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文四年六月，朱棣即位南京，年号永乐，并在永乐十九年将国都迁往北京，在位期间五度亲征漠北，于永乐二十二年最后一次征途的班师回朝中驾崩。 这样一位＂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兼具开国之＂祖＂与守成之＂宗＂、《明史》帝王本纪赞其为＂成功骏烈、卓乎盛矣＂的皇帝，其坐像中的坐具，与其父明太祖的多元坐具完全不同。其渊源或可溯至宋元。 现藏台北故宫的《明成祖坐像》，胡敬在《南薰殿图像考》描述其：＂坐像高四尺九寸，面深赤，虬髯，颏旁别出二绺向上，翼善冠，黄袍，地敷氍输。＂只见画中的朱棣，右手轻握玉带，左手抚膝，八步大跨于宽敞的大扶手椅上。 此坐具坐面宽阔，三面设横向与竖直的框架式结构，＂山＂字形靠背，搭脑与扶手出头共雕饰龙首六，龙首皆口衔璎珞绦结，与其父明太祖诸多坐像的坐具完全不同，与宋代开国之君赵国胤的《宋太祖坐像》却似乎有若干传承。 宋太祖的坐具也是支架式山字形靠背结构，但坐面更为宽广，袍袖尽开，两边离扶手还有一些点距离，其扶手与搭脑出头所雕饰的龙首还口衔璎珞绦结，但在扶手与靠背的衔接处少了一组出头的龙首。 坐面下踏床的腿足间设壸门式灵芝纹开光，托泥下为云纹龟足。整器髹朱，并在支架的衔接、转折处以类似金片锤鍱花纹的构件包镶，虽未加宝饰，但宋太祖跨坐其上，双手垂握膝前，俨然有庄严凝重的富贵气息。 相较之下，明成祖的宝座在扶手与靠背的衔接处多设一组出头的龙首，坐面下如南宋牟益所绘的《捣衣图》中五代宫廷妇女圈椅之云纹腿足，只是卷曲的云纹起自牙条，经角牙处直转下足端，线条更为缱绻华丽，也形似南宋时期五山十刹中禅院＂方丈倚子＂之腿足、角牙、牙条一体连做的方式。 最重要的是，出头龙首所衔的璎珞绦结不但加长、扩大，也更色彩缤纷。椅帔之外所见的山字形靠背与扶手尽是密集镶嵌的杂色宝石，支撑的直柱与椅盘边沿也满缀杂宝，整器说不完的璀璨华丽，再加上成祖长髯美须，一手护带、一手抚膝地雄跨其上，翩翩然有泱泱帝王的恢宏气度。 整幅坐像之气势超越了南北宋诸帝后所坐，且其坐姿与坐具的呈现，对明太祖而言，是一种革命性的创举，俨如另一种场域的 ＂靖难之役＂。 除宋太祖坐像外，形制与明成祖宝座非常接近的，还有北宋时期山西太原晋祠圣母殿中圣母的坐具。圣母殿供奉上古周武王之妻邑姜，也就是周成王和叔虞之母。 彩塑的圣母凤冠蟒袍盘腿端坐，三面如建筑结构般横向与竖直的支架式组合，宋代常见的牛头形搭脑，出头雕饰凤首，扶手与靠背的转接处雕饰凤首，与成祖宝座的结构几乎一致，所差者后者之搭脑与出头俱较为平直，并增饰椅帔覆盖其上。 此外，两者皆坐面宽广，扶手出头，各饰龙凤。最相近之处为所有支撑之＂鹅脖＂皆雕饰精致，每柱俱如望柱头般的堆栈而成，仿如具体而微的建筑望柱。 与此同时，圣母的椅盘下为须弥座开光，是一般通行的神佛造像台座，成祖宝座之制则较贴近南宋禅院或元代宫廷使用的云纹腿足。 太原晋祠圣母坐具的背板，有宋人的墨书题记＂元祐二年＂。供奉圣母的主殿建于宋仁宗天圣元年，正是仁宗以十二岁幼龄即位之时，也是其母章献明肃刘太后临朝摄政之始。 由于当朝官员质疑刘太后欲仿＂ 武则天第二＂，复以其出身卑微，民间对其又有＂狸猫换太子＂之传言，质疑其权力取得的合法性。 刘太后是否欲借周武王之妻邑姜本身多重历史意蕴之女性身份，将自身＂巧妙地隐讳自我于理想化的圣母实像之后＂，以彰显其临朝摄政之正当性与权力取得之不可置疑，已有学者提出讨论。 前后对照，朱棣以＂靖难之役＂取得大位，虽师出有名，终非理直气壮。尔后对《明太祖实录》一修再改，马皇后是否如其所载为其生母也是谜团重重，得位之后对抵死不从的建文诸臣如齐泰、黄子澄等痛下杀手，尤以江南名儒方孝儒的＂诛十族＂最惨绝人寰。 种种有悖于法、理、情的作为，终其之世，皆难杜悠悠众口。其坐具如此贴近刘太后所坐，是不谋而合，还是别有用心，都令人好奇。 除形制外，明成祖宝座华丽的外表纹饰，也许可从时间上更接近的元代宫廷去探索。1930年成立的中国营造学社，曾广征博引，将元、明人的笔记，编写成《元大都宫殿图考》，对故元宫廷建置与陈设详加考略。 谓元故宫大明殿中设有＂七宝云龙御榻＂、＂七宝灯漏＂，广寒殿内有＂金嵌玉龙御榻＂等，可知元宫廷坐榻或用器常以各色宝石镶嵌。又如元人任仁发的《张果老见明皇图》，画中唐明皇所坐之圈椅亦见杂宝镶缀。 根据资料，营造元大都的达鲁花赤，＂以大业甫定，国势方张，宫室城邑，非巨丽宏深，无以雄八表＂，认为宫室＂非巨丽＂就不足以震慑八方，而经始设计宫殿的也黑迭儿，领旨承作的范围，除了＂魏阙端门，正朝路寝，便殿掖庭＂，亦含＂衣食器御＂等，又其＂规画宫城，制度结构，取法汴京，亦与汴宫同其泰半。 所不同者，宋世制度简质，禁中多具山林风味，元宫专尚华缛，金碧灿烂，内部装修以及陈设且有取材异国，侈诡过甚者＂，故知元宫室营造之制度结构取法被其灭亡的宋朝，而与北宋汴京宫城相异之处是＂元宫专尚华缛，金碧灿烂＂，此亦即蒙元游牧民族传统的美学情趣。 朱棣二十一岁就藩燕地，一直到四十四岁进入南京城称帝，在原为元代大都的北平已渡过23年。 到永乐十九年正式迁都后，又常驻北京。因此，至其六十五岁宾天之时，前后在北京的时间总计至少有40余年。北人的审美情趣，相信耳濡目染地影响了成祖对器用的选择，包括坐具。 国都北移之后，北京朝廷百官之用器渐染北人之审美意识，还可以在《姚广孝坐像》中看到。 姚广孝十四岁为僧，入燕王府后成为＂靖难之役＂的推手，立下不世奇功。成祖赐名＂广孝＂，永乐十六年卒后又敕封＂荣国恭靖公＂，为他辍朝二日，并亲撰碑文。洪熙元年成祖驾崩，继位的仁宗复追赠其＂少师＂之衔。如此不世出的＂开国＂功勋，其坐具在当时自是尊崇无比。 其坐具虽有四出头椅制的雏形，但坐面宽广，搭脑与扶手出头之雕饰均为如意云头纹饰，且重重堆栈，连支柱也布满云头，腿足间还有托泥的厚实基座，以及类似覆莲的云朵纹，踏床与托泥同制。 所坐除四出头的纹饰由北宋流行的蕉叶纹改为云头纹外，与南宋江南禅院五山十刹中灵隐寺椅子，几乎是一致的。 此坐像因其题款中之＂少师＂，故其完画时间最早应于洪熙元年或稍后。观其坐椅所具建筑框架之遗痕，扶手下的鹅脖也见建筑望柱之堆栈与繁缛的雕饰，显示出北人的审美成为趋势与风尚。 再回过头来看明成祖坐像，大宝座靠背的建筑架构直追宋代开国之君与北宋圣母殿内之圣母坐具，腿足传承了北宋宫廷用器中坐椅形制，以及南宋江南禅院坐具牙条之繁复雕饰，整器外表又摒除宋制的＂简质＂，直接撷取被他五度远征的蒙古人所崇尚之杂宝镶嵌，繁华缛丽，颇有震慑八方的＂巨丽＂与灿烂。 正似与元大都宫殿内的＂七宝云龙御榻＂等相互呼应，逐渐形成南来的汉人之国，其身外的器用具有北人的形制与纹饰之审美意识，隐然成为《姚广孝坐像》坐具之先驱。 由此看来，定都南京的明太祖，其八幅坐像中之诸般坐具，延续了承自宋室南迁之后江南地区坐具简明细致的传统。 迥异于明太祖的诸多坐具，明成祖的大宝座代表的是国都北迁之后，因袭自晚唐五代以来开阔厚重的形制，外表装饰上又糅合蒙元北人的审美情趣，堪称＂前无古人＂的创举。 两位皇帝的坐具因此在形制与纹饰上具体而微的各自显露了＂南船北马＂的差异。而明成祖的大宝座，也成为明代多数皇帝坐像画的滥觞，在明代宫廷家具史上极具开创地位，正好符合明代历史上其兼具＂祖＂与＂宗＂庙号之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