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访老榨坊 前几天一个夜里，跟朋友去了一个有几分特别的地方吃饭：前头是餐馆，后头是一个博物馆，馆里陈列的是当地一个老榨坊的历史和遗物。我们这次去运气好，碰到博物馆的创办人、老榨坊的传承人也在现场，亲口给我们讲解陈列品的来龙去脉，如数家珍，还打开自己的办公室，向我们展示＂名人真迹＂：几幅书法对联和它们背后的故事。 我以前很少逛博物馆，心目中博物馆的样子，只有故宫、省博这种。误入＂老榨坊＂，让我开了眼界，明白了人只要有心，足够有眼光和胆识，很多东西可以搜罗到一起，组合成可见可感的历史文化空间，相对稳固地流传下去。借用和稍微改一下克里斯托弗·诺兰电影的名字，我觉得把这些叫＂造梦空间＂也未尝不可。 博物馆当然不能是梦境，它需要更加真实，必须立基于真实。博物馆的根本目标是要把过去的真实固化下来，不让它随风虚幻消散。那种遥远过去的真实，在现实真实的反衬下，凸显出一种时间加持的间离效果，也会有梦一般的色彩。这种梦一般的非现实状态，带给人穿越时空的精神体验。时代越久远，反差就越强烈。 以真实为基本，具象化特定历史目标的记忆与认识，升华发散其文化价值的光彩，对人产生教益，我想这就是我们建设各种博物馆的意义所在。（刘功虎） 国际博物馆协会副主席安来顺。 人物介绍： 安来顺，上海大学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国际博物馆协会副主席，中国博物馆协会副理事长，国际博协研究与交流中心主任，《中国博物馆》杂志执行主编，《中国大百科全书》博物馆学科主编。 上周末，＂国际博物馆日＂刚刚过去，国际博物馆协会咨询委员会就新的＂博物馆定义＂提案作出了选择，选择背后，是一场变革正在发生。其背景是什么？中国博物馆该如何面对这些变革？上周末，长江日报读+专访了国际博物馆协会副主席、中国博物馆协会副理事长安来顺。 牵动人心的＂博物馆定义＂ 国际博物馆协会成立于1946年11月，是国际上规模最大的非政府性博物馆专业组织。它致力于在世界范围内支持和帮助各类博物馆机构的建立、发展与专业管理，其所制定的《国际博物馆协会博物馆道德准则》是国际博物馆界普遍承认的参考文本。 5月18日，＂花开并蒂——巴蜀青铜文明特展＂作为国际博物馆日川渝主会场重磅展览在宜宾市博物院展出，此前在三星堆遗址3号＂祭祀坑＂出土的一件形似＂机器狗＂的铜神兽首次面向公众展出。新华社记者江宏景 摄 2016年，国际博协启动了对博物馆定义的第九次修订。在此期间，博物馆及其相关领域中不同的学科、专业、伦理、地缘乃至国家法律的代表持续发声，一些世界著名的艺术媒体也以罕见的热情介入到这场辩论之中。各种观点的激烈碰撞在2019年京都代表大会期间达到了顶点，最终70.41%有投票权的代表选择了推迟表决＂新定义＂。 从那以后又过了3年，经过反复修改和辩论，到2022年，终于再度形成两个新定义提案（称之为＂提案A＂和＂提案B＂）。 上周末的咨询委员会，通过的就是＂提案B＂。让我们来看一下其内容—— ＂博物馆是为社会服务的非营利性常设机构，它研究、收藏、保护、阐释和展示物质与非物质遗产。向公众开放，具有可及性和包容性，博物馆促进多样性和可持续性。博物馆以符合道德且专业的方式进行运营和交流，并在社区的参与下，为教育、欣赏、深思和知识共享提供多种体验。＂ 再看看＂提案A＂：＂博物馆是常设的非营利机构，面向公众，为社会服务。它以专业的、符合道德且可持续的方式研究、收集、保护、阐释和展示物质和非物质的文化与自然遗产，致力于提供教育、深思和欣赏。博物馆以具有包容性、多样性和参与性的方式进行运营并与社区和公众进行交流。＂ 不妨再对比一下国际博物馆协会现行的、2007年版定义：＂博物馆是一个不以营利为目的的、为社会和社会发展服务的、向公众开放的常设性机构。它为了教育、研究和欣赏之目的而获取、保存、研究、传播和展示人类及环境的物质的和非物质遗产。＂ 可以看出，与2007年版相比，变化很明显，但是＂提案A＂和＂提案B＂之间的差别不是那么大。 那些手握大权、掌管全球顶级文物的博物馆馆长，还有那些素负盛名的学者，究竟在争什么呢？如果把这些辩论仅仅理解为对博物馆这样一个机构的学术定义的不同意见的话，显然是片面的。到了这一步，大家争的就是理念、价值和方向，哪怕是微调，也必然导致现状的改变。＂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于是＂一名之立、旬月踟蹰＂。 2019年在京都大会上被＂搁置＂的那个提案，其内容要激进得多，其第一句就是，＂博物馆是用来进行关于过去和未来的思辨对话的空间……＂。请注意，＂常设性机构＂在这里对应的是＂空间＂。安来顺认为，仅这一处修改，就足以挑战现在许多国家法定的博物馆注册登记和运行管理体系，会对不少国家博物馆的法律地位、政府义务、专业化保障产生重大而深刻的影响，有可能导致它们资金状况的恶化，以及长期工作人员或设施的损失。 安来顺认为，2019年提案的主要问题是，把宏观的博物馆的＂使命＂与用于规范和操作博物馆的＂标准＂混合在一个定义文本中，博物馆定义与博物馆愿景之间是既相互关联又有所区别的关系，草案没有能够厘清，这就好比是把所有的鸡蛋都放在一个筐里，稍有质疑，便很容易整体垮塌。 相比之下，无论＂提案A＂还是＂提案B＂，都要稳健得多。 事实上，对于博物馆的定义，中国博物馆人有自己的看法和做法。 安来顺认为：中国博物馆研究者在博物馆新定义讨论过程中展现出了温和与理性，对热点问题讨论作出了贡献；中国博物馆协会于2019年在江苏常州举办的＂‘新时代博物馆定义研究’学术研讨会＂上，中国学者们给出的提案内容是：＂博物馆是致力于保护文化多样性、促进文化互动和社会可持续发展，为学习和欣赏的目的，收集、保存、研究、传播、展出人类和自然发展物证，并努力对其价值与意义实现公共化的开放性非营利常设机构。＂ 【访谈】 修改＂博物馆的定义＂意味着什么 读+：为什么要修订博物馆的定义，其背景是什么？ 安来顺：第一个背景就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2015年11月17日通过的《关于保护和加强博物馆与收藏及其多样性和社会作用的建议书》，这是对国际和各国制定博物馆相关政策最具影响力的文件。该建议书的初衷是为了推动和指导各国直面和回应当今世界博物馆所面临的挑战。 这些挑战包括：博物馆如何实现多样化和特色化发展？当博物馆将创收作为优先选项时，有没有削弱其主要职能的危险？博物馆如何协助社区应对社会的深刻变化，如何在构建社会纽带、促进社会和谐中发挥重要作用，又如何成为公众讨论历史、社会、文化和科学热点问题的场所？技术如何支持博物馆分享和传播知识？ 第二个背景，是2008年发生的金融危机，极大地影响了博物馆受到的社会财政资助。这迫使博物馆人思考：我们这个领域是不是需要靠别人，我们博物馆的社会价值到底是什么？我们必须共同来宣示我们博物馆的价值，而不是让博物馆期待别人＂恩赐＂。 读+：博物馆定义的改变，对中国博物馆事业会有什么影响？无论＂提案A＂还是＂提案B＂，其中很多表述都是中国人感到陌生的，我们是没有做这方面工作，还是已经做了不少工作，只是没有那样表述、概括？ 安来顺：关于影响，取决于如何看待＂定义＂。一个国际行业组织的定义，其所提供的是行业的基本原则，是一个指南，不是说一个字都不能动它。世界上没有完全相同的两片树叶，但大家都是树叶，可以从这个意义上来理解＂定义＂。 ＂定义＂只是提供了一个框架指导，是站在这个行业找到每个人都遵循的最大公约数，它不是一个固定不变的模板。当然，从政府管理的角度来说，可能各国政府文件的表述今后会有一些调整或补充；但是我认为我国现行的《博物馆条例》基本和国际博协的定义框架是高度兼容的，不光是中国如此，绝大多数国家也都是如此。 新定义提案的一些词汇，可能不是我们常用的。但是我们在实践当中就是这么做的，而且做得不差。2021年5月24日，中央宣传部、国家发展改革委、教育部、科技部、民政部、财政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文化和旅游部、国家文物局联合发布《关于推进博物馆改革发展的指导意见》，强调人类文明交流互鉴、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强调多样化等等，这些都和提案内容是相通的；包括可持续、碳中和等观念，我国博物馆事业可以说和国际同步。 国际博物馆面临道德伦理挑战 读+：请谈谈博物馆的职业道德标准修订，博物馆在这方面面临什么挑战？ 安来顺：从1986年到2004年的职业道德更多是在约束博物馆从业者个人的行为，2004年以后的方向是要调整博物馆机构的职业道德，要调整博物馆与外部的关系。不同的办馆主体有不同的利益诉求，比如，一个私人收藏家要把自己的收藏转化成一个博物馆，这意味着他要让渡出自己的所有权，要让自己的私人物品进入公共文化领域，这里头会有一些冲突，如何处理？ 另外，现在越来越多的博物馆要面对赞助、创收等经济行为，如何保持博物馆在文化上、在学术上的完整性和独立性，这也是一个新问题。像卢浮宫和道达尔能源集团之间的商业合作被曝光之后，只好暂时搁置。 还有就是社会的文化多元性，特别是涉及一些可能敏感的文化问题。比如前一阵一家画廊展出的作品被认为可能有损亚洲女性形象。 此外，博物馆怎么把这个资源和老百姓去进行分享，也是一个问题。职业道德准则的一个核心内容就是，博物馆就其本质而言是一个公共信托机构，扮演的是管理者的角色，博物馆的文化财产其实是属于社会公众的。 另外还有新技术的挑战，数字技术给博物馆带来了很多便利，同时也带来伦理上的挑战，比如博物馆数字产品的知识产权问题、非互联网活动用户的数字鸿沟问题、观众生物信息的采集和使用问题等等。几年前，大英博物馆观众要到某个展厅拍照，博物馆打算收费，这也面临争议。 读+：我注意到，国际博物馆界的潮流是重视伦理，特别是对文物来源问题，有没有可能利用这股潮流，促成我国文物回归？ 安来顺：这是现在关注的一个热点问题。中国最近这些年在这方面有很多成功的案例。比较可圈可点的是依靠民间力量努力，最后政府出面，完成返还；或者是有很确凿的法律证据，我们要求返还，这种情况我们是＂一打一个准＂，干得很漂亮。 同时，现在文物返还领域还有一些＂疑难杂症＂，许多文物流失海外流传了很长时间，证据链不是特别清晰，历史跨度很长，情况就比较复杂。 我个人认为，许多复杂的问题很难一夜之间彻底解决。在绝不放弃所有权和追索权的前提下，可以尝试不同方式渐次推进，最终达到返还的目标。例如，有些文物当然应该直接追索，如一时达不成共识，可以先推动长期借展，把它们运回来长期展出。还有一种情况，就是东西暂时拿不回来（包括长期借展），那么我们就可以运用国际博物馆职业道德准则的精神工具，敦促对方在阐释和展出这些文物时，充分尊重我们的民族精神诉求和文化立场，尊重我们对自己民族文化的解释权，而不能从殖民主义的立场出发。现在，去殖民化是世界文化遗产和博物馆界高度关注的议题，各国博物馆也在做着不同的探索，包括我前面提到的这些努力。 中国博物馆数量增长之快独一无二 读+：在国际博物馆协会中，中国的声音是如何体现的？ 安来顺：1983年，经文化部和外交部批准，中国博物馆学会正式宣布加入国际博协，这是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第一批加入的国际组织之一。 此后，中国博物馆界与国际博协的关系日益加强。在外交部和国家文物局的指导和支持下，国际博协中国国家委员会（中国博物馆协会）不仅代表中国博物馆界发出了自己的声音，还在组织协调国际交流合作中发挥了关键作用。同时，中国博物馆还跨越了自身的学术利益诉求，将视野和贡献延伸到不同博物馆专门领域、所在区域乃至整个国际博物馆社会的治理和管理。 在国际博协的最高管理层也就是执行委员会，我2010年当选执委，2016年被选为执行委员会副主席，2019年连任。根据国际博协章程规定，到今年8月我将完成在国际博协执委会连续四届、十二年的全部任期，衷心希望下一届的执委会中仍有中国人当选。近十几年，不少中国博物馆的代表进入国际博协各国际专门委员会、亚太地区联盟担任主席或其他重要职务。中国在国际博协有重要的话语权，我们的声音不仅代表了中国，也代表了很多新兴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其背后是我们国家综合影响力的增强和博物馆事业的快速发展。事实证明，中国在与国际博物馆的交流合作中是收益者，同时也是推动国际博物馆事业发展的贡献者。 2002年10月，国际博协亚太地区委员会在上海举行第7届大会，通过了关于博物馆与无形文化遗产的《上海宪章》，积极响应了国际遗产界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关注，这个文件在今天都很有影响。2010年，国际博协第22届大会在上海举行，大会主题是＂博物馆致力于社会和谐＂，也是当年国际博物馆日的主题，这个主题体现了中国的哲学智慧和中国的博物馆文化观，它至今仍被认为是国际博协最具代表性的文献之一。 读+：在国际视野中，中国博物馆处于什么位置，有哪些特色？还有哪些需要改进的地方？ 安来顺：中国博物馆所有与数量指标有关的增长之快，都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我们近些年来新建博物馆的硬件条件，可以说居于世界一流水平。这得益于来自不同方向的驱动力，首先是各级政府的高度重视。放眼世界各国，还没有哪个国家的政府如此关注于博物馆的建设和投资。这是第一个特点。第二个特点，是我们非文化文物系统博物馆的快速增长，包括不同行业的博物馆、非国有的博物馆异军突起，文物、文化系统以外的博物馆的比例不断增加。第三个特点，中国非常重视＂社会使命型＂博物馆的建设，这与西方博物馆一些博物馆主要源于收藏有很大不同，我们有些博物馆可能就是从零收藏开始的，因为有＂社会使命驱动＂。 这些是我们的特点或者说优点，但同时也可能会带来一些问题。我们政府管理博物馆的色彩特别浓重，此消彼长，如果我们光是强调政府这一方的力量，可能会多少制约博物馆行业自身、博物馆所服务社区的积极性，可能影响博物馆活力。我们要建设一批世界一流博物馆，这毫无疑问是重要的、必要的，因为这是我们国家博物馆文化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尺。同时也应注意到，这并不是中国博物馆事业高质量发展的全部目标，因为我们很难说不足5%的大型博物馆的繁荣，就代表了整个6000多座博物馆的繁荣。也就是说，我们需要对大型、超大型博物馆的锦上添花，更需要对基层、中小规模博物馆的雪中送炭。博物馆运行需要经费和专业人员，非文化文物系统的博物馆在体制机制的制约不是个别现象。 还有就是需要对博物馆神圣社会使命的再确认。我个人的观点是，一个国家举办博物馆的初衷，不是简单地希望恢复、重建昨天某个封建王朝＂盛世＂，而应该是留存既往和启发未来。要特别注重挖掘藏品对于当代有意义的历史价值、艺术价值、科学价值、社会价值和精神价值，帮助今天的人们认识自己是谁，了解我们今天的文化历史是怎么来的，更主要的是在这些基础上如何进行新的文化创造，而不是停留在过去。否则将会减损近150年来博物馆专业化进程中所积累的成果。 对于那些馆藏资源不太丰富的博物馆而言，需要因地制宜、因馆制宜，必要情况下及时调整自己的收藏政策，不能总把目光盯着考古出土文物或者突然在文物市场＂捡漏＂。地方性的、中小型博物馆，只有和当地老百姓、当地社区建立起特别紧密的联系，这个博物馆才有可持续性。要注意收藏那些刚刚过去、稍纵即逝的历史，比如国家文物局现在强调的＂经济社会发展见证物＂，这些东西和老百姓的关系更紧密，是公共记忆的一部分。越来越多的地方博物馆尤其是中小型博物馆已经充分意识到这一点并且在采取行动。作为必要的补充，博物馆应注意以多学科的观点和方法，去深度挖掘自己已有的藏品，哪怕并不是＂明星＂文物，讲出一段段不同寻常的故事。 （长江日报记者李煦） 【编辑：郑晓晓】 更多精彩内容，请在各大应用市场下载＂大武汉＂客户端。