婚后发现丈夫是同性恋后患上抑郁症，妻子可以要求丈夫赔偿吗？

　　2018年1月23日，永强与刘英经人介绍后相识，两人互相了解、相处大半年后，于2018年8月20日到民政局登记结婚并开始同居生活。结婚后，刘英发现永强生活习惯异常，无法过正常的夫妻生活。刘英为此多次与永强沟通，但每次永强都支支吾吾或绕开话题。
　　心有疑虑的刘英有次在打扫房间时，发现永强的日记本，日记中记载了永强是同性恋的事实，永强还在日记中坦言十分愧对刘英，觉得自己作为丈夫无法满足妻子正常需求。得知真相的刘英，心理受到极大创伤，导致患上抑郁症。2018年9月15日，刘英与永强及永强父母找心理咨询师进行心理评估及家庭谈话，心理咨询师表示心理治疗保守为2-3年。
　　永强表示愿意给刘英一部分经济补偿，以弥补刘英受到的精神伤害。但在双方协商过程中，永强却在2018年9月26日以性格不合、生活习惯差异、两人经常因生活琐事吵架为由，起诉到法院要求离婚。
　　2018年11月5日，法院在对双方婚姻基础、婚后感情、要求离婚的原因、夫妻关系的现状和有无和好可能等进行综合分析后，判决准许双方离婚，但没有支持刘英要求永强就隐瞒同性恋的事实，向刘英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的请求。
　　离婚后，刘英为了治疗抑郁症，多次前往医院，找心理咨询师谈话。但经多方治疗，仍未有明显改善。刘英为此一直深陷痛苦之中，情绪极不稳定，已经不能正常工作生活，医院诊断证明刘英患有抑郁状态病，建议系统药物及心理治疗，需加强监护。
　　鉴于自己治疗过程需要相当长的时间并且需要花费巨额的医疗费用，2020年7月，刘英为维护自己合法权益，起诉至法院，要求永强赔偿已支付的医疗费、心理咨询费约4万元、预期治疗费用9万元、精神损害抚慰金5万元，共计18万元。
　　法院审理后认为，离婚时，如果一方生活困难，有负担能力的另一方应当给予适当帮助。刘英在与永强的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患有抑郁状态病，需药物治疗及心理治疗，显然会给刘英的工作和生活造成一定影响和困难，且已产生医疗费、心理咨询费近4万元，永强当初也表示愿意提供适当经济帮助。考虑到永强的经济状况及履行能力，因此法院酌情判决永强一次性支付给刘英经济帮助5万元。
　　（文中人物均为化名）
　　律师提醒：《民法典》第1090年规定了离婚经济帮助制度，与离婚经济补偿制度、离婚损害赔偿制度共同构成婚姻法三大离婚救济制度。离婚经济帮助制度具体规定如下：离婚时，如果一方生活困难，有负担能力的另一方应当给予适当帮助。具体办法由双方协议；协议不成的，由人民法院判决。
　　因此，在夫妻离婚时，如果在分割夫妻共同财产和共同偿还夫妻共同债务后，一方存在因缺乏或丧失劳动能力、因患病无法支付医疗费及保障当地正常生活等生活困难情形时，如果另一方有一定的经济收入和负担能力，生活困难的一方可以在离婚时请求另一方给予适当的经济帮助。具体办法双方可以协商，协商不成，由法院判决。
　　适用离婚经济帮助制度一般有严格的时间限制，仅限于男女双方在离婚时提出。如本案，女方在离婚一年多后，请求前夫赔偿因隐瞒同性恋的事实造成自己精神抑郁的损失，按照社会公众一般理解，在前夫隐瞒同性恋事实与刘英患上重度抑郁症之间并不具有必然因果关系，正如法院在双方离婚判决中没有认可刘英要求永强就其同性恋的事实，向刘英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的请求。那么，在离婚后，刘英再次就抑郁症要求前夫承担医疗费、心理咨询费、精神损害抚慰金必然也缺乏法律依据，不能得到法院的支持。
　　但法院在认可永强当初同意给予刘英适当经济帮助的事实下，考虑到刘英是在与永强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患上抑郁症的，进而可认定刘英在离婚时已经处于生活困难的状态，从而在刘英离婚后请求赔偿时，创造性地适用离婚经济补偿制度，要求永强给予刘英5万元的经济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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