2.梦断文革
　　1966年5月，高一的课程还未结束文革就爆发了。已经报名即将高考的六六届学生突然被停止考试，留校参加运动。原以为只是延迟考试，没想到从此取消了高考。1966届学生在校拖到1968年，这时学校中已有六个年级超过了该毕业的时间。在所谓＂五七指示＂的指引下，10月份送出了66、67届毕业生。1968年12月22日，毛泽东发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最高指示＂，轮到68届出校门了。当时师大附中集体插队的六届学生都到了康乐县，当地老百姓很纳闷，为什么同一批学生年龄却相差五、六岁。
　　与全国情况不同，我所在的学校并不是全体毕业生都上山下乡。农村户籍的学生无论出身如何一律回乡务农，城市户口学生出身＂红五类＂的全部被推荐到事业单位和工矿企业就业，家庭出身不好或家庭成员有问题的学生一律上山下乡。很明显是一种成份歧视，带有惩罚性质。我父亲虽然是国家干部，但被关了＂牛棚＂，且成份又不好，绝无例外必须下乡。起初我报名集体插队，恰在此时人民日报发表了甘肃省会宁县城镇居民下乡落户的报道，一个名叫王秀兰的婆娘受人操纵，发出＂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的豪言.人民日报为这篇报道加了编者按，其中传达了毛泽东＂知识青年到农村去＂的那段＂最高指示＂，于是在全国范围内掀起知识青年和城镇居民下乡的高潮。作为创造典型的甘肃省尤为起劲，将大批知青和城镇居民驱赶下乡，家庭有问题的居民和学生成为重点。我们家的情况是:父亲被关牛棚，三个兄姊在外地工作，67届毕业的三哥已经集体插队，我也即将下乡，家中只剩年过五旬且患高血压的母亲和年仅12岁的妹妹，没有劳动力，但是还要强迫下乡，在无可奈何中我只好退出集体插队随母亲下乡，于1969年元月下到康乐县景古公社，由学生成为农民，大学梦破灭了。
　　与景古公社相邻的五户公社有师大附中的几个知青点。有次在景古粮站打粮时我对一位附中知青印象很深，他戴着黑框眼镜，穿白色回力鞋，骑着一头大马，很壮实，上大学后我一眼就认出那就是当年的王原。
　　后来为了就近照顾患病的父亲，我费尽心思把家从康乐转迁到临夏县韩集公社。起初在生产队劳动，把我当作强劳力使用，干最重最脏的活，挖过猪粪，背过石头，进山打过柴，副业队里当过小工，扛过二百斤重的麻袋上过公粮，到榨油坊榨过油，还兼过大队电工上杆带电接过线。1972年当了社请教师，但在节假日仍要回队劳动。从1972年起，在知青中不断有招工名额，还有推荐上大学的机会，但因家庭成份影响与我无缘。有次县上选录小学教师，我在填表考察后最终被否决。一切出路都已堵死，加之老母亲患病家中缺生火做饭的人，在万念俱灰中结婚成家，死心塌地在农村生活一辈子了，大学梦彻底绝灭。
　　3.七七年报考受挫
　　物极必反，折腾国人十年之久的文革动乱随着发动者的辞世而行至尽头，＂四人帮＂的跨台激起国人对恢复正常社会秩序的热切期望。然而有限的大学招生依然仍在＂推荐上学＂——其实就是凭关系上学。1978年召开的高校招生工作会议在人们的反对声中仍然作出＂推荐上学＂的决定。这一决定惹怒了刚刚复出的邓小平，他严厉批评教育部＂胆子小＂，＂怕又跟着我犯错误＂，告诫＂赞成中央方针的，就干；不赞成的，就改行＂。于是当年又召开了第二次高校招生工作会议，彻底推翻了不问学力、不经考试、基层推荐、上级批准的文革那一套，决定考试入学，回复了停废12年的高校考试入学制度。除了考试，邓小平又大笔一挥，划掉了从1962年以来政审的苛刻条件，除非本人有违法行为，其他如家庭成份、社会关系等一律不在政审内容之中。1977年10月20日公布消息，到12月底考试。
　　然而处于乡下的我无从得知上述文件的详细内容，只能通过报纸了解大概情况。当我满怀希望去报名时，却遭遇到拒绝报考的冷酷结果。文件规定报考对象为1966年至1977年的全部高中毕业生，以同等学力报考的历届初中毕业生，以及被允许提前报考的1978届优秀高中生。我是1968届高中毕业生，完全符合这一条件。但是甘肃省的招生文件中有这么一句:年龄可放宽到28岁，超过28岁的优秀青年亦可报考。问题来了，＂优秀青年＂怎么界定？其他地方都没有在这个问题上纠缠放开报名了。唯独临夏州制订的细则中解释为＂凡是受到县以上机关表彰＂的可视为＂优秀青年＂。从1968年到1977年那个非常时期，我一个普通的社请教师那有机会获得县级以上机关表彰的证书，于是就被拒绝。刚刚复萌的大学梦又破灭了。上大学后与同学交流，才知道康乐县为支持知青报名，为他们开了＂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优秀知青＂之类的证明。我被拒报名，主要原因还在于小地方的当政者还没有完全走出文革阴影，思想僵化，对形势的变化缺乏思考观察。
　　4.参加1978年高考
　　恢复高考的喜悦在我身上顿时云消雾散，只好继续搞好现实工作，争取有机会转正为正式教师。当时我是那所小学的负责人，在争取不到国家投入的条件下，坚持走勤工办学之路，自立更生逐步改善办学条件。我和同事们带领学生在校园培育新品种的杨树苗，种莲花菜，拉煤渣做煤砖，积少成多，购买木料做课桌板凳，添置教具和体育器材，还自己动手粉刷教室，打三合土地坪等。学校1978年被评为全县教育战线先进集体，我被评为先进个人，出席了4月份招开的表彰大会，接着又被推举为州级先进教师出席了5月召开的表彰大会。州上的表彰大会召开时恰逢1978年高考开始报名，我到报名点打听情况，报名条件没变，于是拿出那两张表彰证书报了名。
　　1978年全国统一命题考试，时间为7月20—23日。从5月下旬报名到7月20日考试，时间只有两个月，如果报理科则准备不及，所以报考了文科，可以凭借多年爱好读书的宿功发挥一番。十年颠沛流离，城乡数次搬迁，当年的课本已荡然无存，要复习却没有资料，我只从一位中学老师处搞到一份考试大纲。仔细钻研一番发现非常概括简略，但觉语文、历史、政治和地理四科的内容并不陌生，唯有数学中的高中部分忘得较多，必须下点苦功。恰好我手头有一套上下两册的《应用数学基础》，是美国人编著、江苏教育出版社发行的工程类书籍，内容包括从初中到大学专科的数学基础，例题和练习以工程技术问题为主。白天到校上课还要参加一些劳动，晚上备课批阅学生作业后，就在昏暗的灯光下聚精会神突击复习数学，对较为陌生的三角函数、解析几何、排列组合等内容记公式解习题，夜夜熬到一、二点钟。
　　很快就到7月20日考试时间了。那年县文教局规定中小学放暑假时间为7月20日，严格要求不可提前或推后。我抓紧时间改卷评分，写评语填家长通知书，7月19日下午将召开结业大会的事委托给同事，天黑前骑自行车行40里路赶到县城，当晚投宿到同学家。我这位同学在印刷厂当工人，吃饭时热情给我斟了几杯酒，让我放松一下情绪。结果茶酒弄得我迟迟不能入眠。在失眠中我突然发现地上有一捆印废的资料，抽出一看是一所中学编印的政治时事复习题，我很有兴趣地看了几遍，不料在考政治时还增加了几分成绩。
　　考点设在母校临夏中学。我所在的考场中多数是20岁以下的小青年，我这个30岁的老考生很快引起监考老师们的注意，在考试过程中不断轮流驻足看我答题。我已变得处乱不惊，全神贯注审题答题，对每一道题尽可能充分发挥写出较详内容，唯恐挂一漏万，所以费时较多最后交卷。后来在工作中逢见当年的监考老师，他们说有许多考生写不出多少答案，唯有你答得自信从容，所以就站在身旁看你答题。其实老三届高中生能考上大学，除了智力因素和复习收获，更多的是非智力因素在起作用，与原有的基础和后来偏爱读书学习有关。在十年下乡中，虽然处在书荒的环境中，但我一直保持读书学习的习惯，想方设法弄来杂七杂八的书阅读。1972年《地理知识》期刊恢复发行，我是当地邮局的唯一订阅者。我把＂评法批儒＂中刊载的《盐铁论》等古文当作文言文抄录学习，我手头有一本购于1963年由中国青年出版社编辑发行的《古文选读》，常放在床头翻读，从正文到注释几乎都已熟记。
　　高考结束后虽然对成绩的预估较为自信，但对录取的可能性甚为疑虑，怕在录取过程中节外生枝。与我友好的一位中学老师诚恳为我分析：对大龄已婚青年的录取可能只体现一下政策招收个别人，希望还是要报在民办教师考录上。回到家中忙于夏收和准备下学期的开学，对高考之事守口如瓶，周围谁也不知我参加了高考的事，包括父亲。
　　在等待了很长的一段时间后，大约到9月份成绩才迟迟下来。五门课考了368分，是临夏州文科的高分成绩。又等了好长时间，感到希望渺茫时，10月中旬收到西北师大的录取通知书。这份只有32开大的简朴录取通知书，报道了考上大学的确切消息，尘埃落定，喜不自禁，几番梦生梦灭的大学之梦终于成真了！
　　5.好事多磨
　　按照常理，大学录取通知书就是办理各类迁移手续的凭据，应该不存障碍。但没有想到的是在办理户粮关系时却步步为难颇费周折。
　　首先办理工作移交手续，非常顺利。当时户口关系由公社管理，我持录取通知书到公社，本来管此事的秘书与我较熟，但此时却将我的录取通知书弃之一旁，一脸怒气地问我谁批准你去考试了？公社给你开了介绍信吗？我解释说现在考大学不需开介绍信。他变脸变色教训我:上大学必须由基层推荐，领导批准。没有公社同意，你擅自出去考试这是违反政策的，我们还要追究其中的责任。在争执中公社书记过来问询，他听了秘书的话后又教训我:别以为打倒了＂四人帮＂就无法无天了，报考大学这么大的事不经公社批准那怎么行。好说歹说都无效，在无奈中我离开公社。那时在县委工作的我大哥恰好在公社隔壁的县党校办班，我就让我哥去办，虽然我哥与公社书记很熟，但也被拒绝。当我们兄弟俩在公社门口商量下一步怎么办时，见另一个公社的副书记马俊英路过，听了我们的诉说后说，跟我去找他们。一见到公社书记，他就劈头盖脑一通嚷嚷:都什么时候了，你们的脑袋真是生铁焊的，考大学是中央的决定，介绍信由华主席和邓小平统一开过了。难道你们没有看报纸文件吗？赶紧给人家办手续，不然你们要丢丑闹笑话哩。听了马俊英同志的一席话，公社书记抱着十分不悦意的态度示意秘书去办。出于不满，这位秘书在户口迁移证上的＂家庭成份＂一栏大大地写了＂地主＂两字，发泄了他的不满和无奈。公社书记戴某某、秘书马某某，前者是合作化时期脱产的积极分子，后者是＂四清＂运动中脱产的积极分子，可能本质并不坏。但由于深受极左路线的影响，思想僵化，办事思维还在文革阴影中；身处偏僻之地，不读书不看报不学习文件，对形势的变化心存抵触。加之人性中的嫉妒心，就用手中权力为难人了。多年来我一直没有忘记马俊英同志的名字，心存感激。同样是农村干部，他就能知悉世态变化，怀有一颗乐于助人的好心肠。
　　拿到户口迁移证就到粮站办理粮食关系，又遭遇麻烦。农村户口的人转移户粮关系到城市叫农转非，按规定要向当地粮站交够当年生产队分配的人均口粮。那年生产队分给我家的粮食多为玉米和洋芋，小麦很少。我从五、六里远的地方将连夜弄干净的三百斤玉米拉到粮站，但负责的女站长一定要小麦而拒收玉米。从中午到下午说了无数好话就是不行。眼看要下班了，这时等我一起回家的老父亲到粮站来看我，知道情况后找站长一说，事情就办妥了。后来我知道那位女站长的女儿也参加了高考，但成绩未达到录取线，出于嫉妒就刁难了我。
　　6.告别农村
　　听说我考上大学了，周围的人群产生不同反应。有些乡亲觉得惊讶，已经三十岁的人了还要去上学老婆孩子怎么办？一位刚上台的大队干部态度骤变，冷冷地对我说有本事你把全家人都带走。但大多数人为我的命运发生转折庆幸。最难忘我的那些学生，舍不得我离开他们，在那么困难的时候硬是不听我劝阻，给我买了一个洗脸盆和肥皂盒，还写了一张纸条留言:＂希望您在每天洗脸时就能想起我们！＂据说他们为此每人收了五分钱。真情无价，这个脸盆凝结着一份浓浓的师生之情，所以我带到了大学，陪伴了四年读书生活。临行前与学生告别，看到那熟悉的一张张小脸，真是难舍难分。农村十年，在那个不正常的年代，我的许多努力都未能发挥实际作用，但微感欣慰的是，我为孩子们启蒙，使他们及家长逐渐懂得上学读书的重要性，播下了文化的种子。知识改变命运，这些孩子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因有文化基础，走上与父辈不同的道路，成为发家致富的新型农民或各类公职人员。几十年后我回到那里，乡亲们无论老少都亲切称我卢老师，其中洋溢着浓浓的乡情，我也能叫出四十多年前大多数学生的名字。
　　再见了故乡！我在这儿出生并度过八年童年生活，在20岁时又回到故乡度过了我最宝贵的十年青春岁月。我爱故乡的青山绿水，这里的每一处山野农田都留有我的足迹和汗水。整整十个春秋的磨砺、蹉跎，故乡山水是最好的见证者。我爱这里的父老乡亲，在我备受歧视和痛苦的日子里，他们关爱我，帮助我，鼓励我。十年磨砺，经受了生活的艰难，筋骨的劳累，阶级斗争的严酷，深刻体会到农民的贫穷和农村的落后，锻造了不畏任何困难的毅力意志。有这十年经历垫底，我会倍加珍惜时光与机会，生命不息奋斗不止；无论遇到什么挫折和困难，我都会荣辱不惊勇敢面对。
　　对其他人来说，上大学也许是单纯为了提高文化素质，或者争取更好的工作岗位，但对我来说，这是结束下乡改变命运的人生转折。置于绝境而突围，自古华山一条道，命运只敲一次门，它来得如此急促，稍纵即可失去，关键在于强抓机遇。与我同班的高中同学在高考制度恢复后考上大学的只有我一人，有些同学因有稳定的工作而满足于现状，还有些同学没有抓住机会而错失良机。当醒悟时留给他们的机会只有各类成人大专了。
　　7.走进西北师大
　　1978年10月，秋高云淡，金风送爽，十里店中，枣树丛下，西北师大迎接新生进校。我风尘仆仆肩背行李手拎一个装卫生器具的纸箱，走进师大报到。认识的第一个同学是来自榆中县农村的牛季文，结实的身材快捷的语速，一口地道的兰州话，热情诚恳。到宿舍后认识的另一名同学是来自康乐县农村的景生明，说话有点腼腆，脸上有两个花一样灿烂的小酒窝，一问比我小了整整一轮。下铺已放满行李，我就将行李搁到小景的上铺。从次，韩洪志、王毅、张文渊、李兆全、牛季文、景生明和羊子建与我结为舍友，成为一生的好兄弟。八人中不带工资上学的只有三人，景生明18岁，羊子建17岁，而我已经30岁还有妻女。
　　开课第一天下午，系总支书记陈守中老师到教室问从临夏来的卢世雄是哪一个？我的心一下子紧张起来，担心又要发生什么意外事了。结果他告诉我:当时录取时中国人民大学要录取你，但我看到你的表格上＂照顾类别＂一栏中有＂州级优秀教师＂的字样，我就争取过来了。教师嘛就应该上师范大学。这是在填表时文教局一位好心同志替我代填的，他说这样可以增加点录取系数。无心栽柳，使我错失了上人大的机会。不过当时并无遗憾，能被师大录取就很满意了。
　　大学生活开始，我们就如饥似渴地投入到学习之中，教室宿舍图书馆三点一线，步履匆匆。在紧张的学习之际，经历了＂真理标准＂讨论，见证了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国家工作重点的转移，目睹了平反冤假错案后受害人的欣喜，听到农村同学传来包产到户吃饱肚子的消息。开始接触西方马克思主义、佛洛依德的性心理学、萨特的存在主义、邓丽君的歌曲等各种文化现象。通过读书和接受非正规渠道的信息，对已往历史结论开始反思，有些同学还热情参加了人民代表的竞选而引起学校警觉，跳交谊舞也成为文娱生活之一。
　　这就是我的1978，带有极独特的人生经历。
　　后来才知道，1977级参加高考人数570万，实际录取27.8万，实录率为4.9%；1978级报考人数为610万，原计划招生29.3万，后又扩招11万，其中大多数为专科生。对1966年到1978年十三届高中毕业生来说，考上大学的只是极少数，我们上大学的幸运是建立在这一代人的整体失落上的，最值得同情的是那些返城后迟迟就业又较早下岗的知青。
　　如今我们已经离开母校36年了，我们之中的大多数同学也已退休了。连那座曾留下我们激情和欢乐的文科楼已成为废墟残垣。还好，师大的领导人体会到历届校友的感情，没有彻底清除墙基，为大家保留了一点可资记忆的痕迹。除了遗迹，我们更怀念那一批尽力为我们授课的老师，他们在经历文革后使出全部精力倾注于对我们春秋班的教学上。2018年6月于临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