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富汗文明的ampampquot十字路口ampampquot

　　阿富汗在古代是东西方陆路交通的枢纽地区，是＂丝绸之路＂这条贯通东西方交通大动脉的要冲地区，是中亚大陆的锁钥。日本考古学家槌口隆康在《丝路文明》一书中，把阿富汗称为古代东西方的＂文明十字路口＂。
　　阿富汗由于它的地位地置。从四面着东西方各种文化的冲击。阿富汗好似一幅古代各种文化的历史交汇画卷，又宛如文明群星辉映的文化百花园。翻开这幅历史画卷进入这文化的百花园，我们就会发现 在阿富汗，时而是游牧世界文明的火花在燃烧，时而是波斯人伊朗文化的火炬在照射，时而是希腊罗马文化的阳光在普射，时而是印度文化的星光在闪烁，这中间还夹杂着中华文化的余晖。总之，这许多文化的光芒，照亮了古代阿富汗的大地，并且经过它们的康焦，不康地打开人类历史的闭塞之路。
　　如果说，历史交往是人类存在和发展的必要条件和方式，而处于古代东西方交通要道上的阿富汗，由于民族迁徙和帝国征战，由于商贸和文化传播，变成了各民族交往的荟萃之地，其文化交往也呈现出异彩缤纷的诱人图景。
　　这里令人想起了世界著名的考古学家马尔克·奥莱尔·斯坦因（MareAurelStein，1862—1943年）。他里为匈牙利人，但长期在英国和印度工作，1943年81高龄时尚拟对阿富汗进行全面考察。可惜于同年10月26日在阿富汗首都喀布尔去世。这位对古代东西方陆路交通、古代东西方贸易交往状况、古代东西方文化交往大势作出了贡献的人、特别是对占代中国、印度、希腊三种文化在中亚汇合情形，以实物为证而作出令人信服结论的人，在晚年把目光转向阿富汗，绝非偶然。因为他注意到阿富汗许多地区虽然已成废墟，在历史上却表现了重要作用。在他看来，许多世纪中，西起阿富汗，东至中国新疆，是东西方文化交汇之地;中华文化、印度文化、波斯文化、希腊罗马文化交织于这一地区，足有千年之久。他的这些观点，已为越来越多的考古发掘所证实。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考古学家在阿富汗西南部锡斯坦的纳德·伊·阿里地方、发现了公元前一千年的工具。20世纪40年代末，特别是60-70年代的考古发现，证明了阿富汗和许多国家一样，存在过原始公社制度。虽然至今还不能确定阿富汗现在的领土上是否包括有原始人群的迁往地带，但是可以肯定那时人们生活的主要活动是猎取里兽和采集可食用的软体动物和植物。这些活动几乎耗费了他们的全部时间。在很大程度上、人们的交往是依赖于自然条件的。
　　凡有人类存在的地方，就有文化的出现。考古发现证明，阿富汗存在着石器时代的远古文化。加兹尼省的达什基·纳乌尔发现有粗石器工具，确定为20--10万年以前的文化遗存。在阿富汗东北的达拉伊·库尔遗址中，发现了约800件旧石器时代中期（莫斯特文化）的燧石制片器、石核、手斧、各种刮削器和尖状器。些石器大约属于6万一—3万年前。这里发现的人的头盖骨碎片（头颅两侧靠近耳部颞颓骨），可能是I眠石器时代早期和中期的人类——尼安德特人，或者更接近于现代的人类。据阿姆河左岸捷谢克·塔什洞穴发现的尼安德特男孩和该河沙石地带出土的工具看。此时处于旧石器中期。无论如何，达拉伊·库尔遗址，可以看作是由旧石器中期向晚期过渡的文化遗存。
　　在阿富汗许多地方都发现过旧石器时代晚期的片器工具，其中以卡拉·卡马尔和阿克·库普鲁克遗址最为集中。
　　卡拉·卡马尔地处从普勒胡姆里到塔什·库尔干沿途的谢别克村附近。这个山洞发现的遗物最初被确定为莫斯特文化，后来又被否定。这是一些刮削器、细石器的切片器、钻孔器和骨制钻具。在山洞中生活的猎人，其居住时代大约在公元前1万年至前7千年之间。他们以猎取野山羊、野马、鹅喉羚和各种禽鸟为生，他们的活动范围进而广泛地扩大到山麓及附近的平原地带。
　　阿克·库普鲁克遗址在卡拉·卡马尔以西50公里处，位于巴尔哈布河流城的马扎里沙里夫以南。这个遗址有3个发掘点，发现了两万件旧石器时代晚期的燧石器工.具。这个地区除了粗石器工.具以外，还有石核、尖状器，以及改进了的片石器、锐和的削器、尖端刻削式的石刀，其形状为三角形和号形。这显然是采用了新的插嵌技术，创造了当时高效益的劳动工具。在库普鲁克的B坑中，出现了更多的骨质尖状器、钻孔器、打孔器等工具残片。据考证，它们是红鹿、黄牛、马、豺利狐狸的骸骨。在库普鲁克A坑中，发现的一件在椭圆形的石灰石上雕刻着代表人面孔的头像，是引起人们兴趣的艺术品。它和中国陕西大荔旧石器时代遗址中发现的石刻人头像一样，成为亚洲发现的最古老的石雕刻人头像，也是世界上发现的较为古老的石雕标本之一。
　　在库普鲁克遗址中，已经可以区分出驯化了的绵羊和山羊。根据炭化了的植物测定，阿富汗北部的兴都库什山脉的丘陵地带，是人工培养植物的早期中心之一。这种对动物的驯化和对植物的培养，使人类得以控制自己食物的来源，并创造了剩余食物。按照人类学和历史学的观点，剩余食物的出现，不但导致了人群的分化，并且最终导致了文明的产生，因而被认为是新石器时代的革命。
　　在达拉伊·库尔遗址石器时代中期层位之上，出现了—个新石器时期不同的类型。这就是＂山羊崇拜＂的文化现象。在磨光的羊距骨周围，有燧石工具;石灰石长刀、石珠、装饰品;有玄武岩锤石;石英岩工具。这反映了＂山羊崇拜＂时代埋葬品的多样性。它在地表层显露的柱形坑，是帐篷或地下小棚留下的遗迹。最引人注目的是，在三个坑葬中，包括驯化山羊联结起来的骨架（其中两个是故意砍去头的），-个山羊骨架与三个小孩的骨像碎片相连接。这种埋葬可能具有某种原始宗教仪式意义，
　　远古的世界性联系交往是文化的属性。上述达拉伊·库尔遗址中的＂山羊崇拜＂文化现象，反映了它同克什米尔地区及西伯利亚南部地区的密切联系。这是新石器时代的文化类型。山羊的重要位置见之于祭仪，与中亚的山羊崇拜的习俗有密切联系。这类习俗从莫斯科时代一直到现在，都存在于中亚地区。
　　不仅是＂山羊崇拜＂的文化现象，而且在细石器方面也反映出远古时期的文化交往。在卡拉·卡马尔遗址中发现的刮削石器、细石器的片器、钻孔器和骨质钻器，都与伊拉克的I日石器时代晚期相似。阿富汗最早的细石器地点，距今约10000年左右，出土于中部地区。
　　根据R.S.达维斯和L.杜普雷在《阿富汗中部史前考察》的研究，认为是一些没有发达几何形技术、雕刻器和琢背成分的细石叶。这种细石器和吉尔吉斯、塔吉克、乌兹别克、土库曼以及中国的新疆、西藏、青海的细石器相同。尤其是新疆各地到处都有新石器时代的细石器文化遗址，其加工特点与文物造型，和中国东北、内蒙古、甘肃、青海相同。可见，在六、七千年前，古西域的细石器文化与黄河流域进行过交流。
　　因此，许多研究者推测，塔里木盆地和帕米尔高原的细石器有某种联系，在阿富汗似乎具有两种细石器传统相结合的文化特征。德日进在1939年发表的《新石器时代黎明时期亚美二洲人类文化之关系》一文中，提出了在新石器时代之初，北极圈邻近地区事实上存在着＂世界性联系＂的看法，并用一些实物加以证实。
　　裴文中在1948年《史前时期之东西交通》一文中，也认为东西方彩陶、石器文化的许多相似之处，必定是双方交流的结果。他还勾画了这一地区史前文化的交通线;从祁连山南，沿湟水而上至青海湖，再往北经柴达木盆地至兰州;中原地区则经渭河、洮河而新疆，直至中亚、西亚。当然，对这种文化交往的世界联系，不能过于理想化，因为远古时期的交往是极其困难而漫长的。这里也不排斥相同条件下，不通过交往而出现的器物上的相似性。但是，人类文化本是多元的，而不同民族的文化总是要互相接触的，因而可以肯定，发生交往是必然的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