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实一个思想的歌者我印象中的摩梭人著名作家学者石高峰

　　一个思想的歌者———我印象中的摩梭人著名作家、学者石高峰
　　原创作者：和绍全
　　云南省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石高峰
　　我很早就想写一写石高峰，但是我们相互太熟悉了，在现实生活中，相互太熟悉反而陌生起来，所以要说好自已最熟悉的人不容易，你不知道应该从哪里说起，说些什么？
　　格庄村石高峰，摩梭人的名字叫拉木嘎吐萨，1963年出生在宁蒗县拉伯乡格庄村一户摩梭人家庭，原先他的奶奶带着两儿两女，一家人居住在金沙江边一个叫草洛果的村子，后来奶奶带着儿女们迁到了格庄村。格庄村本来就是从草洛果的人来刀耕火种的地方，所以这里人少地荒，生活贫穷。我和高峰是一个村子的人，从小住在一个山旮旯里，喝一股泉水长大，沿着同一条小路来来往往，两家人在村里相距也不过百来米，要说一件事，站在房前呼叫一声都能听清，我年长他10岁，他自小叫我大哥，一直把我从童年叫到了老年。
　　格庄村,在金沙江大峡谷里一个山窝里，四面高山，没有一寸平地,全村只有30来户人家，村子很小，住的很散，外地人不进村几乎不知道这里还藏着一个村子，连县里的行政图上都没有它的名字。历史上往来格庄村只有一条狭窄的山路，村民到县城要步行三天，村里许多人连乡公所都没去过，村民几乎都是文盲，许多人汉语也不会讲。由于封闭、贫困，这里的人祖祖辈辈辛勤劳作只有一个目的，就是为了生存，没有什么奢望。我们这些在外地工作回来探亲的人，站在老家的山顶上，望着那些自己童年走过的小路和零零散散的山村，没有一个人会用语言来表达心情，只是静静地望着它思绪万千。我懂事的时候,记得高峰一家居住在村尾的一个小平台上,，房屋是一栋黑不溜秋的木椤房，北边的深沟里冒着一小股泉水，形成一片小湿地，湿地上开着小草花，沟边有几棵古老的核挑树，这是我们村里不多的几棵果树了，深沟里阴暗潮湿，一年四季清凉凉的。由于村四周山高沟深，太阳升起，光影从村对面的山坡缓缓照来，照射到他家最早，到了下午，晚霞返照，村头的高山顶上一片暧暖的亮光，而他家居住的山沟里已经是一片黑朦朦的傍晚了。
　　石高峰（左一）父亲（右一）高峰的父亲哥弟两个婚后分家，弟弟留住原老房屋，高峰的父亲在村头一个山包上盖了一院新房，从此村尾住到了村头。那几年生产队开始烧瓦，统一给每户村民建一栋新瓦房，高峰的父亲是有名的木匠师傅，自己会设计，有技术，盖了一大院三方一照壁的新瓦房，从村尾仰着头看就像云上的小宫殿，从远山回望，又像一座小庄园，在破败的小山村里格外的醒目。生产队时期，我父亲是格庄生产队的队长，高峰的父亲是生产队副队长，他们是共和国最小的行政编制中唯一不脱产，不拿报酬的＂官＂，他们同村民一样靠劳动拿工分分红，时代让他们在那片山水之间，燃烧激情，生命发光，带领村民办了许多实事，好事，在那个特殊的年代里，他们是山寨顶天立地的人。
　　高峰的父亲在我们家乡是一位山鹰般的男人，他不仅一表人才，而且聪明睿智，多才多艺，他会木匠，在老家到处可以看到他留下的手艺痕迹，他唱起歌来高亢明亮，会唱多种少数民族的民歌，唱得一会让人笑，一会让人哭,一生用歌声讲述了无数摩梭人的传说和故事；他能用笛子、葫芦笙吹奏出极其丰富的摩梭人舞曲，引领舞场上的人跳得尘土飞扬，如痴如醉；他还会诵摩梭人原始宗教＂达巴经＂，做各种祭祀活动，我印象最深的是，全村的烟民都是抽旱烟，唯有他的嘴里总是叼着一支白白的香烟。因此，被村民看作是有一点高贵的人。他在我的记忆里一生都像一位绅士般存在。
　　母亲（左一）
　　高峰的母亲是纳西族，她是一位像顽石一样坚硬，像泉水一样甘甜的母亲，坚守和奉献是她人生的全部，无论在儿女们的心中，还是在村民的眼里，她都是一个神母般的形像存留在山村的记忆里。最难忘的是我母亲去世发丧那一天，按照摩梭人的习俗，我牵着马沿着母亲在世时曾经走过的路去＂拾妈妈的脚印＂，途经高峰家门前，见她一手提着一壶酒，一手端着一个碗，站立在房前的小路上等候着我经过，我快步迎上前去深深地鞠了一躬，她倒了大半碗白酒缓缓的递给我：＂龙生，喝了这碗酒吧，你成气，妈妈会安心的走了＂。我双手接过酒碗一饮而尽，泪眼朦胧,望着她清瘦的面容和那双深凹的眼睛，忍不住＂哇＂的放声哭了起来，她眼含着泪水，望着我一句话也没有说，我转身缓缓的离去。不久，她因病离开了我们。直到今天每当想起我妈妈就想起高峰母亲的那一碗白酒，心里万分伤感。
　　弟石高明（左一）
　　新中国建立后，国家在少数民族地区兴办教育，少数民族地区许多地方办起了学校，一批批从丽江来的老师成为了小凉山这片原始土地传播知识的启蒙者。格庄村由于山高路远，村里的孩子离家到远村去读书遇到许多困难，于是，下半年，生产队申请在村里新办了一所民办学校，叫格庄小学，把在草洛果小学当老师的我要回村里当了格庄小学的第一任老师，我们村终于有了一所学校。格庄村的半坡上有一个小台地，生产队的库房就在台地上，库房是两小栋木椤房，成7字型，生产队的余粮都集中存放在这里，平时村里开会或者其它重要活动都都在这里举行，这里是生产队的中心。当时没有新校址，只好把学校暂时安置在库房。但是仓库又没有空房，只好在仓库的走廊上放几根木头，作为学生坐橙，用一块木板塗上黑烟墨作为黑板，学校正式开课了。学生都是本村五、六岁的孩子，石高峰6岁那年成为格庄小学的第一批学生。由于学校在村子的半山坡上，上学时下半村的学生从村脚往上爬，上半村的学生从村头往下梭，山路坑坑凹凹，崎岖难行,孩子又小,学生摸爬滚打,一个多小时才到齐,后面还跟着一帮来玩的娃娃,无法安静的上课。记得开学的第一天早晨，我站在学校的场坝上，向坡头望去，石高峰和其他几个学生，叽叽喳喳的坐在下坡的小路上一梭一梭的下来，像是一群小鸟在跳动，又像几个气球在滚动，快一个小时才走进学校，几个孩子黑巴拉秋，脏兮兮的站在我面前，屁股上都沾滿了泥巴。石高峰背着一个麻布包，我伸手摸了一下，里面有两个烧洋芋和一包烧包谷，那时书包里无书可装,五颜六色的书包里都是装着学生的午餐烧洋芋。入学后有一天，石高峰和几个男生，叫嚷着＂女人读什么书＂，去赶女同学滚出学校，几个女生哭着跑回家了，后来我好不容易才动员她们回校上课。每次一下课，一帮调皮的学生，经常一排的站在学校旁边的田坎上，面向村子齐声高唱我教的那一首歌：＂小闹钟，小闹钟，叮叮当，叮叮当……＂这片地老天荒的山沟里，响起了从未有过的歌声，惹得田边地头干活的父母们停下手里的活，静静的听学生们的歌声，觉得很新鲜,哈哈哈的笑个不停，那笑声比孩子的歌声还传得远。山村的孩子们在故乡求学的小路上从小摸爬滚打，又像小鸟一样的欢快和自由，留在他们童年的记忆里的只有美好，不觉得清苦。那段时光我每天早晨早早的站在学校旁边的田坎上,望着孩子们三五成群的来到学校场坝，下午又站在田坎上,望着孩子们的背影消失在家门前。孩子们的父母不识字，他们日理万机为的是多争工分，多分粮，没有人过问孩子的学习分数，也很少人真正想过孩子读书对他们有什么现实意义，他们认为孩子、特别是女孩子能够带回家的只会是一颗不会发芽的种子，让孩子去读书，只不过是作为父母的一份善念而也。因此,那个年代大山里孩子们的命运全依赖于先天的聪明才智和自觉去好学上进。
　　学校开学两个月，征兵工作开始了，1969年初，我当兵离开了故乡。没有了老师，学校也就停课了。后来高峰每当谈起这段往事，总说他对我这位老师的记忆就是教过的那一首歌：＂小闹钟，小闹钟，叮叮当，叮叮当……＂，还有经常手里拿着一根长掍，站在黑板前，只要他们乱闹就使劲抽打黑板，那响声啪啪啪的，认为是我要打人，个个胆战心惊，不敢抬头。今天高峰仍然说起这些，让我深切的感到，一个人的一生无论命运如何，童年那些刻骨铭心的事永远是心中最明亮的记忆。
　　拉开西里小学所在地
　　学校停课一年后，1970年经审批，由本村石红当任老师，学校重新复课。
　　我当兵后的第三年，探亲回到村里，学校己经新盖了一栋土掌房，有了教室和桌登，老师办公室的窗台上还摆有一盆盛开得火红的大红花。孩子们呆呆的望着我，没有一个学生清晰的记起我曾经当过他们的老师，他们只知道我是解放军叔叔。他们像一群蜜蜂一样围着我到我家，我母亲每人发了一根我带回来的棒棒糖，那时棒棒糖坚硬，颗大，棒长，高峰后来说他那一颗含了10都不化。
　　1974年石高峰离村到有半天路程的拉卡西里中心小学读书。拉卡西里学校在金沙江边，离江不过百米远，发源于青藏高原的大江咆哮着绕过千山万水，到了这一程变得温顺而宁静，这里曾经是当年忽必烈率部蒙古铁军远征大理国时的古渡口，现在是我们大队的政治中心，对于石高峰来说，这是他求学路上第一次离开父母的怀抱，独立生活，1975年，13岁那年，他被当选为宁蒗县小学生代表，出席了丽江文教系统先代会，第一次显示出他的优秀。
　　托甸中学所在地
　　1976年，他考取拉伯中学，成为一名中学生。拉伯中学在宁蒗县和四川省木里县的交界处托甸，金沙江北流至交界处，突然转南和通天河交汇，形成三江口，学校就在金沙江大拐弯处的半坡上，只要记住牦牛山、吊锅山和三江口,就足以让人们永远记住急流山川中的托甸。高峰家离学校有两天的路程，当时不通公路，一个小学生背着沉重的行囊，翻山越岭，实在很艰辛,这是高峰第一离家远行，在那个年代，一个山里的孩子，能够迈进中学的门坎，已经是人生垮出了大大的一步,所以高峰一直是钟情于那一片土地,前几年基准扶贫时，高峰单位云南省社科院掛抅拉伯乡，高峰还选了两户居住在江边的贫困户帮扶，每年去看望几次。高峰上中学的那几年，1976年10月，粉碎了＂四人帮＂，全国教育战线拨乱反正，教育工作摆上重要位置，又恢复了高考，学校逐步走向正规，知识得到全社会重视，这一代终于迎来了教育的春天。他不辜负好时代，不幸负乡亲们，继承了父亲聪明睿智和母亲诚实勤奋的优点，好学上进，知事明理，在学校一直名列前茅。
　　今日宁蒗县城
　　共青团委评为先进团员，这是他第二次获得荣誉，大大激发了他的信心和决心。高峰读高中那几年，我已经结婚成家，住在宁蒗县旅社宿舍，高峰喜欢星期天经常来家里玩，我岳母很喜欢他，经常把高峰掛在嘴上，直到晚年还时常提起他。我每次探亲回家，从老家回县城时，高峰的父亲就和我一起到县城，送我我的同时看看高峰，现在已经记不清高峰的父亲和我一起多少次翻越过那些大山，趟过那些小河。我也是每次见到高峰总能感觉到他的进步和变化，个子虽然长得很慢，但脸白面秀，整洁干净，温雅懂事，特别是帅得精致，根本不像个来自山里的孩子。确实高峰是很幸运的，有一位懂得未来的父亲，一生都支撑着他前进，有一个好母亲虽然瘦弱，但撑起一个大家，让高峰始终享受到家的温暖，说实在话，山里的孩子不是谁都能够有这个条件的。人们都说岁月所以静好，是有人负重前行，这句话直到今天自已老了才体会得特别的深切。
　　1981年，高峰报考云南省师范学院，也就是今天的师范大学，上大学是一个学子最高的梦想，何况是一个来自大山的孩子在那个时代谈何容易，当时也只有考上大学才能走出大山，改变命运，所以走进大学对于高峰、对于他们全家、对于格庄村都是开天辟地的事情。云南师范大学诞生于1938年的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师范学院，1950年时叫昆明师范学院，到1984年才更名为云南师范大学，是中西部重点高校之一。高峰在师范大学读的是文科，那是一个吭书的时代，一切知识和信息都来自书本，走到那里都可以见到低着头抱着一本在看书的人，爱看书的人，别人都高看他几眼。高峰自小喜欢看书，在昆明人生地不熟，也没钱到街上闲逛，大部份时间埋在图书馆看书，小说、诗集、散文，无所不看，特别喜欢看一些中外名著，今天为别人写序，里面都会点出一串你没有听说过的国外名人名句来。其实看书成了他大学时代的生活寄托，为他后来从事文学创作打下了坚实基础。大学那几年我一度在解放军南京陆军指挥学院学习，我们之间会时不时通信，相互交流鼓励。
　　高峰上大学时期，云南边境正在进行自卫作战，战争是当时的主旋律，作为改革开放后的第一代大学生，他们是一群在战争与和平之间舞蹈的人，他们和军人不同，军人准备牺牲，而他们更多的是选择自已的未来，因为那是把大学生作为大熊猫一样保护的年代，因为十年文革，到了那时老的老了，中年人失去了读书机会，中国的未来寄希望于这一代大学生。后来他参加工作后，曾经和丽江地区民政局局长胡忠文一起到河口前线慰问，那时我在团里当团长，他们深入到英雄连队和前沿阵地考察，后来在《玉龙山》杂志编辑发表纪实文学《摩梭团长》，详细介绍了边防、战争和军人。
　　高峰是个聪明人，聪明的人具有远方视角，学生时期就很注意收集各种素材，放假回家，提着一个录音机，去找那些老一辈民间歌手，喇嘛、达巴，连村里会吹奏叶片的都不放过，收录了无数即将消失的文化，拿着本子，用笔墨记下了一个个古老的传说和即将遗忘的故事，今天那些老人已经一个个远去，一盘盘录音，一本本采访录成为了民族的记忆。在大学里随着知识的不断增长，对故乡、民族的思恋逐步上升到对文化的思考，从摩梭人优美的民间歌舞，丰富的民风民俗，美丽的神山母湖中，寻找文化的因子，接近文化的根须，挖掘思想的脉络，他的初心在生命中逐渐浮现了出来。他开始用散文、诗歌的形式赞美故乡，介绍风土人情，述说传说故事，创作了许多短小，精练，脍炙人口的散文、诗歌。《苏理玛飘香的地方》刋登在《民族文学》杂志，《父亲的情人》获云南文学创作奖，学生时期就展现出了文学创作的天赋。
　　1985年，石高峰从云南师范大学毕业，云南省委组织部作为＂选调生＂（俗称第三梯队）安排到丽江地区，先后在丽江地区群众艺术馆和丽江地区文联工作，并负责编辑《玉龙山》杂志。丽江是石高峰的家乡，对那一片山水，对那里的各民族有着更多的了解和更深的感情。他把《玉龙山》杂志作为历练自已，培育新人的平台，不仅把杂志办得有声有色，广泛好评，而且通过刋物平台，推荐了大批各民族有文学才能的新人，如丽江市文联主席、全国著名普米族诗人鲁若迪基，著名作家、学者白郎就是当时《玉龙山》杂志的热心投稿人，高峰还经常深入乡村和偏远地区收集、抢救民间口传文化遗产，收录了大量的原始资料，创作撰写了大量的文学作品和研究文章。
　　1990年，石高峰调到云南省社会科学院工作，先后任副研究员、研究员、民族文学研究所副所长兼《华夏地理》杂志社社长、所长等职。石高峰走进云南省社科院，首先面临的是观念、方向、知识方面的更新，省社科院是研究机构，智囊团队。因此，高峰十分主动的把自己过去以文学创作为重点转变到围绕党和国家和省委的中心工作，重视对人类学、社会学、民族学领域的调查和研究，积极主动的提出解决现实问题的真知灼见。他先后完成了国家和省级研究项目：《滇西北合作计划之泸沽湖文化模块》《社会转型时期摩梭母系家庭与婚姻变迁研究》《卡瓦格博：宁静与喧嚣》。现在正在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藏羌彝走廊当代少数民族诗人群研究＂。
　　先后发表了《泸沽湖旅游文化产业发展及价值重构》《黑树林地区发展报告》《脆弱的生态与破坏的开发——以金沙江中游丽江段为例》《兰坪县民族文化产业发展研究》等60余份重要论文和调研报告，受到各级政府的关注和采纳。出版了《摩梭达巴文化》《拉木·嘎吐萨纳西学论集》《拉木.嘎土萨作品选集》《风中的玫瑰—拉木.嘎土萨诗选》《走进女儿国——摩梭母系文化实录》等20余部文学专著。用文字、影像、视频、文物方式抢救整理了一批即将消失的民族民间文化遗产。有8篇文学和论文获国家和省级奖励，先后7次被评为科研工作和文学研究优秀个人。石高峰，2003年曾经到卢森堡参加＂首届母系文化大会＂并到法国、德国进行学术考察；2006年，参加访问团到匈牙利、奥地利、意大利、梵蒂冈、瑞士、法国、德国、列支敦士敦、荷兰、比利时、卢森堡十国考察；2018年和2019年先后到缅甸、印度、孟加拉国学术考察。积极参与国际学术交流，极大的拓展了国际视野。摩梭人的母系社会文化形态历来受到中外人类学、历史学、社会学、民族学的广泛关注，
　　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无数专家学者倾注了大量心血，企图打开母系文明的秘密。 30年代、50年代中期到60年代初期，出版了大量的研究成果，到了七、八十年代，特别是到九十年代，石高峰等一批中青年知名学者，深入摩梭聚居地区，对摩梭人进行了系统、全面的调查研究，有的数十年扎根摩梭社 区跟踪考察研究。像石高峰、和钟华等，研究者和研究对象是同一民族，生于此，长于此，对本民族的历史、文化、习俗有直接的了解和体验，所以，高峰这一代学者对摩梭人社会文化的关注和研究，已经不再停留在婚姻与家庭制度上，而是将它们放到了更大的社会文化再生产体系中去探究，既有微观细察，又有宏观比较；既有历史的追溯，又有当下的变迁；既关注族群内部的认同感，又关注与相 邻族群的和谐；既观察文化的表现形式，又揭示文化的当代价值，对摩梭人的研究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这一时期，高峰潜心研究摩梭人的社会、历史、文化，取得了一批与以往的研究成果更加科学的成果，其中国家课题《社会转型时期摩梭母系家庭与婚姻变迁研究》，获得奖励就是最高成果之一。对石高峰来说，在云南省社会科学院工作的三十年，是他人生的华丽篇章，他从5岁背着烧洋芋，烧包谷走进学校的一天起，走到云南省社科院的学术高地，他必须一步一个脚印，步步坚实。他始终放眼世界，根植故土，为云嶺大地上日新月异的变化歌唱。用独特的视角，敏锐的观点，科学的态度献计献策。做一个清醒的学者，思想的歌者。三十年，他在云南省社会科学院文学创作和学术研究两条战线、两个阵地上都是冲锋陷阵，战果累累。有人说成功都是给有准备的人的，其实石高峰没有人为他准备什么，自己也没有准备的条件和时间，为了争一口气，他只能争分夺秒，奋力前行。也许这些对于许多学者来说算不得什么，但是对于像石高峰这样的人来说却需要一生都毫不松懈，因为我们的起跑线不同，他需要比别人付出更多才能同时到达。今天他一路的坎坎坷坷，酸甜苦辣对自己来说成为财富，他的成功对于我们摩梭人来说是应该骄傲。
　　石高峰（左一）作者（右一）在故乡泸沽湖
　　2021年3月17日
　　注：刋头摄影王灿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