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农业文化遗产大观之蒙古农业文化遗产

　　提起＂草原之国＂，大家首先会想到乌兰巴托，《乌兰巴托的夜》被人们广泛传唱、成吉思汗陵被誉为＂世界未解之谜之一＂。蒙古是一个神秘的国度，有一望无际的草原、数不清的牛马、最大的戈壁，还埋葬着数不胜数的史前恐龙化石…… 那么，这团＂永恒之火＂与农业文化会擦出哪些火花呢？我们共同走进吧！
　　那达慕
　　蒙古人民革命于1921年取得胜利，此后蒙古国将每年7月11日定为国庆日。那达慕是蒙古民族历史悠久的游牧文化核心，是蒙古国国庆纪念活动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因其崇尚人与大自然的和谐相处，被公认为是珍贵的人类文化遗产。
　　＂那达慕＂是蒙古语，用以庆祝丰收。每年农历六月初四开始的为期5天的那达慕，是蒙古族人民的盛会。那达慕大会的内容主要有摔跤、赛马、射箭、套马、下蒙古棋等民族传统项目，有的地方还有田径、拔河、篮球等体育项目。
　　那达慕是蒙古族人民具有鲜明民族特色的传统活动，也是蒙古族人民喜爱的一种传统体育活动形式。每年农历六月初四(多在草绿花花红、羊肥马壮的阳历七、八月)开始的那达慕，是草原上一年一度的传统盛会。
　　博格达汗宫博物馆
　　博格达汗宫位于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市南郊的博格达汗山下，是蒙古国最高宗教领袖八世博格达·哲布尊丹巴居住和进行政教活动的场所。因其建于博格多汗山脚下的图拉河畔之临山近水、地势平坦的川地上，拥有优雅而风景如画的环境，从地舆学角度认为该地是一处＂风水室地＂。博格达汗宫占地面积较大，当时它的附近并没有其它建筑设施，乃是一处避暑的最好所在，故有＂夏宫＂之称。
　　博格达汗宫始建于 1893年，采用蒙藏文化风格与中国古代建筑相结合的方式建成，代表了当时建筑科学技术的水平，在蒙古国的建筑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和具有较高的研究价值，是蒙古国最重要的历史古迹之一。
　　1924年，博格达汗宫改建成国家博物馆，收藏博格达汗使用过的生活物品、宗教法器和17至20世纪部分蒙古国的传统绘画等珍贵文物，建筑采用蒙藏文化风格与汉式工程做法相结合的建造手法，反映了新的民族建筑设计理念。冬宫内收藏文物丰富，哲布丹尊巴八世与皇后的寝宫内最耀眼的是各国元首赠送给他的礼物，如金缕鞋、音乐摇椅、150张美洲豹皮制成的蒙古包、各种珍稀野生动物标本等。
　　中国政府无偿援助博格达汗宫博物馆门前区维修经费600万元人民币，国家文物局委托西安文物保护修复中心负责勘查设计和组织施工以及蒙方文物保护技术人员的培训任务。2006年5月开工，蒙古国总理恩赫包勒德为工程开工剪彩。中国驻蒙大使高树茂、余洪耀及文化参赞王大奇，中国国家文物局、陕西省文物局领导和专家组多次赴工地现场指导，为维修工程顺利进展提供了各方面的支持和帮助。
　　哈拉和林
　　哈拉和林位于今蒙古国境内前杭爱省西北角，蒙古帝国第二代大汗窝阔台汗七年(1235年)在此建都。
　　13世纪中叶，这里是世界的首都，从莱茵河畔的维也纳到黄河边的汴梁，从北方寒冷的俄罗斯草原（俄罗斯干草原）到炎炎烈日下的阿拉伯半岛沙漠，大半个欧亚大陆都笼罩在这座城市的权力和威势之下。
　　罗马教皇的传教士、南宋朝廷的使节团、波斯商人的驼马队、高丽王国的进贡者等都在这里汇集；佛殿、清真寺和基督教堂等各种宗教和文化都在这里融合；大汗的诏令从这里发出，送达世界各地的蒙古大军；1260年蒙古内战后，随着阿里不哥的失败，这座城市衰落为一个地区性的中心。
　　哈拉和林与其周围景观已经在2004年成为蒙古人民共和国唯一的世界文化遗产，其世界文化遗产名录上的名称为——＂鄂尔浑峡谷文化景观＂。这里有一个巨型蒙古包的遗址，地面埋着一些石基，有的地方还能看到碎鹅卵石铺的地面。若您顺着痕迹目测，直径至少在五、六十米以上，依稀能想象出来那种壮观！这个地方的天空之蓝、空气之优、水源之清凉，造就了优美的环境。
　　大不儿罕合勒敦山及其周围的神圣景观
　　大不儿罕合勒敦山及其周围的神圣景观坐落于蒙古国的东北部，肯特山（大不儿罕山）的中部，也就是中亚大草原和西伯利亚泰加群落针叶林的交界处。
　　合勒敦山总是与圣山之名相关，多年来，一直被尊称为圣山，与对山脉、河流和萨满教石碓的崇拜有关，祭拜仪式混合了古老的肯特山崇拜和佛教仪式。这里被认为是成吉思汗的出生地和埋葬地，见证了他为统一蒙古人民而建立大山崇拜的努力。
　　根据传说，成吉思汗在八百年前曾下令，除王室成员外，禁止任何人进入不儿罕合勒敦山。据推测，成吉思汗之所以禁止人民进入这片区域，是因为他认为这座圣山是他将来的长眠之处。
　　布尔罕和乐敦圣山最高主峰海拔2362米，这里是蒙古多条河流的发源地。几百年以来，布尔罕和乐敦圣山一直是蒙古人的圣山，是蒙古政府每年举行官方祭祀的地方。1294年，成吉思汗下令不得在布尔罕和乐敦圣山打猎。到了近代，1818年蒙古国又把布尔罕和乐敦圣山指定为国家保护特区，禁止在此放牧打猎。1995年，蒙古政府又把这里列为国家特级自然保护区。
　　该山上分布着800多处古墓和各类遗迹，具有重要的考古价值。由于这里被认为是成吉思汗的埋葬地，因此每年的蒙古春节＂白月节＂等重要节日，蒙古人喜欢到这里来祭祀。
　　回鹘式蒙古文
　　回鹘式蒙古文，蒙古国和中国内蒙古自治区的官方文字，13世纪起就用于书写当时的蒙古语，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蒙古国官方认定的蒙古语的书面语。蒙古部发迹于斡难河之时，本来是没有文字的。
　　1204年，成吉思汗征讨乃蛮之时，乃蛮掌印官维吾尔人塔塔统阿虽然遭逮捕，依然守着国家的印信。成吉思汗非常嘉许他忠于自己国家的行为，遂命令他掌管蒙古国的文书印信，并命令他教授太子、诸王畏兀字(一般称为回鹘文)以书写蒙古语，蒙古人至此时便采畏兀字以书写蒙古语。
　　1946年由于历史原因，蒙古国废弃回鹘式蒙古文，开始使用以斯拉夫字母为基础创制的新蒙文，也就是西里尔蒙古文。西里尔蒙文又称斯拉夫蒙文，外来词汇很多，主要以英语为主。它具有书面语与口语一致、便于印刷等优点。
　　对于蒙古科学文化教育的普及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和回鹘蒙文相比，西里尔蒙文由于外来词汇很多，一些词语发音不准。同时，词库、语法、专用名词、正字法，和缩写词的原则等，也存在混乱和无固定标准的现象，对传统文化的传承却有着不利的影响。
　　2020年3月18日蒙古国政府正式通过《蒙古文字国家大纲》，决定从2025年起全面恢复使用回鹘式蒙古文。作为传统蒙古文，回鹘式蒙古文已有800多年的使用历史，此前一直是中国内蒙古自治区的官方文字，蒙古国恢复使用传统蒙古文有利于保留传统蒙古文化以及跟中国境内的蒙古族交流。
　　白节
　　白节又称＂白月＂、查干萨日，是蒙古族的＂春节＂。
　　古代蒙古人把农历春节叫希恩吉尔，即新年。自古以来，蒙古族以白色为纯洁、吉祥之色，他们最崇尚的是白色，故称春节为白节。
　　蒙古国白节日期有自己的历法，也就是过蒙古历新年，习俗大多与中国蒙古族过年习俗相同。
　　整个白月期间，草原上的男女青年纷纷骑上骏马，带上崭新的哈达和美酒等，三五成群，挨家挨户给各浩特(定居点)的亲友、家长拜年。不过现在，草原上看到的更多的是骑摩托车或开吉普车的男女青年。拜年的路途，是青年男女赛马、追逐、嬉戏的绝好机会。身临其境的人无不感到马背民族不拘一格的生活情趣和粗犷豪迈。
　　库苏古尔湖
　　在蒙古，提到库苏古尔湖，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它如同一颗巨大的、一尘不染的璀璨＂明珠＂镶嵌在蒙古辽阔的草原上，人们说，因为有了库苏古尔湖，才使蒙古壮美的大地显得更加多娇。
　　库苏古尔湖靠近蒙古国和俄罗斯边界，水域总面积为2760平方公里，一共有大小96条河流汇入湖中，湖水储量为3800亿立方米，是蒙古重要的淡水储备。
　　该湖水经蒙古最大的河流色楞格河，汇入到俄罗斯的贝加尔湖，最深处可达262.4米，但湖水清澈见底，如果俯瞰水中，湖底的彩石和嬉戏的鱼群跃然入目。随着季节的变化，湖水也变换自己的颜色，
　　库苏古尔湖的冬天最为奇特，因为湖水是在农历腊月的某一夜顷刻之间结冻，而湖水在封冻之际，会发出似雷霆滚过的山崩地裂般的轰鸣声，能亲耳聆听这声响的人，被认为是福星高照之人；湖水封冻之后，一团团浓雾从天而降，将苍天和大地溶为一体，变成银白一色；待到春回大地，库苏古尔湖也是在某个夜里瞬息之间卸下冰甲的，久慕阳光的湖面上飘动着浮冰，被春风荡起微微波澜，随之奏响了库苏古尔之春的交响曲。
　　额尔德尼昭
　　额尔德尼昭是蒙古国著名古寺庙，位于首都乌兰巴托西部的哈拉和林，距市区 400 公里。喀尔喀土谢图汗部阿巴岱汗王(公元 1534~1586 年)建造于 1586 年，他皈依喇嘛教后，曾亲自前往朝见三世达赖喇嘛，从此喇嘛教在蒙古国流行起来。
　　寺院内的主要建筑都建在一条东西纵深的中轴线上。西南隅另有一组专奉释迦牟尼的建筑物，西北部及北部的建筑主要是喇嘛们的僧舍。寺内主要建筑还有拉布兰殿、三座大庙、金塔和墓塔等。
　　东门中轴线上的第一座建筑已被毁坏，仅存遗址，当初原为阿巴岱汗召集会议的毡房，其基址的大圆台清晰可见。
　　拉布兰殿是一座藏式建筑，高大宏伟，建于 1780年，平面是＂凸＂字形，中央主楼三层高，两侧的翼楼各为两层。层顶为平台式，各层每间房屋都开设着一个下大上小的梯形窗户，窗顶嵌出檐部，外墙稍向内倾，原是喇嘛举行法事的场所。在正殿入口处有哼哈二将，殿内有八大金刚和十八罗汉的塑像。佛堂内供奉着神态各异的铜佛。
　　寺院内有三座庙宇建造在砖台上，三殿一字排开，平面都是长方形，进深为四间，面阔五间，屋顶是重檐歇山式，覆盖着黄色、绿色、紫色的琉璃瓦，还配有吻兽。这三座庙宇布局协调，手法各有千秋。南北两侧的殿宇是单层，中间的殿宇为两层，中间高两侧低。三座殿里分别供奉着佛祖释迦牟尼的青年、中年和老年人的塑像。从这三座庙宇的建筑结构上看，是建寺时期的建筑物。
　　额尔德尼昭寺院内还保存着15-17世纪的绘画、装饰品、刺绣品以及大量的珍贵手稿、木版书籍、碑刻等珍贵文物，对于研究该寺的历史和喇嘛教在蒙古国的流行情况都有着极为重要的参考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